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文：以後就跟這個破廠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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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昆明這個城市的了解，不出位於環城南路的雲南紡織廠廠區周圍方圓兩三公里的範圍。雲南紡織廠，廠里的工人和家屬，以及周邊的市民都習慣把它簡稱為「雲紡」。後來廠子經歷改制、改名，但在人們提及它的時候，還是說「雲紡」。

三歲多的時候，因為爸媽離婚，我跟著媽媽搬到了位於西嶽廟的雲紡廠區宿舍，和另外一位青年工人合住。樓下的廚房兩家共用，我和媽媽住在樓上不到20平米的房間。屋裡沒有自來水，街道的公用自來水龍頭平時被一個鐵皮箱鎖住，定時開放。媽媽常常在晚飯過後搬出凳子和臉盆，坐在屋門口的水井邊，借著月光洗衣服。

到了該上幼兒園的時候，我順理成章地被送進了位於書林街口的雲紡幼兒園。因為是工廠子弟幼兒園，老師和家長、家長和家長都是熟人，相互知根知底，環境單純而封閉，人與人之間幾乎沒有什麼隱私可言。那個年代，單親的家庭似乎不多，媽媽花了很大的力氣來保護我免遭欺負。

幼兒園的很多活動是和工廠互動的。比如春遊，廠里給派車；比如慶祝兒童節，服裝和道具是從廠里借來的，而節日匯演的場地就在工廠禮堂。有一年兒童節，我參加了一個集體舞節目表演。上台一看，台下有不少熟面孔，都是媽媽科室的同事。一位阿姨舉著相機站在台下，追著我拍照片。實際上在很多時候，子弟幼兒園辦活動，既是給子弟辦的，也是給工人辦的。

早年的雲紡，有上萬名職工，配備從幼兒園到高中的教育系統，有規模堪比一家小型醫院的「醫務室」以及圖書館、電視台、禮堂、食堂等等與日常生活有關的機構設施。那是一個龐大的體系，也是一個獨立的小社會。

雲紡是個老廠子。追溯雲紡的歷史，可以倒推回民國時期。龍雲主政雲南期間，繆雲台在地方興辦了一系列工礦企業。雲紡的前身裕滇紗廠便是由繆先生一手創建的。我的外婆解放前就在裕滇紗廠工作，80年代才從雲紡退休。所以嚴格來說，家裡從媽媽一輩開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雲紡子弟了。媽媽小時候常常和小夥伴們在廠區露天堆放的一人多高的棉紗包之間嬉戲打鬧，沾一身棉絮回家，讓外婆很不高興。到了我這一輩，已經見不到這種露天堆放的棉紗包了，我的遊戲場，轉到了廠房裡。

媽媽是知青，下鄉8年，於70年代末期通過招工進入雲紡工作。她所在的部門，是廠里技術科下屬的檢驗室棉檢組，負責檢驗棉條、棉紗。檢驗室的工作有一定的技術含量，沒有車間里整日不停的嘈雜噪音和棉花粉塵污染，也不需要24小時白班、中班、夜班三班倒，是廠子里很多人都羨慕的地方。

偶爾，媽媽會帶沒人照管的我一起上班。走進廠房大樓，沿外樓梯上二樓，從樓梯間進入車間的每一個入口都掛著又厚又重的棉簾。掀開棉簾，機器的轟鳴聲和棉絮特有的乾燥香氣撲面而來。女工們戴著圓筒形的白布帽子、白口罩，系著白圍腰，在機器之間穿梭。我問媽媽，為什麼上班要戴帽子呢？媽媽說，一方面是為了安全考慮，曾經有蓄長發的女工上班時不注意，一把頭髮被帶進機器，險些沒命。其次，也是為了產品質量，頭髮等雜質落到棉紗中，織出來的布就次了。

在雜訊中穿過巨大的車間，一座寬敞的玻璃房子坐落在廠房最靠里的位置。房間里燈火通明，擺放著烘箱、天平等設備，這就是檢驗室的工作間。玻璃牆和彈簧門阻隔了噪音，在這裡工作的檢驗員在穿戴上與其他工人有些不同。她們也戴白帽，但基本不戴口罩，也不系圍腰。房間的最裡面，用木板隔出了一個小小的衣帽間，每個檢驗員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小柜子，用於擺放自己的個人物品和工作服。

