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舟：從瓦姆到威猛，中國八十年代身體政治的一個唇印

文 | 張曉舟

喬治·邁克爾去世，旅居美國的作家張辛欣在微博上貼出一篇1985年4月8日紐約時報對威猛樂隊北京音樂會的報道——《搖滾樂第一次來到中國》（記者 John F. Burns），並發問：「那一年你在哪？在做什麼？」她說自己：因「精神污染」寫作，大學不得分配工作，沿大運河騎行。

紀念喬治·邁克爾，不僅僅是在緬懷流行音樂的一段傳奇歷史，遠不僅僅是老炮的青春懷舊，我們不妨藉此來追溯八十年代中國當代歷史轉折的社會文化脈絡。當年的大學生張辛欣作為小說先鋒，付出的代價是失去分配工作的機會，而她對此的回應是沿大運河騎行——典型那個年代的豪情：戴著鐐銬跳舞，籠中鳥衝天而起。

紐約時報精準把握到那場劃時代演出的政治背景，指出威猛捲入了「一場意識形態辯論」，涉及到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鼓勵外國投資和私營經濟，以及文化層面上如何面對西方的影響。紐約時報提到了「精神污染」——因此，張辛欣也提到了「精神污染」。不過，「清除精神污染」發生在1983年，只持續了不到一個月，就被胡耀邦及時叫停。

1983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文章，指出：不能把燙髮、穿時裝、跳集體舞視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這篇文章是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寫的。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報、新華總社和廣播電視部的領導談話。胡耀邦談到：「小平同志講話中對什麼叫污染，怎樣清除，講得很清楚，講的是清除思想戰線上的污染，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興趣愛好上面去了……如果不注意，我們就可能發生偏差，或者又是擴大化，引起思想混亂，使我們的工作受到損失。」「思想戰線」和「生活方式和興趣愛好」被加以區分，於是，經過1983年的嚴打和清除精神污染兩個「運動」之後，大眾文化重新反彈，流行音樂井噴，1984，在這個奧威爾的啟示錄年份，中國終於煥發出一種相對自由的氣息。這一年國慶遊行，北大學生自發即興打出「小平你好」標語。我一位好友當時是初中生，她回憶1984年國慶當晚，他們一幫同學在廣場紀念碑下，望著星空齊唱《祈禱》，那是一首日本古曲改編填詞的台灣流行歌，高勝美的版本當時流傳入大陸，又被不少大陸歌手翻唱，歌中唱到：「讓我們敲希望的鐘呀，多少祈禱在心中……」

《九州方圓》歌曲合集

這一年，央視電視晚會節目《九州方圓》推出國慶獻禮片，破天荒地用流行歌曲而不是主旋律紅歌來獻禮——雖然這些歌洋溢著一股接近主旋律的勵志氣息，但在那個上下同心充滿希望的時候，勵志歌曲更為紅火，《九州方圓》十三首歌合輯，除了一首是日語改編外全是原創，而這唯一的改編歌曲《夜色闌珊》恰恰是最流行的，周峰演唱的《夜色闌珊》讚美了深圳的夜色，展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由燈光和汽車、由迪斯科肢體與性感男聲交織在一起的城市新感性，而這，與威猛的世界越來越近了。

威猛的經紀人貝爾用一年半時間來華十多次，據說和各路官員吃了一百多次飯，但假如不是恰好遇上1984年的某種「解凍」氣候，他後來的回憶錄也許只能寫成《舌尖上的中國》。

儘管已經有紀錄片為證，但《紐約時報》的報道還是作出了很好的補充。例如提醒我們：主席台上坐著蕭華上將。演唱會之後四個多月他就去世了，比起其他共和國功勛將領，蕭華將軍的一生多了一個不平凡的經歷：在生命的最後時期，他看了共和國的第一場正式的（西方）搖滾演出。

威猛樂隊北京演出現場

《紐約時報》還進一步指出了工人體育館的權力空間：除了官員的「主席台」，中國觀眾和西方留學生也被劃分區域。儼然華夷有別，不得雜處。就像人民幣和外匯券的貨幣雙軌制，就像友誼賓館的外國人派對，中國人一般不得進入（但崔健劉元們有辦法混進去）。而警察對中外觀眾也區別對待，留學生在過道上起舞，但中國觀眾哪怕站起來都會被喝令坐下，以至於警察和觀眾不時發生摩擦，甚至外國留學生過來抗議警察。搖滾音樂會觀眾被要求老老實實坐下，時至今日也是常見的情形，2011年在威猛演出的同一塊場地，我在看崔健搖滾交響音樂會時，就被一位保安指著鼻子怒喝。另外，威猛的金曲《Love Machine》因為沒有通過審查而沒演，時至今日歌曲審查制度依舊如故，不管是滾石還是Metallica，總有些歌是不能演的。不管三十年後的中國發生了多麼天翻地覆的變化，有些基本的權力結構模式並沒有根本改變。

