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澤：我與文化名人的交往

作者簡介：朱先澤，男，1940年12月生於湖南嶽陽，1964年7月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1972年從漢壽縣教育部門調回母校岳陽市第一中學。畢生從事高中語文教學與科研工作，至今已發表詩歌（包括詩詞）、散文、雜文與文學評論500多篇（首），是中學高級教師，連續17屆高考作文閱卷老師。岳陽市作協會員，全國丁玲研究會會員。

我與文化名人的交往

朱先澤

作家張揚先生的軼事

2016年春節前夕，作者與張揚合影

在新浪網的博客中，我看到《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張揚先生的留言：「朱老師，二十年不見，您還好嗎？」這句從北京發出的問候，使我心田的楊柳頓時變綠了，它喚起了我與平反出獄不久的張揚相識並成為知交的往事。

當時，他是應市文化館劉正鐵同志的邀請，從長沙來岳陽給文學愛好者講業餘創作體會的，重點講他創作《第二次握手》的經過。劉正鐵住在岳陽樓公園裡的公寓內，他也是平反出獄的省作協會員。

講演會安排在梅溪橋洞口外的一個工人俱樂部內，聽他演講的人，把只能坐兩百人的禮堂擠得水泄不通。張揚是「洞庭湖上的麻雀」，經過風浪的。他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小時半，將他因寫《第二次握手》惹出的牢獄之災，十分生動、十分深刻地描述出來了。該書由手抄本變為鉛字本，飽經水火、血淚的考驗。大禮堂里的幾百聽眾，鴉雀無聲，只有張揚那宏亮、略顯蒼老、嘶啞的聲音在空中回蕩。可惜他是個煙酒嗓子，他要是有歌唱家的嗓子就好了。他極善於調動聽眾的情緒，他把個人的喜怒哀樂天衣無縫的與社會興衰緊緊聯繫在一起，當警策句成排象浪濤般湧來時，聽眾情不自禁的掌聲就象春雷一樣爆發了，這是心與心的共鳴。在極左時代，一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想寫小說，竟好像搞地下工作一樣，神秘、危險、艱難、曲折，今日的青少年根本想像不到，以為是「天方夜談」。可事實就是如此，因為那是一個人妖顛倒、黑白難分，法制不健全、有時有理無處說清的時代。

聽眾中，老幼皆有，青年佔大多數，兩個半小時無聲一晃而過。劉正鐵宣布：第二天晚上繼續聽張揚先生講演。出人意料的是，在臨演講前卻發現：麥克風和收錄機一夜之間全被偷光了。在場聽眾抑制不住憤怒，紛紛指責：這些雞鳴狗盜之徒太缺德了！簡直是在搞破壞嘛。張揚先生到場後異常冷靜，大約十幾分鐘後，他出人意外地拿起一個鐵皮喇叭就開始講，這個令人感動的舉動，博得了全場一片掌聲。他又講了自己與審判人員、監視人員面對面鬥爭的經過，寸步不讓、據理相爭。終於，感動了「上帝」，盼到了撥開烏雲見青天的時刻。胡耀邦同志伸出有力的手，將他拉出了死海。張揚的故事，就是鄧小平撥亂反正交響曲中的一組樂章。一些熱心人為了保證演講效果，自告奮勇地拿來了擴音設備，雖然由於極左分子暗中搗亂，中間停了兩次電，但演講還是得以順利進行。

當時，我是市一中語文課外小組的指導員，聽演講前，曾向校長吳曉霞同志做了彙報，他欣然同意邀請張揚到學校講演，但聽眾只限於老師與文學小組的學生，並且由我私人出面接待，學校不出錢。在劉正鐵的幫助下，張揚帶著他在北京治病時認識的女友來了，講座在教師大會議室進行，聽眾兩百多人，聞風而來的學生則站滿窗外門外面，聽得津津有味。

「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這是毛主席給丁玲同志寫的《臨江仙》詞中的名句。我請張揚同志在我家斗室中用晚餐，我不會喝酒，潘老師對小說《第二次握手》很感興趣，又會喝酒，我就請他來陪老張喝酒助興。張揚說：找他申冤的不少，他幫不了忙。