剩下的空間，一側是各種檢測設備，另一側是一溜七八張辦公桌。因為檢驗工作後期涉及大量的數據計算，辦公桌上往往還放置著算盤或者計算器。媽媽就在工作中練出了一手驚人的珠算技藝。

讀初中時，我在學校里獲得一個「學習委員」的「官銜」，每學期都需配合各科老師統計考試分數。全班每個科目的總分、平均分，每位同學的各科總分、平均分……我按計算器按得眼花手軟，媽媽取出算盤，先啪啪甩兩下正位，隨即噼里啪啦一陣木珠亂響，加減乘除很快搞定，並且從無差錯。

媽媽是檢驗室的生產組長。她的頂頭上司，技術科的秦科長，是一位上海老人。聽媽媽說，秦科長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紡織專業大學生，正兒八經的行業專家。秦科長身量頎長，頭髮花白，說話帶有軟而斯文的江南腔調。他不僅技術過硬，為人也很嚴謹，在工人們中間威望極高。帶著幾分敬意，大家都叫他「老秦工」。

早年，廠子里有非常嚴格的勞動紀律，除了不允許遲到早退、離崗脫崗，也不允許非工作人員進入工作場地。但工人家庭，總會遇到孩子沒人照看的時候，因此廠子里總少不了工人子弟的身影。

有一次，我在玻璃房子里玩了一天，下午快下班時，遇到老秦工來查崗。一位阿姨忙忙地跑進來，招呼我：「快點快點，老秦工下來了，快躲起來。千萬別讓他看見啊，不然要扣媽媽工資了。」我緊張得心撲通撲通直跳，立刻鑽到一張中通的辦公桌底下，大氣也不敢出。不一會兒，老秦工走了進來，轉了一圈，又站住簡單交代了幾句話，便往外走去。我從桌下望出去，看著他從近及遠，快到門口了，突然一回身，眼睛正正對上了我的目光。糟了，我想，這回被抓到了。沒想到他嚴肅的臉上微微鬆動了一下，什麼也沒有說，背著手走了出去。多年以後，回想起這位嚴謹的老人在那一瞬間不經意顯露出的無言溫情，我仍能感受到心口的暖意。

90年代初，我到了上學的年齡。作為雲紡子弟的我，應該到子弟學校報名了。不過媽媽好像並不這樣想。她開始表現出一種焦慮，四處託人打聽普通社區小學的招生信息。「上子校，以後升學怎麼辦？」媽媽對朋友說。

因為雲紡子校的存在，普通的社區小學都不招收雲紡的工人子弟。但不只是媽媽，家裡有同齡小孩的工人們，也在想盡辦法讓孩子入讀社區小學。那個時候，工廠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企業效益不好，一些非生產性的附設機構，從過去的福利變成了現在的累贅。拿雲紡子校來說，它的高中部已經撤銷了，剩餘的小學部和初中部師資不佳，教學質量也非常不理想。再加上小升初是校內直升，工人們都不願意把孩子耽誤在這裡。

在媽媽的努力下，我隱瞞了雲紡子弟的身份報名，以「議價生」的身份進入了一所普通社區小學，第一次接觸到工廠圈子以外的老師、同學和學生家長。

有意思的是，在開學之後不久，我又陸續在校園裡遇到了幾個幼兒園時期的小夥伴。我們故作深沉謹慎地相互招呼，好像分享了一個叫「原來你也在這裡」的小秘密。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廠里要蓋新房了。沒有參與過福利分房的人都有資格申請新房，我們家也在分房名單上。這意味著我們即將告別與人合住的日子，媽媽的喜悅表現得很明顯。

新房的選址，在工廠背後，緊鄰螺螄灣批發市場。那裡原來是一大片農田，叫做「八畝地」。在新房動工的同時，地基附近也蓋起了幾溜平房，給等待分房的職工們做過渡之用。因為是臨時建築，房子蓋得簡陋，沒有衛生間，要方便只能上公廁去。住戶們就地取材，在公廁周圍開闢出大大小小的菜地，種上辣椒、白菜、豌豆，甚至還有人種了葵花。葵花成熟時節，很多住戶都能獲贈大餅大餅的葵花籽。

