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戰後，蔣介石「敲幾如山響，平生所受的恥辱，以今年為最大」

史海拾記

【筆記君簡述：1944年，日軍發起了一場縱貫中國南北，代號為「一號作戰」的大規模戰役。在這場戰役中，日軍總計動員兵力約51萬，其參戰兵力之多、作戰地域之廣，打破了日軍侵華以來的空前記錄，據稱在日本陸軍作戰史上亦是史無前例的。對中國軍隊而言，它也是1938年以來所遭遇到的規模和破壞力最大的一場戰役。今天的筆記聊聊長衡會戰，又稱湖南會戰。】

1944年5月26、27日，日軍第十一軍各部隊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國民黨軍發起攻勢，揭開湖南會戰之序幕。會戰伊始,重慶軍事委員會內部在戰略指導方針上存有分歧，主要有兩派主張：一派認為粵漢路勢必失守，不如主動放棄，退守湘桂路，在湘桂邊區或廣西桂林與日軍展開決戰；另一派則主張在粵漢路沿線及兩翼組織抵抗，以狙擊日軍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

日軍欲打通粵漢路和湘桂路，有三個要地必須攻克，即長沙、衡陽、桂林。按當時中國戰區的劃分，鄂南、湖南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是薛岳；廣西為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是張發奎；廣東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是余漢謀；鄂西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是孫連仲。這四個戰區中，第九和第四戰區是此次湘桂戰役的正面戰場；第七及第六戰區處於戰場邊緣。日軍預定的作戰路線是穿過第九戰區的西側，然後沖向第四戰區的中樞，以第九、第四戰區國民黨軍為主敵。

日軍在制訂作戰計劃時考慮到：「攻克長沙是這次作戰的關鍵，自應全力以赴。但我方此次的兵力比前幾次作戰都大得多,長沙一舉可破。因此，戰局的關鍵乃在於衡陽長沙之間敵軍進行側攻時的決戰，估計攻下長沙後不致立即出現側攻，而在進攻衡陽時，當前重慶軍將會全力展開。」日軍預測，衡陽地區位於國民黨軍第九、第六、第四、第七4個戰區之間，主要決戰肯定將在其周圍進行。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部署的戰區防衛戰略是：在湘江東、西兩岸，步步阻擊，消耗敵軍，而將主力部署於兩翼，誘敵深入後，在長沙附近圍殲日軍。但薛岳的這一戰略部署是沿襲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戰法，日軍早有防備。昨天的筆記聊過薛岳將軍的天爐戰法，也就是第三次長沙會戰勝利的原因。

日軍一反過去慣用的孤軍深入的戰法，以戰鬥力最強的骨幹兵團部署於兩翼，致使薛岳的外側作戰難以成功。另一方面，日軍使用優勢的第二線兵團保持縱深陣勢，對戰略要點實施重點突破。國民黨軍總體參戰兵力雖超過日軍，但在要點的防守攻略上，兵力反居劣勢。薛岳的外側作戰既不利，沿湘江兩岸南下的日軍很快進逼長沙。日軍以兩個師團約3萬餘人圍攻長沙，而薛岳僅以1個軍（第四軍,軍長張德能）守備，戰鬥兵員不過1萬餘人，守備的兵力與陣地絕不相稱。

日軍進攻長沙的計劃是：「為了攻取長沙，必須攻佔其西方的嶽麓山。為此，派遣有力兵團在湘江左岸進攻該山，與直接擔任進攻長沙的兵團相互策應。」而薛岳在防守長沙的兵力布置上，令張德能以第四軍的2個師守長沙城，以1個師守嶽麓山。嶽麓山位於湘江西側，與長沙城隔江相對。在地理位置上，嶽麓山居高臨下，俯瞰長沙城，為長沙整個陣地之鎖鑰，欲守長沙必先守嶽麓，嶽麓一旦失守，長沙決守不住。守備嶽麓山的第九師除缺員外，戰鬥兵不過3千人，而防區竟達50里之廣（嶽麓山周圍設防），實屬防廣兵單。迄嶽麓形勢危急，張德能臨時轉用兵力，從長沙城抽調兵力增援嶽麓山，由於在戰鬥激烈之時倉促調動，渡江船隻準備不足，反而自亂陣腳，動搖軍心，導致長沙迅即失守。長沙決戰計劃落空。湖南會戰自1944年5月26日開始，至6月18日長沙失守，第一階段湘北的戰役告一段落。衡陽作戰再說重慶軍令部直至長沙失守一周前，才擬出作戰指導計劃，並經蔣介石批准。在這個作戰指導計劃中，軍令部擬定的作戰方針是：以鞏固重慶、昆明,確保抗戰基地及國際交通為目的，進行戰略持久戰，控制有力兵團於六盤山、秦嶺、巴山、鄂西、湘西、桂東、滇南各要隘，嚴防「敵奸」之侵入，見機再轉攻勢。

