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盛世「滿漢一家」的背後，帝王心術卻在玩滿族正統論

向敬之

「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法養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也。」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皇帝率諸王公大臣約蒙古各部落首領會盟多倫諾爾歸來，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報告其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工部擬批准，怎料康熙以此諭駁回。世人皆認為康熙之所以不再修築長城，是因其從歷史的經驗教訓和祖輩入關的經歷中認識到：長城並不是防患固國的屏障，真正的長城在人民的心中，在富民強國，凝聚民族精神里。這斷章取義丟了前文：「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清聖祖實錄》卷一五一）那才是康熙心裡盤算著的另一種政治策略：長城內外都是他的天下，今有提議修繕八旗子弟鐵血破殘垣的長城，是要防患北國冰天雪域再起龍吟氣，還是指桑罵槐稱其外族主政的不合正統？他豈能「興工勞役」再修一道土工長城，重築分割關內多民族與「三北」游牧民族的隔離牆，來時刻提醒自己來自關外，是強搶過來的「帝王治天下」之「本原」，而非由來有「自」。

滿清自關外入主中原，以滿族這一人數較少的統治民族高居中國頂層。康熙將從皇太極、順治處繼承的「滿漢一家」民族思想，做了深化。他要做「中外一視」「天下一家」的共主，證明自家皇權體系是「大一統」的正脈。從其親政以來的諸多大事：平叛三藩、收服台灣、興廢太子、以治兼道、出兵准部……來看，其都是謹終如始地精心構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康熙盛世。康熙帝主導的核心政治問題，即為滿人「治天下」的合法性尋找「自有本原」正統的依據，不惜一切王霸政策法制，在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轉化過程中，既維繫滿族獨尊的地位不致衰頹崩壞，又拒絕本民族與被統治的民族的真實融合，強迫被統治民族承認和接受滿清正統的合理性。姚念慈在《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中，不惜筆墨，爬梳滿漢文字史料，揭示所謂盛世背後的深層次問題，把康熙標成了批判之的。

在中國成功皇帝的特色品質和獨立人格中，歷史背景的時代鑿痕，傳統文化的教養烙印，出身民族的性格陶鑄，使他們具有雄才大略的偉美形象時，又有著不一樣的事功悲劇：秦始皇統一六國，然沒能改變二世而亡亡秦必楚的血色宿命；漢武帝實現東西文化大融合，但沒能避免繼承者幾乎大權旁落；唐太宗譜就一曲貞觀長歌，而晚年昏聵選擇了孱弱幼主；宋太祖有陳橋兵變和杯酒收權的佳績，也無法改變天下紛爭的局面。元太祖的鐵騎踏出最遼闊的版圖，卻留給後世無休止的民族爭鬥。較之於秦皇的威、漢武的烈、唐宗的智、宋祖的堅與成吉思汗的勇，康熙帝更多的是在大一統的實現上有著與眾不同的帝王術。他於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則直欲居歷代正統之最，承前啟後，實為有清一代最為重要之政治綱領。康雍乾三帝，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誅筆伐，連篇累牘，蔚為奇觀。姚念慈雖未否認康熙推行的各項政策擺脫了清初統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遺軌，卻有效批判了康熙肇始盛世強調滿人「治天下,自有本原」的資本和榮耀。他所持的批判尺度，在書中分五篇逐層析理滿清爭正統的利與弊。

順治中途遜位，玄燁以非太子承繼大統，屬臨危受命。康熙沖齡踐阼，雖有祖母孝庄支撐，但索尼、鰲拜等四大輔臣，或為三朝元老，或救過先皇，各成朋黨，相互掣肘，自不會格外忠誠地侍奉孤兒寡母的尊榮。武將出身的鰲拜自恃功高，不將幼主放在眼裡，卻不料想少年天子堅忍而富於謀略，借力打力，終於獨斷乾坤。三藩為前朝叛臣，雖不敢公然對抗，也在封地妄自尊大，翻覆叫板大清的外族統治。鄭氏盤踞台海諸島反清復明，藏疆蒙地居偏遠世襲統治。這，讓以少數民族身份登極的滿洲統治者甚是忌憚，忌憚他們質疑、效仿、反抗和冷戰。他們在加強文治的同時，不排斥武力征服，哪怕是窮兵黷武多年征戰，也不足惜。