把威猛稱作「第一支來中國演出的西方搖滾樂隊」沒錯，不過，當年「搖滾」二字在中國遠遠沒有普及。然而第一個在中國舉辦流行音樂會的西方音樂人並非威猛，而是法國電子音樂家雅爾（Jean Michel Jarre），以及他的樂團（他當時還與中國的交響樂團和民樂團合作），他1981年10月在北京和上海舉辦了兩場歷史性的音樂會，但當時中國官方更多是將之視為「高雅音樂會」。有三部精彩的外國音樂家訪華音樂紀錄片，假如將它們與1975年安東尼奧尼那部在中國當時飽受批判的紀錄片相對照，能從中看到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進程。一部是由Murray Lerner執導的奧斯卡獲獎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扎特》，拍的是1979年小提琴大師斯特恩（Isaac Stern）的訪華之旅；一部拍的是1981年法國電子音樂家雅爾的中國之旅；然後就是英國著名導演林賽·安德森執導拍攝的威猛訪華紀錄片（但後來流傳的是樂隊的剪輯版，並非林賽·安德森自己欽定的版本）。從古典音樂，到學院與流行結合的「電子樂」，再到流行搖滾，這也是一個伴隨音樂逐步走向「現代化」的歷程，是一個中國人的身體與權力逐步協商和解放的歷程。

威猛二字在粵語里更夠勁

協商，而不是談判，或許我正是想用文字遊戲來點出一個商字——正是商業消費推動了身體與權力之間的協商，逐步解除了二者之間的對立緊張關係。威猛在廣州的音樂會，就比在北京要顯得自由寬鬆一些，尤其表現在觀眾的肢體語言上。這是因為廣州畢竟是國家開放的前沿大門，在1985年，流行音樂在廣州早已無孔不入，完全進入消費領域，音樂茶座乃至歌舞廳應運而生。並且，廣州處在香港粵語流行音樂的「殖民」之中——準確地說是「殖民之再殖民」，香港是歐日美的「音樂殖民地」，廣州則是香港的「音樂殖民地」：Canton Pop之同步同化，1985年正是譚梅張（譚詠麟、梅艷芳、張國榮）如日中天，這一年年初，梅艷芳的大熱唱片《似水流年》，開首就是威猛的《Careless Wisper》改編的《夢幻的擁抱》。也就是說，威猛在深受香港潮流影響的廣州，知名度要明顯高於在北京。成方圓中文翻唱威猛（一共四首，其中《Careless Wisper》改編為《心碎》），乃是威猛經紀人主動無償放棄版權的另類宣傳推廣方式，而梅艷芳翻唱威猛，則是唱片工業的正常商業機制。

成方圓翻唱威猛作品

Wham!在北京最初被翻譯成「瓦姆」，硬邦邦像一個可以用來砸狗的冬天的饅頭，沈黎暉便是因為對這個名字無感，而拒絕了老爸好不容易給他弄到的票，過後才後悔不已。奇怪的是，一開始Wham!在北京是以「瓦姆電子樂團」（以當時的狹窄認知，「電子樂團」實際上指的是電聲樂隊）之名宣傳，但最後的演出海報卻改為「威猛」，並且海報上的字全是繁體，喬治·邁克爾也是香港譯法：佐治米高。從瓦姆到威猛，譯名之變，恰好反映了被Wham!所見證的中國人身體語言復甦和解放的歷程。

英國詩人斯蒂芬·斯彭德和繪畫大師大衛·霍克尼1981年有過一次官方接待的中國旅行。斯蒂芬·斯彭德後來出版的日記記述了大衛·霍克尼1981年6月6日在桂林觀看的一場音樂會。節目是《跳蚤之歌》《老人河》和一些南斯拉夫歌曲，以及《卡門》中的《鬥牛士之歌》，還有一些中國少數民族歌曲。霍克尼認為整場演出最優秀的是一位女鼓手，除了打鼓之外，她並沒有流露出什麼感情，霍克尼說：「一般來說，鼓手都是瘋狂的。他們需要為演出帶來有震撼力的鼓點和節奏。但這位鼓手完全沒有感情，這真讓人驚異。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霍克尼不無諷刺地說：「她在紐約哈林區會很受歡迎；這對那裡的人來說會是一件新鮮事。」

當然，完全逃避感情地、不動聲色地演奏，正是有的不落俗套的前衛音樂家有意為之。不過，在中國當時的語境下，那就是典型的從身體到情感的封閉。斯特恩1979年在中國所作的音樂指導，與其說是音樂技巧上的，還不如是一種情感教育。而1981年在雅爾的音樂會上，主持人不單要在每首曲目演出前對該曲目做戲劇性和視覺化的講解，甚至要引導觀眾：「請觀眾朋友伴隨雅爾先生的音樂熱烈地鼓掌。」被規訓的身體，依舊需要規訓者的引導，才能有所動作——但這種動作，僅限於保持坐姿鼓掌。