張揚幾杯酒下肚，談興更濃，他一邊連連稱讚我妻子燉的雞湯味道鮮美，一邊又講起了他曾經感到尷尬的兩件往事：在八寶山參加一個追悼會時，某名人帶姚雪垠上汽車後，介紹他認識張揚，張揚馬上熱情地伸出雙手準備握手，但姚老木然地望了張揚一眼，匆匆走開，在遠處落座了。遭如此冷遇的張揚迷惑不解，那時小說《李自成》確實很紅火，但是《第二次握手》也很受讀者歡迎啊。另一件事就是：在《第二次握手》尚未公開發行時，張揚到湖南師院圖書館的閱覽室查閱報刊，被值班者拒絕，因為他不是該校學生。張揚頗有感慨地笑道：「真想不到，現在我的書已進入他們的書庫里了！」

1981年張揚（後排左二）來岳陽講演，與作者（前左）、劉正鐵（後排左一）合影

在創作長篇小說《金箔》時，張揚要我為他找一個能安靜寫作的地方，總後3517工廠的米醫生是小說《第二次握手》的熱心讀者，聞訊後一口答應提供自己的書房供張揚寫作。我去火車站接了張揚，在我家吃中飯後，便送他去了米醫生家，張揚對所選之處很是滿意。但是第二天他卻因家中有急事，放棄了在此寫作的計劃，來不及告別就趕了回去。

張揚很重情義，為了紀念下鄉時與一女知青的友誼，竟然在自己小說《金箔》里，用了她兒子的名字，以作永恆的紀念。

劉正鐵同志肝癌逝世以後，張揚親自來岳陽憑弔，並把原來借的幾百元錢，還到劉妻手裡。因為張揚出獄時，已是窮困潦倒，那時的劉正鐵自己雖然不富裕，對於曾經的難友卻是傾囊相助。患難之交的離去，令張揚痛心不已。後來，我還帶張揚參加了一對文學青年的婚禮，因為當紅小說《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親臨婚禮現場祝賀，令新娘新郎倍感榮幸。

人間喜怒哀樂各有不同。我曾經與張揚談起過丁玲、周揚、周立波、沈從文等著名文化人，他說：「人在奮鬥中成長、成熟，作品也要象孫悟空一樣，在八卦爐中煉九九八十一天，沒有作品而被稱為作家，那不是讚揚而是諷刺。」我建議張揚，把《靜靜的頓河》、《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仔細看幾遍，然後把《第二次握手》修改得文學性更強一點。他很以為然，說：「將來有時間，我會修改的，千錘百鍊的東西才可能永恆閃光。」

後來，張揚為了寫岳陽原副市長殷正高的報告文學，悄悄來到岳陽，下榻於洞庭湖畔的岳陽賓館。一次晚飯後的散步，我倆邂逅於岳陽樓前。他說：「來前有人勸我別惹禍上身」，但還是來了。作家的膽識應比才華更重要。敢字當頭，才會奇文生花。他清了清嗓門，一臉嚴肅地說：「但是，回頭看看，殷正高也有錯，他不應當寫匿名信嘛！敢做敢為，要堂堂正正做人。」我建議他多寫隨筆、雜文，他說這個建議很好。他很喜歡北島的詩句「我不相信」和顧城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黑色的眼睛尋找光明」。

胡耀邦同志溘然逝世後，張揚很快寫了篇懷念文章寄到了岳陽市某報，卻遲遲不見刊發，他來信要我去詢問，年輕的編輯居然不知張揚是誰，更好笑的是，還對我說：「作家應好靜，張揚幹什麼？」弄得我哭笑不得，驚異於他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嘲笑別人。一個月後，張揚來信說，懷念文章已在省級刊物全文發表。

我與張揚的相知、相識，並能多次交心，全緣於對文學的熱愛和共識。我至今還珍藏著他的照片、我們的合影、他給我的電報與信件。我祝福他生活比我好。因為他受過很多苦，還差點被槍斃,應當有一個幸福的晚年。

冰心活在我心裡

冰心，晶瑩純潔的心，正直堅強的心。在1999年2月28日晚上21時，這顆博大精深的愛心停止了跳動。人到七十古來稀，冰心先生卻活了九十九歲，而且著作等身，一生正氣。她用強烈的愛憎之筆蘸滿血淚寫出了她的生命之歌；她用不朽的《冰心全集》戰勝了死亡。這個瘦小的老太太，無愧為文壇上的鋼鐵巨人。

