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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興奮劑合法化

興奮劑難以禁掉


在當今越來越激烈的體育競技中,有一種東西讓所有運動員談虎色變,那就是興奮劑。被查出服用了興奮劑的運動員往往會受到嚴厲的制裁,或者罰款或者禁賽,但即便如此,體育界還是屢屢爆出興奮劑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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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16年初,俄羅斯網球美女運動員莎拉波娃就因為服用米屈肼(一種可以提高人體的攝氧量和耐力的藥品)被國際網聯處以禁賽兩年的處罰;2016年里約奧運會前夕,俄羅斯田徑協會大規模使用興奮劑的醜聞引爆全球,導致該國的田徑隊、舉重隊集體遭國際奧委會禁賽;里約奧運會中,曾經出過興奮劑問題的中國游泳選手孫楊被澳大利亞游泳選手霍頓辱罵為「嗑藥的騙子」,隨後,中國游泳選手陳欣怡又被查出服用了利尿劑……


為何有大批運動員甘願冒風險使用興奮劑?其實,在所有的比賽場上,運動員使用興奮劑在本質上都是出於相同的原因,即希望依靠興奮劑來奪取比賽的勝利。人類曾將奧林匹克運動的精神概括為「更高、更快、更強」,然而,在訓練水平高速發展、體育成績突飛猛進的今天,運動員要取得比賽的勝利已經越來越難,於是一些運動員便把希望寄托在了興奮劑身上。而且,如果職業運動員必須不斷挑戰並超越人類運動能力的極限,那麼使用興奮劑也是在所難免的。更為重要的是,現代競技體育已經具有政治化和商業化的特徵,在大型國際比賽中獲勝,運動員就可以一舉成名並帶來滾滾財源。所以,我們可以預見,在難以抗拒的榮譽和物質的雙重誘惑面前,許多運動員仍將繼續冒險使用興奮劑。


既然興奮劑事件將會屢禁不止,體育界人士又不得不糾纏到這個令人煩惱的問題之中,一些運動學領域的專家開始提出一種驚人的主張:承認運動員服用興奮劑的合法化,或許是解決興奮劑問題的一勞永逸的辦法。興奮劑也要合法化?這個觀點也未免太聳人聽聞了吧?!那麼它究竟有沒有一些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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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會減少麻煩


堅持興奮劑可以合法化的專家認為,在興奮劑越來越難以禁絕的今天,將其合法化不失為一個明智之舉。這樣做最顯而易見的好處就是,可以節約掉用於檢測興奮劑的人力物力,省去許多的麻煩。了解一下有關興奮劑檢測的知識,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這一點。


實施興奮劑檢查在各方面都是一件非常麻煩和困難的事情。比如,興奮劑及其代謝物的種類是很多的。自從國際奧委會醫學委員會1968年首次公布了禁用藥物(興奮劑)的名單以來,被禁用的興奮劑已經從當時的四大類8種藥物,發展到了今天的七大類100多種。要檢測100多種興奮劑,就要找到它在體內經過人體消化後排出的幾百種化合物。興奮劑的服用劑量本來就很小,要找到這些化合物,相當於在一個游泳池裡倒了一匙鹽或糖,最後還要把它化驗出來,難度可想而知。又比如,興奮劑檢測是要有時間限制的,因為人的新陳代謝是動態的,興奮劑在人體內的代謝和降解時間有長有短,而且在各個時間段各種化合物的含量都不同。了解這一點後,運動員會想辦法規避,讓你檢不出來。比如,曾經創造過中國田徑神話的馬家軍就是此中高手。作家趙瑜在報告文學《馬家軍調查》中刪除的一個章節《藥物重創馬家軍》中曾介紹道,馬俊仁用藥就很會「掐時間」:興奮劑提前多少天吃,藥力正好在運動場上發揮作用,打完比賽去尿檢又不超標,這差半小時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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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檢測興奮劑需要購置大量高新技術儀器和設備、建立專門的興奮劑檢測實驗室、聘用和培訓大批掌握檢測分析技術的專業人員,耗資驚人。早在1988漢城奧運會的時候,每位運動員的興奮劑檢測費用就已經約是1800美元,僅僅舉辦一屆奧運會,需要檢測的運動員人數就有數千,這的確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比如,在中國反興奮劑管理中心,檢測一次「促紅細胞生成素」(一種增加紅細胞數量,促使肌肉更有勁的興奮劑)的費用超過1000元,中心的300餘名檢測員每年要完成12000例左右的檢查,由於經費不足,其中大約8000例需要政府資助。由此可以設想,全球每年用於各種賽事中無數運動員的檢測經費加起來,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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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糟糕的就是,雖然花費了大量金錢,但興奮劑檢查常常效率低下,起不到作用。原因有兩個。一方面,運動員會竭盡全力與檢測機構鬥智斗勇。不管檢測機構找到如何行之有效的方法來揪出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運動員總會找到避免被檢測出來的方法,馬家軍就是一例。另一方面,興奮劑的檢測要永遠落後於興奮劑的發明。對於某種興奮劑來說,要納入國際興奮劑檢測的範圍之內,必須在該藥品發明之後,被大多數人使用,並傳到了相關國際反興奮劑組織的耳朵里,才會去研究要不要作為禁藥,並尋找如何檢驗它的可靠方法。這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等到該興奮劑終於納入了反興奮劑組織的禁藥名單了,那些服用的運動員也許已經功成名就,可以退役了。比如,美國自行車名將阿姆斯特朗就說過:「不用興奮劑不可能贏環法自行車賽,在自行車賽中,興奮劑『文化』是一直存在的。」但實際上,在他贏得了7個環法冠軍頭銜之後,反興奮劑機構才有所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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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反興奮劑運動中就出現了一種奇葩的現象,一項賽事的興奮劑檢測可能會拖很多年,比如,國際奧委會自2004年雅典奧運會開始,每屆奧運會的樣品將被保留8年,一旦有成熟的檢測新方法便可以隨時重新檢測樣品,從2014年索契冬奧會開始,樣品保存時間又被延長至10年。如此一來,不僅檢測員要折騰,運動員也將長期不得安心。