在桂林音樂會中場休息時，一位姓李的導遊詢問霍克尼對披頭士的看法，這位導遊指出：中國人認為這種音樂是道德敗壞的，腐朽的西方音樂只是一時興盛的潮流。斯彭德和霍克尼後來轉述了那位年輕導遊的話，去進一步諮詢負責接待他們的一位姓林的官員。林先生堅持聲稱國家並沒有禁止流行音樂，這是一段頗具史料價值的表述，值得整段照錄：

「你聽到的是一個人的意見，儘管我也聽到了這個意見。那絕對只是他的個人意見。比起他我更能夠代表政府發言。我是一名政府官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觀點，我們持不同意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繼續討論。我不認為官方嘗試控制流行音樂，他們不能這麼做——他們知道他們無法控制流行音樂。你可能已經留意到，有人帶著錄音機到公園，在那裡播放流行音樂。我不喜歡這件事，但是我們並沒有禁止這件事。舞廳音樂，那是從哪裡傳進來的呢？從香港。人們將這些音樂帶進來，向買得起的人兜售這些音樂。如果這的確是好的音樂，那我想，20或30年後這音樂將仍然流行。所以不要認為政府在嘗試禁止流行音樂。」

威猛樂隊北京現場

今天，當新世代觀看威猛1985年在中國的紀錄片，他們恐怕會對當時現場過於安靜的氣氛和觀眾過於呆傻的表情——出頭鳥只是一小撮而已——感到震驚，但這就是他們的父母輩，他們的父母就是從這樣一無所有的文化沙漠走出來的。如今票價冠絕天下的天后王菲，當年的處女專輯是一盒封面都寫錯字的侵權翻唱（鄧麗君）專輯，報酬是幾百塊錢。這就是竇靖童們的上一代。

少女王菲出的第一盒磁帶，風從哪裡來，「哪裡」錯為「那裡」

竇靖童

但那鴉雀無聲的現場，可能只是沉默的火山，一代人的能量在蓄積。很快，觀眾中的很多年輕人就爆發了：就在第二年，就在威猛演出的這同一塊場地，郭峰發起百名歌星匯演《讓世界充滿愛》，而崔健唱出了《一無所有》；1987年，接受過威猛等音樂啟蒙的廣州音樂人，則推出了轟動一時的迪斯科暢銷唱片《87狂熱》和《87狂熱之二》；竇唯也在這一年組建黑豹樂隊，據老狼回憶，當年竇唯在酒吧翻唱過《Careless Wisper》，據周鳳嶺回憶，竇唯還翻唱過警察樂隊（The Police）的《Every Breath You Take》。

《東方威猛》磁帶，馬曉藝、衛華演唱

在工體「滾動三十」演唱會上，崔健與警察樂隊鼓手Stewart Copeland合作，用中文翻唱了警察名曲《Message In A Bottle》，在八十年代，中國的年輕人意外地收到了西方音樂的漂流瓶。而威猛《Last Christmas》這樣一首聖誕情歌，也契合并激發了中國年輕人對西方文化的好奇心與情感渴求，西什庫教堂從愛國主義教材里煥發出別樣的光彩，正是從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平安夜成群結隊去西什庫教堂，成了不少大學生的時尚。在1985年威猛北京演唱會上，在演《Freedom》一歌之前，喬治·邁克爾說：「這是英國排行榜的冠軍歌曲，希望在你們的幫助下，這首歌也會成為中國的冠軍歌曲。」但聽不懂英文的觀眾沒有反應。這首歌的MV後來用了中國行作為素材，一首普通的情歌一躍成為富於社會現實感召力的時代金曲。

威猛樂隊在長城

威猛的泡泡糖流行搖滾音樂背後，是曖昧纏綿的情感和性，以及荷爾蒙經濟——據紐約時報報道，威猛訪華總花費75萬美元，而經紀人的初衷是借這樣一個全球轟動事件來打開美國市場，中國這樣一塊搖滾樂處女地，竟成了英美市場之間的另類跳板。這確實是冷戰時代的一次跨時空艷遇。直到2006年，滾石樂隊訪問上海，仍然是出於政治意義與文化影響的考慮，而並非出於直接的商業訴求，他們只收取了50萬美元用於支付龐大團隊報酬，而不算是真正的出場費。中國成為國際音樂演出一大市場，僅僅是最近幾年的事。

威猛1985年的訪華演出，就像一個風情萬種的「外面的妞」，挑逗一個正襟危坐坐懷不亂的人。WHAM!就是八十年代中國身體政治的一個唇印。

【作者簡介】

張曉舟|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樂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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