冰心永遠活在我心裡。

作為一名語文教師，我慶幸自己獲得過冰心老人的特殊關照，並以此作為殊榮；冰心藉此傳遞一種信息——尊師重教。

1993年8月7日，冰心應我之求，為我寫了座右銘：「置身於正道，是為最吉祥。」

1994年1月3日，冰心看過我的《〈我的家在哪裡？〉妙在何處》的原稿後，親筆寫信給我，應允了我將此稿在《語文報》發表。「先澤先生：拙作承過獎。大作今寄上，匆匆祝好。冰心，九四、一、三。」言短情長，使人心暖。

1994年5月，應我之求，冰心將《綠的歌》挂號寄贈給我，書的扉頁上有「先澤留念冰心」六字和印章，十分親切感人。該書是她的女婿陳恕教授編的。我冒昧地將該書校對存疑處分條列出並寫了更正建議寄給冰心先生，7月20日盼來了陳恕教授代冰心的複信幾頁，表示「十分感謝」，並「將在再版時改正」。

1996年8月初，應我之求，冰心老人用挂號信寄來了我作於老舍平反之日的輓聯，她牢記著8月25日老舍在太平湖自盡表憤的忌日。

「挽作家老舍先生

生留絕響驚寰宇

死若朝陽照藝壇

朱先澤先生作 冰心書（印章）」

借花獻佛，我將這墨寶的複印件火速寄給了老舍之子舒乙同志，以表寸心。

古今中外的書，浩如煙海，我能讀完魯迅、冰心、丁玲的全部作品，這說明其作品魅力非凡。從《寄小讀者》、《繁星》、《春水》到她別開生面、真誠坦蕩的回憶錄及多種譯作，都證明她青春長在，「我從來沒覺得老」不是戲言。對人民、對國家、對文學事業之愛，使她越活越年輕，越有勁。讀冰心文章，似呷綠茶几口，一絲苦味過後便沁涼心肺，頓覺心靜目明許多，且讓人聯想到鑒湖女俠秋瑾的詩句：「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她對蔣介石挑動內戰的反擊、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批判，見於言行文字，高風亮節使她的作品更增光彩與親切感。就說《寄小讀者》吧，不也像安徒生的《醜小鴨》《皇帝的新衣》一樣，可供大小讀者欣賞品味么？有人故意宣稱冰心只是「兒童文學作家」，《冰心選集》與全集足可證明別有用心者的淺薄可笑。

大愛使冰心無比堅強。她傾聽周總理的召喚，拋棄一家人舒適的生活，從海外回到新中國。這種義無反顧的選擇，對海外華僑的影響不可低估。誰能想到，板凳還沒有坐熱，笑容還沒有收斂，大難就臨頭啦!1957年，她的大兒子吳平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她的三弟謝為楫頭上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且害得三弟全家下放甘肅改造。屋漏偏遭連夜雨，行船又遇倒頭風。1958年4月，冰心的丈夫吳文藻補戴了右派這個緊箍咒。真是家破人散，情何以堪？然而，她像山上大石，默默堅守著對故鄉春風的渴望。即使在文革浩劫狂潮像海嘯湧來時，在1966年9月紅衛兵衝擊她在北京和平樓的家，翻箱倒櫃抄走她家珍藏的許多書籍文物，包括她出國的禮服旗袍和手錶之後，她也沒有退縮。居然在首都北京開辦了一個「冰心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展覽」，讓人們看到了她脖子上掛起寫著「資產階級太太、修正主義黑幫作家謝冰心」的大木牌，在烈日下低頭示眾的悲憤和荒唐。她的丈夫也被押來，掛起「老右派、反動學術權威」的大黑牌子，低頭罰站陪斗。然而，她依然沒有自殺，她要親眼看到新的黎明。冰心70歲時竟然被遣送到湖北咸寧的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好不容易才轉到湖北沙洋的五七幹校去與她的老伴吳文藻重逢。天若有情天亦老！實在無法才喊天；難怪冰心會仰天長嘆：「我的家在哪裡？」

冰心的文章充滿了人文精神，體現了博大精深的愛。人本人立，是她寫作的出發點。把她譽為中國文壇的老祖母，是很恰切的比喻。她憂民憂國的情懷，滲透了她的全部作品。越到晚年，她的文字越深刻精鍊，樸實無華。淡雅如梅花菊花，厚重似蒼松翠柏。筋骨神韻外枯中膏，厚實濃縮，要言不煩。心無掛礙的高壽老人，一字一句境界真，敢留紙上千秋聲。

