甘做「二傳手」的科學家

卞毓麟33歲那年，到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去執行任務，年輕戰士們渴望了解科學的神情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年，他發表了第1篇科普文章。之後的40年里，身兼天文學家和科普作家兩種身份的卞毓麟共創作和翻譯了30多部科普圖書，主編和參編科普圖書100多種，發表科普文章700多篇。他做過無數場科普講座，受其深入淺出學識影響的，不僅有校園裡的學生，公園裡的老人、孩子，社會上的白領，也包括像我國月球探測工程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那樣的科壇名家。

在上周六由上海市科協、中國科普作家協會、中國科普研究所主辦，上海市科普作家協會承辦的「加強評論，繁榮原創——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討會」上，從全國各地趕來的數百「卞粉」會聚於上海科學會堂盧浮廳，場面之火熱使工作人員不得不從場外搬來椅子給會場加座。整個會場一天未散。

中國科協黨組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徐延豪發表講話。上海市科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楊建榮，中科院院士、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理事長劉嘉麒，中國科普研究所所長、《科普研究》雜誌主編王康友在此次會議上致辭。

那麼，究竟是什麼成就了「卞毓麟現象」？這對當下中國的科普創作又有什麼樣的啟發？傾聽卞先生和他的同道、朋友、學生們的感言，也許可以窺斑見豹。

一名優秀星空嚮導的自我修養

在卞毓麟自己看來，高級科普講究的是科學性和可讀性兼容，科學普及在有了一線科學家這些「發球員」之後，還需要有出色的「二傳手」把接來的「球」到位地傳遞給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學與人文的結合顯得格外重要。他曾在2005年11月25日給《科學》編輯部原主任潘友星的一張紙條上就《科學》的「軟」「硬」問題寫了一句話——「內容無須軟，形式不能硬。」他也曾在好幾個場合表達過自己心目中最好的科普「應該讓人感覺不到科學在哪裡終了，人文從哪裡開始」。

借用科普大師阿西莫夫在其自傳《人生舞台》中用「鑲嵌玻璃」和「平板玻璃」對兩種寫作風格所作的比喻，卞毓麟傳達了自己對科普創作風格的選擇：

鑲嵌玻璃花妙，但是看不透裡面是什麼東西；平板玻璃則直白，彷彿不存在一樣，背後的一切卻都能讓人看得清清楚楚。

卞毓麟始終以質樸無華的態度讓自己的作品明白易懂，強調「科普決不是在炫耀個人的舞台上演出，而是在為公眾奉獻的田野中耕耘。」與會的年輕一代科普工作者在發言中數次提到卞老的這句話，上海天文館展示設計師、同濟大學天文協會創始人朱達一特別稱之為「一名優秀星空嚮導最重要的一條自我修養」，從中可見卞毓麟科普理念影響力之深廣。

1993年，卞毓麟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科學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單由科普作家來擔當》，以此呼籲科學界對科普問題的關注。

「科學+人文」底色上的科普創作

而卞毓麟的科普，又不僅僅是典型「科學家」式的。今年48歲的中國科普作家協會常務副秘書長、《科技日報》主任編輯尹傳紅37年前與卞毓麟因對阿西莫夫的共同興趣而相識相知。他在談卞毓麟的著作《追星：關於天文、歷史、藝術與宗教的傳奇》時認為，《追星》一直在做一個嘗試，就是「回到」過去，儘力去展現一個豐富多彩的發現過程，包括失誤和挫折；作者在創作中也力圖對科學發展的歷程作一些人文思考，而不是簡單地將一個個知識硬塊拋給讀者。比如《追星》第三章《近代天文學的曙光》在談到開普勒與第谷之間那種奇怪的「合作」關係時，有兩段十分精闢、傳神的敘述與評論：

「開普勒對第谷頗寄厚望。可是，他在第谷那裡的所見所聞，卻與始料相距甚遠。第谷對開普勒頗有戒心，生怕自己請來的助手最後成了一場重大科學競賽的對手。他不甘心痛痛快快地把畢生辛勞所得的精華奉送他人，所以只是零敲碎打地今天說出某個行星的遠地點數據，明天又提到另一顆行星的交點坐標。