玄燁一再強調「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最為關切如何維持祖宗家業不墮。他政治活動的全部內涵歸結到極致，即保持滿洲貴族在政治上的絕對支配地位。姚念慈視角獨特，研究紮實，結論深刻，開卷以言官魏象樞獨對與玄燁的心理陰影釋例滿漢關係，考辨魏氏密奏請殺索額圖的真相與康熙的反應，揭開康熙隱秘在盛世光彩下的帝王心術。魏以敢講真話、整肅綱紀而著稱，被史家譽為清初直臣之冠。其兩度為官20餘年，所上奏疏100多章，研製有據，行之有效，堪稱典範，乾隆曾下令「言官奏事當如魏象樞奏疏」。其整飭吏治的思想、剛直不阿的作風，影響康熙敢對叔丈、首輔索額圖下手，推動吏治清明、廉吏踵起。此漢人還對戡定三藩立下大功。然三藩被平定，卻使康熙不安：虛弱的漢人陣營相互利用、矛盾重重，京師大地震帶動政局波瀾，入關已久的八旗兵力日見頹廢。八旗兵早期驍勇善戰，從創製初的開疆拓土，到反明入關征戰，到康熙前期對沙俄等幾度用兵，都表現卓著。但在滿洲種族等級思想影響下，養尊處優，沾染惡習，腐化沉淪，則紀律敗壞，日趨柔弱，戰鬥力降低。三藩亂起，八旗軍中竟無一人敢討吳三桂，以至康熙不得不施激將法以勵綠營：「自古漢人之叛亂，俱以漢兵剿平，豈待滿兵之助耶？」平定三藩主要由綠營來完成，是歸降的明兵消滅了降了又叛的明兵。此時去滿清入關不足三十載，八旗兵竟不堪若此，自讓康熙心影重重，盤算機關，思量如何利用漢人而仍尊崇滿族，捍衛滿人的絕對權利。

滿洲權貴與八旗子弟的種種作為，讓康熙對接班人的正統性、高標性都有了更多的考慮。他有慈父的一面，但對孩子的教育是嚴厲的，告誡不能學做無賴小人動輒惡語相向，訓令須戒色、戒斗、戒奢華，讓他們從小熟習騎射武功，長大後修學士農工商。他請親近大臣視養皇子，且親自撫養皇二子胤礽。胤礽為皇后赫舍里氏難產遺子，被封為太子，寄予了很多殷望和摯愛，而集萬般疼愛一身的同時，難脫權臣索額圖之流拉幫結派導致的墮落厄運。康熙把對亡妻的恩愛與追憶，悉數寄寓此子，一再立廢，至後來不論臣下如何諫議，亦不再重設新儲，足見其對兒子不爭氣、參與黨爭、陰謀皇權的隱痛和無奈，感傷和蒼涼。康熙對胤礽的三番立廢，其實也是出於守衛血脈正統的考量，胤礽雖是皇二子，卻是嫡長子，是宗法意識的唯一嫡子，故康熙在立廢問題上甚是痛心。姚念慈依據皇太子出閣讀書姍姍來遲的很多情景，及鬧劇般地立廢太子的上諭解讀，考察康熙的情感變化，由最初的蒼涼與感傷，到後來的內怯與猜疑，到晚年窘境的孤獨與惶惑。