冰心將永遠活在千千萬萬讀者心裡！

永遠的丁玲

著名作家丁玲同志，已經辭世整整二十四年了。十大本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丁玲文集》是家鄉人民對女作家最好的紀念，也是丁玲同志對人類進步事業的非凡貢獻。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印行了《丁玲全集》12卷，這是革命文學的豐碑。

在丁玲重返文壇後，我欣喜地讀到了她的《「牛棚」小品（三章）》、《杜晚香》及《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等佳作，便情不自禁地寫信給丁玲同志表示祝賀，並希望讀到她更多的文壇回憶錄。很快就收到了她的秘書王增如同志的回信和丁玲同志的兩本贈書，一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為《丁玲散文近作選》。這兩本新書的扉頁上，都有丁玲的親筆題籤：「朱先澤同志 」與「丁玲 1984年9月北京」這兩行鋼筆字。一聲「同志」的稱呼，使作家與讀者的距離更縮短了。

文學作品要反映生活又要高於生活，它不應當是報紙社論的變奏曲和政治領袖的傳聲筒，更不應當是屍體解剖報告和標本的標籤。作家首先應當是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是歷史劇、現代劇的編者和演員。作家通過其作品發表自己的政見，引導讀者和自己一道前進，奔向光明，捍衛真理。所以說，文藝工作者，特別是作家，應當成為時代的見證人和排頭兵。丁玲的作品，都是反映人的覺醒和人的解放。從莎菲女士到母親，從黑妮再到杜晚香，丁玲集中反映了中國婦女的渴望與身心大解放的苦難歷程，丁玲笑到了最後，這是中國女性和文壇領軍者的勝利的自豪的微笑，永恆的微笑。丁玲筆下的人物，沒有「高大全」，更沒有簡單化、絕對化和臉譜化的通病。在「五四」運動退潮之際，丁玲像彗星那樣照亮了中國文壇的星空，在《黑暗中》和《自殺日記》發出了中國婦女們的吶喊。尤其的莎菲女士與封建禮教專制傳統的徹底決裂，對大男子主義和買賣婚姻銅臭無愛婚姻的無情批判，使丁玲在心靈、文學想像與表態才華及其審美力方面，脫穎而出，驚世駭俗，凈化心靈，宣洩情感。誠如魯迅《狂人日記》中的狂人言行無疑有魯迅先生的反抗黑暗的影子一樣，莎菲、夢珂、阿毛都成為了個性解放的五四精神的化身之一。但是，作家必然對筆下人物有居高臨下的審視和批評，就像狂人不能與魯迅等同一樣，把莎菲與丁玲等同也是匪夷所思，十分荒唐的門外只見。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個體，都是鮮活的生命。特別是名著《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讓讀者窺豹一斑，透過暖水屯的農民鬧翻身求解放的土地改革運動，看清了中國農村各種人物的心靈變化。黨支部書記張裕民，農會主任程仁；惡霸地主錢文貴及其侄女黑妮，都有一念之差，也都有良心發現，都有糊塗一時與情感頓悟。黑妮竟然還成了程仁的情人。社會就是如此複雜，人性就是如此奇妙。階級與階級鬥爭，不會是，也不可能是鐵板一塊。丁玲反對消滅階級敵人的肉體，主張人人有出路，強調改造人的思想靈魂，擁護解放全人類這個真善美的大目標，是丁玲文集和全集追求的最高境界。

丁玲同志晚年嘆息：「幾十年來，自己很後悔一件事，就是一開始寫小說走的西洋的路。現在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文集，我翻看自己過去的作品都不順眼，哪來那些別彆扭扭的話。老百姓說話痛痛快快，直來直去，清楚明了，我寫小說卻把後邊的話說到前邊，把前邊的話說到後邊。我想，如果我能從中國的民族形式、民族傳統出發，那該多好啊！」丁玲同志，回頭審視自己深深的腳印，你不必太謙虛；您的成名小說中的歐化句子，記錄的是那個時代的語言痕迹。何況，您筆下的女性都像您一樣好強好奇。夢珂、莎菲、美琳、瑪麗、母親、貞貞、陸萍、黑妮、杜晚香，都有您的影子。您追尋光明和真理，打破了「革命加戀愛」、「革命加回歸」的舊模式，把女性引向了社會與時代的廣闊天地。女性的真正解放從來就不是孤立單一的，它必然與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聯繫在一起，就像血肉與靈魂不可分離。