兩個人都預感到前面會有更豐碩的成果，但是他們都無法獨自取得。因此，他們繼續步履艱難地互相配合。意味深長的是，這種並不十分和諧的合作卻成了體現近代科學精神——觀測與理論的對證和交融——的最早範例。」

尹傳紅表示：「品讀《追星》，不時會有一種很強的畫面感，這是書中貫穿的歷史和中西觀照使然。」

「請想想1萬年前吧：太陽早已落山，大地一片寂靜。這是一個無月的晴夜，遠處，近處，沒有一絲燈光……漆黑的天幕上群星璀璨；原始人驚訝地注視著它們：星星為什麼如此明亮，為什麼高懸天際，為什麼不會熄滅，為什麼不會落下……」

2011年上海市科普開放日活動中，在葡萄架下的復興公園草坪上，卞毓麟正是以這樣以別開生面的講述，開啟他的「追星之旅」主題講座。

對於卞毓麟科普創作的人文底色，朱達一也表達了由衷的讚賞。「我們看他聊霍金，絕對不會從黑洞著手。18世紀後期的湖畔詩人以及華茲華斯的樹林就成了故事開始的地方。說哈勃，好萊塢獲獎影片《一夜風流》的頒獎典禮則成了大背景……我們從人類文明的門口，被引入一座綴飾著璀璨群星的花園。人文、科學、歷史、藝術，全如此園中的壘石成山，星河作沼，巨鏡凌霄，而嚮導本人則對此園中的一花一景全然瞭然於心。」

抓新聞熱點，借媒體發聲

同行形容卞毓麟豐產常喜歡引用一個數字——他的科普創作已超過700萬字。但比起產量之「多」，卞毓麟自己更在乎質量之「好」。無論「多」還是「好」，都傾注了這位「星空嚮導」不懈的耕耘和奉獻。

上海市科普作家協會終身名譽理事長、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原院長楊秉輝說：「科普創作要『繁榮』，就要抓緊時間；要『原創』，就要博覽精思。卞先生對於科普創作的態度便是：『分秒必爭，絲毫不苟；博覽精思，厚積薄發』。這也很值得我們學習。」

上海市科普作家協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江世亮稱：「在上海、在天文學及其相關領域，卞毓麟就是我們許多媒體人的希望之星，『只要找到他，就能解決問題』已是上海科技新聞界很多記者編輯的共同感受。」而卞毓麟本人也有強烈的「抓新聞熱點，借媒體發聲」的意識。這除了反映在新聞事件發生後，他迅速的反應能力上之外，還體現在他主動約媒體溝通以澄清一些認識誤區上。

最典型的當數對2012年12月21日的所謂「瑪雅預言文明世界末日說」的解析。當年12月初的一次公開講演後，卞毓麟的手機簡訊、電話不斷，幾乎全都是媒體記者在追問瑪雅曆法和「世界末日」。對此，其實卞老師早有準備。早在2009年好萊塢科幻大片《2012》熱映時，他和一些天文學家就有預感：這個來自瑪雅曆法的「末日預言」肯定需要澄清，而天文學家應當承擔起這個責任。為此他在2012年12月之前就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精心準備了一個講演，為的就是把所謂『瑪雅預言』的真相呈現給大眾。他通過客觀、真實地介紹瑪雅曆法，讓陷入『末日錯覺』的公眾從誤區中走出來。

科普大家賈祖璋曾經說：「一篇好的科普作品，好像一曲清泉，一江碧水，涓涓不絕，潺潺東流。科學術語不能是阻擋流水的岩石，也不是激起漩渦的暗礁，而是水面的漣漪，往來的帆影；是落花飄蕩，鷗鳥沉浮，是大自然必須的點綴。」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社長助理、副總編楊虛傑表示：「卞先生的作品給予我們的正是如此的閱讀感受。」

「我們永遠也無法知曉，究竟有多少第一線的科學家由於讀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書，或某一篇文章，或某一個小故事而觸發了靈感；也無法知曉有多少普通的公民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對科學事業寄予同情……」在紀念享譽全球的科幻泰斗和科普大師文薩克·阿西莫夫逝世10周年的2002年，當卞毓麟特地譯出這篇1992年4月6日卡爾·薩根深情寫下的訃告全文時，這位阿西莫夫的研究者和作品翻譯者大概不會想到，後來他被人們稱為「中國的阿西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