合法化對運動員也有利


這樣看來,興奮劑合法化確實能夠減少政府和體育組織機構的大量麻煩,但如果任由興奮劑泛濫,會不會毒化競賽氛圍、危害運動員健康呢?一些專家認為,其實,興奮劑的危害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還可以對運動員有一些潛在的好處。


首先,興奮劑合法化可以讓運動員更加安全。現代體育競技之所以禁止使用興奮劑,第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認為這些興奮劑會對身體造成不良反應。比如,合成類固醇將會導致痤瘡、加速衰老並影響情緒,促紅細胞生成素會引起血壓升高、眩暈、噁心。這些興奮劑的確會對人體造成潛在的副作用,但它們也是藥物,只要使用得當,是可以利大於弊的。比如,醫生可以用合成類固醇來治療削瘦的癌症患者或艾滋病人,以幫助他們恢復因疾病而失去的體重,而促紅細胞生成素也可以用來治療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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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情況是,大部分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既缺乏對興奮劑利弊的深入了解,又由於害怕被媒體曝光而不能請教專業醫生,從而遭受不良反應困擾。如果興奮劑可以合法使用,運動員就可以向專業醫生諮詢相關事宜,了解多少劑量能使興奮劑作用發揮到最大,多少劑量會損害身體,而不是盲目聽命於那些沒有醫學背景的體壇領導或者經紀人。而且,考慮到科技發展的規律,如果興奮劑可以合法化,那麼它在未來必定將朝著效果越來越好、副作用越來越小的方向發展。能帶來最優效果的興奮劑將會暢銷,更多的醫用體育研究也會展開,進而使興奮劑更加安全、有效。


其次,興奮劑合法化可以從某種程度上增強體育競賽的公平性。體育中,所謂的公平就是指運動員的機會均等,外界不能偏袒或者遏制每一位運動員。人們常說興奮劑會使一些運動員成績更好,危害到比賽的公平性,但現實情況是,不管禁令如何嚴格,興奮劑總是會有人用的,而且在比賽中使用了興奮劑的運動員也總有機會逃過檢測機構的「眼睛」,那麼興奮劑禁令就使得這些逃過檢測的運動員受到了偏袒。如果讓興奮劑合法,大家都可以放開了吃,那麼體育競技是不是更公平一點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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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別忘了,有些運動員是擁有與生俱來的基因優勢的。比如曾多次奪得奧運會冠軍的芬蘭滑雪運動員伊爾洛·曼迪雷塔,在1960年到1972年的冬奧會中,曼迪雷塔共贏得7枚獎牌,成為最優秀的滑雪運動員。但是,科學家之後發現他在某一方面存在基因突變——身體里紅細胞數天生過高,是常人的1.65倍(在體育競賽中,運動員表現的優劣與機體運輸氧氣到肌肉的能力有關,紅細胞具有運輸氧氣的功能,因此,紅細胞數越多,運動員表現更好)。曼迪雷塔的基因突變使他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具有了先天的優勢,在同等訓練強度的情況下,其他運動員依然是無法與曼迪雷塔競爭的,所以他們或許只能通過後天的方法來提高身體的紅細胞數量,比如輸血、外科手術、吃富鐵的食物……或者服用興奮劑。在這種情況下,興奮劑合法化或許反而能給他們提供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


當然,人們可能會質疑:這樣一來,體育比賽所展現的還是運動員的「真實水平」么?很顯然,如果興奮劑合法化,那麼運動員比拼的將不僅僅是自己的競技技能,可能還要比拼身後醫藥團隊的生物學、醫學水平。但競技體育發展到今天,賽場上所比拼的早已不限於運動員的身體水平了。田徑運動員穿上了更有彈性的鞋子,游泳運動員穿了減少水流摩擦的「鯊魚皮」泳衣(2000年悉尼奧運會,伊恩·索普穿著「鯊魚皮」泳衣一舉奪得3枚金牌,使得「鯊魚皮」泳衣名震泳界),所以,運動員是可以藉助外力的。如果非要追求運動員的純粹的「真實水平」,恐怕所有的醫學、生物以及物理手段都不能用於賽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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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劑合法化對大眾有何影響?


興奮劑合法化對於大眾來說或許也有好處。比如,這可以增加比賽的趣味性。允許興奮劑在體育中使用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可以使比賽更加有趣,尤其是對於體育迷來說!誰不期待看到他們支持網球選手發出時速超過250千米的快速球呢?亦或想看一看博爾特磕了葯之後能不能將百米成績跑進8秒?對於體育迷來說,普通的比賽只會讓他們昏昏欲睡,只有當非凡的運動員做一些超越人體極限的壯舉,我們才會覺得體育競技比電影、娛樂綜藝節目更有趣。


又比如,興奮劑的合法化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無論票價或者付費網路直播多麼昂貴,我們依舊會願意花大價錢去觀看最優秀運動員的比賽。而興奮劑的使用可以滿足我們的慾望——它使比賽具有觀賞價值。另外,生物醫藥公司也許會賺得更多,生物學博士也許會更容易找到工作。


所以,主張興奮劑合法的觀點雖看似荒唐大膽,細想一下卻也有些道理。當然,更多的專家和科學家仍然認為這違背了倫理道德,持反對態度。不過,他們也承認,現在的反興奮劑技術與政策,離實現「無興奮劑」比賽的目標還差得很遠很遠。既然如此,讓興奮劑合法化也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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