莎士比亞說得好：「在命運的顛沛中，最容易看出一個人的氣節。」貝多芬認為「卓越的人的一大優點是，在不利和艱難的遭遇里，能不折不撓」。丁玲終於又微笑著回來了！她戰勝了厄運，創造了奇蹟。《魍魎世界.風雪人間》詳細又生動地描述了她九死一生、催人淚下的苦難歷程。「斷送一生憔悴，只消幾個黃昏。」真乃是「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

丁玲辦文學雜誌《中國》後，我又寫了信給她，重點反映了出版界一些不良傾向問題。1985年11月25日，丁玲同志抱病回了我一封不短的信。她在信中指出：「這種一切向錢看，濫印格調低下的作品的不良風氣，不僅使得一些格調低下的書刊雜誌泛濫，充斥市場，浪費了紙張，更重要的是它會敗壞我們的社會風氣，對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一個嚴重的危害。這種惟利是圖、不顧社會效果的壞風氣，不是某一個作家個人的影響所能改變的，這需要眾多有識之士的辨別、批評、大聲疾呼，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來克服。」該信的第二段寫道：「你建議我寫一本散文詩集，對此我很高興。我非常希望為繁榮我們的文學事業，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盡自己的綿薄。但，最近我疾病纏身，正在住院治療，視力和精神都受到影響，短時間內尚難恢複寫作。一俟病癒出院，當繼續努力完成創作計劃。」

誰能想到，丁玲回我此信後只三個月就會逝丗呢？這封信的全文於1989年9月21日在上海《文學報》上發表了。信的原件應陳明之求，寄給了他編《丁玲書信集》急用。

在丁玲逝丗後，陳明同志將《我在愛情中生長--丁玲晚年作品選》與鄭笑楓著的《丁玲在北大荒》兩本書寄贈我，後來他又把丁玲的《生活片斷》（部分日記）清樣本送給了我，從而使我對丁玲的戰鬥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丁玲將她的文學獎金和不少稿費都捐贈給了婦聯和農民兄弟。在解放前，她不客氣地拒絕以重金為誘餌的約稿者，她寫道：「我是賣文章，不是賣『女』字。如果作品的價值，因是否帶『女』字而沉浮，那我情願從此擱筆！」落地有聲錚錚心語，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她在受苦受難之時，她更為黨和人民的苦難焦慮無眠。她堅信太陽會重新升起。從《莎菲女士的日記》到《杜晚香》，丁玲作品的政治傾向都是面向太陽，奔向大海，不離大地，為了民生和婦女解放。她最善於在直接描寫社會生活時，巧妙地總結鬥爭的經驗與教訓，用活生生的事實表現主題思想。她不喜歡口號與標籤式的空洞無力的花俏的東西。為了真理，她敢講真話，反對假話、廢話、空話、大話，她無所畏懼。

丁玲這個筆名，總使我聯想想到「牛虻」這個名字與書名。政治家和文學家，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有點像「牛與牛虻」的關係。文學家，特別是雜文家，喜歡死心眼地追求社會和人生的完美，像認真負責的檢驗員出於職業的敏感，喜歡查找機器的內傷與外損，就像醫生對病人或健康人的體檢一樣嚴格極了。《扁鵲見蔡桓公》與《鄒忌諷齊王納諫》這兩篇古代的小品文，可謂生動地描述了政治家與文學家的利害微妙的相依關係。成功的政治家更愛聽讚揚的話，不喜歡任何人在身邊指手畫腳滔滔不絕提意見或建議；文學家，特別是雜文家卻出於對理想境界的執著追求，對民主與自由的熱切嚮往----獨立思考不止，所以在政治家看來，不少文學家總是於自己若即若離，三心二意，難得心靈相通，只能邊改造邊使用或拋棄。這是我仔細讀過《丁玲延安作品集》的一點體會。相信「潛藏於人民心底的人道的與民主的傳統」，敢於對極權社會作出深刻的反思與批判，丁玲為爭取真實的民主自由生活而奮鬥。