這一批和媽媽一起等待分房的工人們，大都是30來歲的年輕人，不少家庭中都有和我年紀相仿的小朋友。孩子們常常結伴在農田裡瘋跑，或者互相串門，玩得忘記時間。炊煙升起，各家父母便在幾排平房的通道口大聲招呼：「格玩夠了，快點回來吃飯啦！」

有時媽媽來不及做飯，就從職工食堂打現成的飯菜回來。食堂的米飯散而硬，不大好吃，但菜做得還算可口，價格也實惠。記得很長一段時間裡，雲紡職工食堂的飯菜票是可以代替貨幣在周邊流通的。在廠子附近的小賣部買個冰棍，在燒烤攤吃燒豆腐或者烤魚，都能用飯菜票支付。

小平房條件簡陋，人情味卻很足。鄰里之間相互幫忙接送孩子，照看著吃個飯過個夜，那是很平常的事情。誰家有什麼好事，也都會讓大家一起沾沾光。

有一次，媽媽的同事小李阿姨在單位參加義務獻血，作為鼓勵，廠里不僅發了獎金，還發了好些紅糖和雞蛋作為慰問。周末，小李阿姨在家煮紅糖雞蛋，招呼鄰居們去吃。我正在附近玩耍，也被她牽進了屋，不一會兒就有兩個紅糖雞蛋煮好端給我。我胃口小，小聲說一個就夠了，小李阿姨卻說：「吃得掉吃得掉，才兩小個雞蛋。」轉身招呼其他人去了。

吃完一個，我覺得自己已經很飽了，剩下的一個怎麼辦呢？四處看看，好像沒有人注意我，於是我悄悄把剩下一個雞蛋的碗往桌邊一放，扭頭就跑回了家。好笑的是，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很忐忑，擔心小李阿姨找媽媽告我的狀，也很牽掛剩下的雞蛋最後到哪裡去了。

我們在這片小平房裡「過渡」了三年，在我小學畢業前夕，終於搬進了樓房。那時候已經是90年代後期。而這也是雲紡最後一次為職工集中建房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國有工礦企業改制的風聲吹進了雲紡，工廠不再是鐵飯碗。破產、下崗，這些意味不祥的詞語，開始出現在工人們的日常談話中。

廠里的電視台節目單調，最重要的（似乎也是唯一的）一檔原創節目，是傍晚的「雲紡新聞」。有一段時間，每天的新聞里都有「某地某廠某時砸錠若干」的消息。看著畫面上滿地狼藉的砸錠現場，我覺得很不解。紗錠和棉錠，是工人子弟最熟悉不過的東西。在大人的教訓中，我們都知道這是工廠的財產，是要用來搞生產的，為什麼要破壞掉呢？我那時不知道，作為雲紡子弟，我正在經歷著全國紡織行業的轉型。而雲紡，作為一家老牌紡織企業，捲入時代的浪潮，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轉型的第一波，是股份制改革。廠里要搞股份制，動員職工們出資認購股份。那時候股票在國內出現還沒有幾年，在觀念保守的工人中間，有相當一部分人將股票與「投機」聯繫在一起，認購不大積極。

廠里開了幾次職工大會，做了大量宣傳。回想媽媽的隻言片語，當時說服她掏出6000多元的「巨款」去買廠子股票的，大概有這麼幾個原因。「廠里宣傳說，大家都是工廠的主人翁，買了股票，以後就是股東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還說，這是內部股份，不會在市場上交易，所以沒有風險。」一位廠領導的妻子與媽媽相熟，知道她不想買，就說：「莫憨啦，當然要買。不怕得，這是好事。每年拿拿分紅，很快也就回本了。」

媽媽認購了股份，卻顯然並沒有把這次改制當成一件很要緊的事。拿媽媽的話來說，「股份制就是花錢買了一個『小本本』（股權證）。」

對於工人們來說，他們似乎不習慣也不願意從宏觀上去理解工廠在生產、經營決策層面的事情。大家將廠里發生的所有變遷都簡化為自己的生活變動，以此來判斷這樣的變遷是「好」還是「不好」。