從這一作戰方針看，軍令部主要擔心日軍西進，威脅重慶陪都和西南國際交通。

日軍總結第一階段的戰果稱：「自開始作戰以來，第11軍雖力圖殲滅第九戰區軍的主力，但敵軍大部迴避與我決戰，尤其是敵軍退避到了東面山嶽地帶，如不將其殲滅，對第二期作戰向桂林、柳州方面進攻，則很難保證不留有後患。」為此，日軍的戰略構想是：為了下一階段攻取桂林、柳州，要在這一階段的作戰中盡量殲滅中國軍隊，為此，設法引誘中國軍隊採取攻勢。衡陽地處粵漢與湘桂鐵路交匯處，是進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門戶；湘江縱貫長沙與衡陽之間，是南北交通之要道。

日軍估計進攻衡陽時，中國軍隊將會全力展開攻擊。為此，日軍計劃在攻取衡陽的同時，以主力搜索圍殲對日軍側攻和前來增援的國軍，重點擊潰湘東山區的中國第九戰區主力。

國民黨軍在第二階段的戰略是：中間防堵，兩翼夾擊，置主力於湘江之東西兩翼，實施正面阻止，側背猛攻，戰略上與前一階段沒有大異。在此期間，國民黨軍只以1個軍用于衡陽防守，而東西兩翼則先後投入了約13個軍以上的兵力。

6月20日，蔣介石電令各兵團以阻敵深入、確保衡陽為目的,從東西兩翼夾擊日軍。具體的戰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於淥口、衡山地區持久抵抗，東翼主力由醴陵、瀏陽向西，西翼主力由寧鄉、益陽向東，夾擊深入之敵而殲滅之。但日軍迅速突破中國軍隊的阻擊，6月23日即兵臨衡陽附近。日軍在兵力布置上，以2個師團進攻衡陽，以3個師團進攻湘東地區，以1個師團進攻湘江以西。6月25日，重慶軍委會電令方先覺的第十軍死守衡陽。

6月26日，第九戰區擬具于衡陽與日軍決戰計劃，並向衡陽周圍調集兵力。同日，蔣介石指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前往桂林，協調指揮衡陽一帶戰事。7月1日，蔣介石主持軍事會報，獲悉廣東之敵已向清遠與從化方向分路進犯。蔣認為日軍「打通粵漢路之計，已不可遏阻矣！今日惟一要圖，為如何能固守衡陽，增強湘桂路兵力，以確保桂林空軍基地，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圖，則此次作戰當不失為成功也」。

這個時期，蔣介石一再電令各兵團依照「正面阻止，側背猛攻」的戰略攻擊進犯之日軍。第二階段軍委會下達的一系列指令均是按照這一戰略執行，要求前方各軍向當面之敵發起猛攻，或向敵人側背發起猛攻，試圖打破日軍的戰略企圖。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節節挫敗以後，國內外輿論對中國軍隊群加指責。作為國軍最高統帥，蔣介石對來自英美盟國的譏評尤其感受到莫大的壓力。

7月中旬，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謂豫湘戰事頗減低中國信譽，擬令史迪威直接指揮中國全部軍隊（包括中共軍隊）作戰。蔣介石對此深感恥辱和刺激。7月21日，蔣對出席整軍會議的軍委會各部會主官痛心疾首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隊當作一個軍隊，不把我們軍人當作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占我們的國土，以武力來打擊我們，凌辱我們，還要難受！」據封裔忠記述，蔣介石當時「聲色俱厲，數數擊案如山響」，其心情之憤激可見。

12日，蔣介石再次訓令各軍「以攻為守，並襲擾敵後方」。湖南會戰的結束時間，歷來以衡陽淪陷為標誌。實際上，在衡陽失守以後的一段時間裡,蔣介石仍命令國民黨軍繼續在衡陽周邊地區攻擊敵人。直至8月下旬，蔣介石才放棄反攻衡陽的企圖，調整部署，開始轉向沿湘桂路兩側組織防禦。蔣介石判斷「敵主力向衡陽西郊集中，似有沿湘桂路西犯之企圖」；蔣介石確悉日軍更有深入廣西之企圖，命令第九戰區抽調主力準備參加湘桂沿線作戰。日軍攻佔零陵，整個湖南會戰基本結束。

此次軍事敗挫，暴露了國民黨軍隊的諸多弊端。它與同時俱來的經濟蕭條與政治危機一起，使抗戰勝利前夕的國民黨政權遭到一場災難性的打擊。蔣介石慨嘆「1944年對中國來說是在長期戰爭中最壞的一年」，自稱「從事革命以來，從來沒有受過現在這樣的恥辱」；「我今年五十八歲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恥辱，以今年為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