近日讀完詩人學者周良沛同志的《丁玲傳》，我深深地被丁玲的人品與文品所感動。做一個好人不易，做一個名人中的女作家實在更難啊！丁玲一生光明磊落求解放，她對人民、對黨的堅貞情感，永遠沒有絲毫改變。她的不平凡的一生，便是一部動人的詩篇。我把一首歌頌丁玲的詞寄給了陳明老師。

沁園春·懷念丁玲同志

早慧詩才，幸遇園丁，上海紮根。正如竹似筍，穿山破石，春風化雨，左翼群奔。暴雪封門，寒潮滾滾，萬木叢芳慘絕塵。烏雲壓，有天傾地裂，玉毀琴焚。

驚雷閃電長鳴。霹靂轟妖威振全民。北大荒火把，燒燃怨憤；江河怒吼，四海哀音。走訪霞村，三八興感，怎忘桑乾夢裡吟。紅旗頌，頓消愁展望，煉咱金睛！

喜見作家舒乙先生

1999年7月16日下午，在北京海定區西環路18號的中國現代文學館辦公室里，舒乙先生----老舍之子，親自接見了我。

北京的夏天驕陽如火，在氣溫高達35度的情況下，乘車走路尋人，急得我張口吐氣，汗水直流。為我帶路的是北京六一中學的一位數學老師，才27歲，名叫楊國健，人很熱情直率，可惜的是他沒有讀過舒乙的任何文章，解釋了一會他才弄清《龍鬚溝》、《茶館》、《駱駝祥子》便是舒乙的父親寫的。他沒讀過原著，只看過這些名著的影片；這多少可以證明，高中文理分科是不科學且害人的。沿途我們問了好幾個北京當地人，都說不知文學館在何處，這直涼了我的心。左尋右找勤問路，終於在一座立交橋邊很不顯目的低矮房子門前，看到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木牌子，懸著的心這才落了地。

門衛沒有，傳達室由一位白髮老人把守，白髮老人聽清我的來意，立即撥通了電話，報告了情況。當白髮老人把電話聽筒遞給我後，我頭次聽到舒乙先生聲音：「實在對不起，我們正在開會，我只能給您5分鐘的時間，行不行呢 ？」我說 ：「行，只見個面就滿足了！」他笑了，接著說道：「那您就來我辦公室先坐一會兒吧。」

久聞其名，久讀其文，久通其信，我與舒乙先生神交久矣，但見面，握手，交談，這還是頭一次。老實說，我早就想親眼見到老舍之子，我忘不了他的話，「文學不等於人，要真正了解一個作家，往往在讀作品之外，還要了解他的為人和生活歷程。」有生以來，頭次進北京城，除了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我最想見識見識的，便是中國現代文學館了，它有資格稱為堂堂中國文壇的先鋒和險峰；這裡的書庫，文庫，檔案庫的確有無限風光。這裡的片言隻語，都是珍貴的文學寶石。我教了一輩子高中語文課，也是作協的一員，能放過這個賞心悅目的好機會嗎？

老舍先生有三子一女，舒乙先生是老二，1935年出生，曾留學蘇聯列寧格勒林學院，是專攻木屑造酒精的化學工程師。1986年棄工從文，至今已出過九本散文隨筆集，現任文學館副館長。文壇長者凡見過老舍先生的，眾口同聲都說舒乙的舉止長相酷似老舍先生。所以，當我面對舒乙先生時，當他伸出右手與我緊緊握手時，我陶醉在老舍先生的光環之中。舒乙雖大我五歲，但身體硬朗結實，面龐酷似《老舍選集》扉頁上的黑白照容貌。當時我頭腦里忽然冒出一句「有其父必有其子」，弄得我查點笑出聲來。待我們在他的辦公室落座後，他便轉身出去忙開會去了；不久便聽到他的發言，剛中有柔的聲音和館員們的話聲。他也許是考慮到我從湖南嶽陽老遠過來不容易，才擠出時間接待我的。他像老舍一樣理解人，講情義。

坐在狹小的辦公室里等他開完重要會議再來面談，我確實一點不急，甚至巴不得多等半個小時。您不知道，舒乙的辦公室雜亂無章，滿桌滿床滿椅都是四面八方的來書呢。作家們將自己新出版的書急急忙忙的寄贈文學館，足見文學館在文人心中地位不低。中國文學館是在巴金，冰心等文學大師的關注下，於1985年3月26日在北京萬壽西院正式開館的。未來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將立於北京亞運村體育館近處，展示展示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的風采。