股份制改革之後，紡織廠更名為宏華集團，開始發展「多元生產」，兼并了昆明蓄電池廠等一批企業。紡織生產規模越來越小，工人的去留問題被擺到了台前。

首先是「鐵飯碗」真的沒有了，工廠與全體職工統一簽訂勞動合同。很多老職工對此都有看法，私下議論，所謂「合同制」就是為了找到「趕人」的借口。「白苦了那麼多年，到時候說是合同到期，不跟你續簽咋個辦？」抱怨歸抱怨，周圍也沒有聽說誰拒簽了合同。

為了分流職工，廠里還出了非常寬鬆的「內退」政策。一些女工參加工作早，人也就40出頭，卻已經有20幾年的工齡。按照廠里的規定，她們可以辦理「內退」，由工廠按月發放比正式退休工資要低的「內退」金，直到達到法定的退休年齡。

還有一種是「買斷工齡」，由工廠支付一筆錢，「買斷」職工與工廠的勞動關係、福利關係，任由職工自謀生計。比起「內退」，「買斷」是更為徹底的了斷。作為一名工人曾經所固執珍惜一切：身份、工齡、勞動關係，都終結在這幾萬元的補償款里。對於一直生活、工作在工廠里的人來說，其實很多都不能想像在外面的世界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很多人就此離開了工廠。媽媽也辦理了「內退」。

與工廠生產的逐漸消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牆之隔的螺螄灣市場的極度繁榮。這個形成於80年代的小商品批發市場，經過近1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彙集服裝、鞋帽、紡織品、禮品玩具等等品類的綜合性市場，成為雲南省最大的小商品批發交易區。

螺螄灣發達的商貿氛圍，當然也引起了雲紡管理層的注意。他們決定將紡織廠房整體搬遷至市郊。因為路遠，廠里還開了一段時間的交通車，專門接送工人上下班。

原廠區經過改造，開闢出建材、襪子、服裝、禮品、文化用品、家用電器、小商品等幾個交易區。那恐怕是雲紡最熱鬧的幾年。廠區里熙熙攘攘，每一個角落裡都穿梭著各種滿載貨物的運輸工具和提著巨大購物袋的小商販。而且，這個以批發為主的市場並不拒絕零售。相對低廉的價格和豐富的品種，吸引了很多市民到這裡日常採購。讀初中的時候，我有了零花錢就喜歡去市場亂轉，買好看的文具或閃亮的小首飾。

似乎也就在那幾年間，雲紡幼兒園、子弟學校、電視台、醫務室陸續消失了。轟鳴的機器、戴著白帽子的紡織工人也消失了。在廠區里，已經完全沒有了曾經的紡織企業的影子。

而我作為一個雲紡子弟的故事，也接近尾聲了。

2009年，我大學畢業回昆明後一年。有消息說螺螄灣要搬遷了，按照政府規劃，遷往市郊新建的大型綜合性批發市場。新市場保留了老市場的品牌名稱，叫做「新螺螄灣」。老螺螄灣市場被要求關閉，雲紡市場除建材交易區外，也要關閉。臨近限期的那些天，一些商戶的情緒激動，他們有組織地集中，向管理方、向政府提出抗議，卻在強勢的行政手段之下被迫遷出。

在強制搬遷前的一個周末，我穿行在廠區的主路上，一個黑衣的青年男子手裡拿著一摞抗議傳單，邊走邊撒，滿臉怒意。

那是雲紡的又一個轉折點。十多年的熱鬧一朝退去，廠區變得空前蕭條。後來的幾年間，雲紡又陸續開展了幾個新的商貿項目，比如東南亞商品城、珠寶交易中心、國際商廈等等。然而受電子商務潮流衝擊，這些新開的實體項目一個都沒有能夠重現過去的興盛繁忙。

2012年，廠里貼出通知，說是企業引進了一家投資者，要回收職工手中的企業股份。對方給出的收購價遠遠高出預期，平均每人都可以通過退股拿到數萬元現金。熟識的老工人們奔走相告。

當年股改，很多工人都是抱著「不得不」的心態勉強參與，十幾年間，似乎也沒有體會到多少「股東」的榮譽或者「好處」。消息一出，沒有人計較這十幾年中貨幣貶值了多少，大家都對這突如其來的好事充滿感激。「雲紡的老工人真是可憐，好幾個人說這輩子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多錢啊！」從銀行回來，媽媽又喜又嘆：「以後就真的跟這個破廠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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