與其說康熙的帝王心術是在為盛世建設排除障礙，還不如說是他為爭奪滿清正統的政治心機。他建造孝陵神功聖德碑將順治罪己詔上的罪行改為功德，他構建清太祖立國與起兵反明逐利政權的正義性，他粉飾明朝覆滅和清兵入關的傳承性，他重建滿洲傳統融入歷代帝王廟的合理性，他特尊遼金塑造滿族統一中華的新格局……一切的舉措，包括其身兼治道地駕馭群臣與天下，都是不遺餘力的營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康熙盛世」，或「滿清聖朝」。他不疑地啟用降將施琅收復孤懸海疆的台灣島，不倦地用兵準噶爾迫使噶爾丹放棄裂地稱王。哪怕是那協助滿人入關的前明幫手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在索額圖等人看來，是大清的恩人，不宜削權而應封賞。康熙執意削藩，用一場延續多年、民不聊生的鐵血征程，覆滅了意圖翻覆的三藩勢力。此舉險些葬送了滿清皇權，但對康熙尋求的滿洲統治「天下一統」，確是一次良機。他派出戶部侍郎赫壽進駐西藏，協理拉藏汗的西藏政務，相與為用，始建駐藏大臣。著名的倉央嘉措為攝政桑結嘉措尋立，但成了康熙利用西藏內鬥懲處對手的犧牲品。康熙常以射獵為名，調兵遣將，行營立帳，策馬布陣，巡幸四方。游移曖昧的青海蒙古與里塘胡必爾汗的爭奪戰中，康熙依舊是絕對的勝利者。雖然戰爭帶給了百姓災難和疾苦，康熙也曾自責率爾決定，以此為殷鑒，然他又不得不翦除內憂，長期征戰形形色色的他族軍事對抗陣營，對漫長歷史、滄桑國家，何嘗不是痛苦抉擇中的理性取向。他懲治戰亂的肇始者，而對被脅從者的處置，始終堅持律例裁奪。他自始自終捍衛著滿清開國「得天下之正」，絕不容許其他政權游離於他的勢力範圍內。

姚念慈以「太后之喪與玄燁的道德訴求」為是書結語，佐證盛世心態與康熙內心的博弈與平衡，佐證他待滿漢閣臣表裡不一厚此薄彼的弄權現實，試圖重構康熙雄心壯志又不無壓抑隱晦的心靈筆記，揣摩這位大帝心路歷程的良苦用心，對於我們真實了解、把握康熙的謀略人生、歷史作為，很有史學意義和學術價值。

《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是一本關於清前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勾畫了康熙作為鐵腕專斷的強權人物的政治形象。但不否認，康熙理政謀國，不分滿漢，對民族互仇的言行，甚是痛恨。其視天下一家，唯才不避遠，朝廷上下，不乏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等道學之士，連西方傳教士南懷仁、安多、徐日升等也位居要津，得到尊重和賞識。而當羅馬教廷特使多羅欲設駐華代言人，拓展教宗的勢力範圍，約束傳教士的行止，不讓中國宗法制禮影響天主教儀式，使康熙意識到皇權受到了異域教權的挑戰。他嚴詞拒絕了。他要衛護中國皇帝傳統的權威和祭祖祀孔的儀軌，強令旅居的西洋人接受、服從中國的禮制。他洞察天下、思慮中國，卻困囿於家天下或族天下的政治藩籬和王霸機心之內，作繭自縛，影響後世，長期閉關鎖國，以「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的天朝自居，很快淪為了英國人馬戛爾尼斷言的「只是一座雄偉的廢墟」，而貽誤了與歐美相距甚遠的現代化進程。

姚念慈論辯「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得失、利弊、殘酷與慘厲，那是康熙畢生堅守且流傳後世的政治追求和顯耀。少數民族統治多民族，在中國歷史上並不鮮見，如南北朝，如遼金元，但真正少數民族實現大一統者，少之可憐，也短之可嘆。即便最大的漢民族統治中國，如漢唐盛世，如朱明王朝，也多是沒有實現大一統。清代的大一統遠邁漢唐元明，而正統之爭反較歷代為烈。他們忽視了天下接納他的統治時，其實也默認了他的正統，卻不意他及其後人執政自危，危害了他們所愛的國家。

此書全面解讀康熙專制集權統治的數十年間，過多地為大一統和民族并吞而征伐八荒，並在打破民族、政治、社會、文化、宗教和現實的區隔，在生與死、血與火、愛與恨中飽含悲憫與狡詐、鼓角與鉦鳴、機心與悲情，是一部耐人尋味而印證知見的史論專述。作者透視康熙盛世繁榮的背後揭示帝王政爭機心與人性慾望的此消彼長，各種訴求相互碰撞，各種情感博弈糾葛，折射了生於少數民族的封建帝王隱示殺戮卻尋繹正統的複雜情態，及權力場上頑強博弈者的精神疲憊與心理危機。姚念慈以史料為據，重返歷史現場來窺探封建宗法制社會與天下一統政治脈動，洞見癥結，針砭時弊，是一種既有高度又有難度的歷史寫作。他詮釋了政爭與正統、民族與天下、人情與皇權、虛無與血腥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也蘊含著質疑和批判康熙權力人性錯位的深邃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