不能枯坐無聊，我於是像蠶兒見到桑葉，瀏覽書堆。一會兒，從床上幾堆新書中，我欣喜地發現了山東文藝出版社的《老舍選集》（上下本）和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小綠棍》。匆匆看完《序》與《前言》，我便將這三本新書放在一邊，以便向舒乙先生索贈。在雜亂無章的小辦公桌上的書堆前，有一些書信和一張剪報與一張稿酬單，稿酬單是《文藝報》寄舒乙的，文發頭版，稿費僅15元，這比《羊城晚報》的稿酬低多了。我在《羊城晚報》發表過幾篇千字散文，共收到了幾百元稿酬呢。這也難怪，《羊城晚報》的發行量要比《文藝報》的發行量多數倍。這時我清楚的聽到從會議室傳來的話語：「李凖欠了不少醫藥費，公家一時報銷不了，多虧舒乙先生從家裡拿來壹萬元去交付。」李凖不就是寫了《李雙雙小傳》、《老兵新傳》和《黃河東流去》的著名作家嗎？他是河南人。老舍先生身前也是熱腸義膽樂於助人的。稿酬與藥費的對比，令人心寒。老舍與舒乙父子的損己利人，助人為樂，使人感慨良多。我真想去太平湖憑弔老舍先生啊！

講評會結束後，舒乙面帶歉意地匆忙返回了辦公室，再次和我們握手。我說 ：「舒老師，見到您，真使我高興！您的身體這麼健旺，沒出老相 。」

舒乙微笑不語，望著我點了點頭。

「 您的母親胡老先生，還健旺嗎 ？」我問道。

「還好，還好。」舒乙答道。

「天太熱，不宜去打攪胡老了，請代我轉告您的母親，我很想念她老人家，向她老人家問安！」接著長話短說，單刀直入，我請求舒乙老師把《老舍選集》和他的《小綠棍》散文選集送給我作紀念。他二話沒說，就將三本新書從床上拿到了手裡。於是，我趕緊補充道：「您要在每本書的扉頁上寫出一句別出心裁的話，好么？」

他凝神片刻，便在辦公椅上落坐，並從我手中接過鋼筆，然後翻開書，埋頭去題籤了。一會兒，傳來小車催人笛聲。是不是在喚他這位忙得不亦樂乎的副館長呢？我來不及看他在書上寫什麼，急忙急火地用廢報紙包好了三本新書，便告辭出去了。舒乙先生斯文地再次和我握手，微笑，並向門邊攤開左手，說了聲：「請！」然後我們走到了辦公室的大廳門口。

滿載而歸精神爽快，出得文學館大門，楊老師便與我輕輕地翻開新書釋讀妙語。《小綠棍》扉頁上面寫著：

「先澤先生指教

我的書很渺小，我的書很雜亂，可是，我的心是熱的，我也很努力。我希望我能對別人有用處，哪怕是一點點樂趣呢。

舒乙 九九，七，十六」

《老舍選集》的題詞是：

「 先澤先生 留念

老舍先生的一生非常值得尊重和愛護，包括他的著作和他的品德。 舒乙 九九，七，十六」

舒乙的話，說到我們心裡去了。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從文字中可以知其厚道純真。 我不相信什麼命運卻很信「緣分」。1963年10月，我有幸在湖大禮堂聽過老舍先生的演講。老舍先生平反後，我寫了《溫馨的回憶-----懷念老舍先生》，在《文學報》登出來了。此後，我與舒乙便有了書信來往；老舍夫人還回過我一封信，贈過一副大字。舒乙先生於1990年4月寄贈《老舍的最後兩天》一書給我，並謙虛的題了「朱先澤先生指正」一行字。1999年7月16日我欣喜地見到老舍之子舒乙同志。一個人便是一個神奇的世界，人際交往構成了生活與歷史，誰說不是這樣的呢？

從北京返家的第二天，我仔細地通讀精思《老舍選集》與《小綠棍》散文選集。溫習舊文知新意，這等於把老舍父子請到家裡來談心跡。多麼心善、重誼的父子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