馭國之術——齊聯儲主席管仲同志評傳｜文史宴

大司馬亂入：齊國作為春秋戰國首屈一指的文化大國，對中國文化影響極大。稷下學宮包攬了百家爭鳴的一大半，齊學中的公羊學、黃老學，成為戰國秦漢的不同歷史階段的主流學問，而管仲天才的經濟政策「輕重平準之法」，則是齊學中最奪目的明珠。

從兩千年前的管仲到今天的美聯儲，中間有一條幽深的伏線若隱若現。文史宴公眾號近期進行齊國專題，特邀學界名師悼紅狐撰文講述中國人的國家金融實驗：兩千年前的美聯儲操作，是怎樣把國民當對手盤進行金融收割的。大家會發現，原來我們被管仲耍了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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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個成語拼成的齊國史（春秋篇）｜文史宴

對於管仲，至聖先師孔夫子是十分佩服的。

子路、子貢都是他的得意門生、至親子弟，只因為對管仲略有質疑，便被夫子反唇相譏，多少有點鄙夷地暗示他們不過匹夫匹婦之流。

而在他自己的人物評價坐標里，管仲高居「仁」字輩。要知道，這個字可不輕易許人。夫子自道，「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一轉頭，連用兩個給管仲，「如其仁，如其仁。」

在孔子看來，管仲主要做了三件事，但件件都不微小。一是「相桓公」，二是「霸諸侯」，三是「一匡天下」。

對於齊桓公小白來說，一匡天下也一直是他的心愿，比如他老去問他的相國管仲「我想承包全天下，可以么？（吾欲外因天下，可乎？引自《地數》）」「可以吖，可以吖。」他也從來不會讓小白失望。不過，我覺得此時管仲內心是崩潰的。問題就在於，錢從哪來？

與孔子同時，齊國管仲的接班人晏嬰曾津津樂道臨淄城的繁華，所謂「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但細細一算，也不過七八千戶，十萬口人。

齊乃當世霸主，齊國都城臨淄更是天下商重之地，支撐起的從業人數卻大致如是，其實還是很有限。

比晏嬰還早一百年的管仲，面對當時剛擺脫文姜之亂陰影的齊國，執掌一國財稅，謀求復興齊國大邦地位，其任務不可謂不艱巨。怎麼辦？

國家要有話語權，得有兵、得用得起兵。另外就是，得有權，這個權其實就是楚王問鼎時，王孫滿講的那個德。周天子雖然衰弱，但神器不墜，靠的是德，其實就是權。

春秋時代，有一種權力還能不完全靠武力保障，因為靠的是神力——所謂王道、運劫、氣數。具體是什麼，以後可以分析，但這一權力在當時的巨大影響力，成為齊國復興的關鍵要素。

權這個東西，天下除周天子外，沒有任何人可以私據之。而武力這種能力，在當時則需要工藝、人口、兵器鑄造技術的資源支持，背後都是錢。沒有錢，自然開不出礦、引不來鑄造師。沒有錢，民眾養活不了兒女，也不會多生育。

而想要有錢無非兩個辦法，開源節流。持家如此，持國也是如此，治大國如烹小鮮。對於政府和社會來說，則在開源這個層面上，有存量博弈與增量變革之分。具體的辦法，首先想到的是徵稅。

（1）徵稅及為什麼不能徵稅

不過對於管仲來說，徵稅不算是好辦法。用他的話來說，「人民群眾一貫好吃懶做，見利忘義。拿東西時毫不手軟，想從他們那兒要東西，比登天還難。」

（夫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引自《國蓄》）

基於這種對人性的判斷，管仲不太願意直接通過徵稅的方式來獲得財政收入。

主要的弊端一是容易讓人民心生不滿，激起民變。二是行政成本投入太大，不利於政府實行輕資產運作。三是容易滋生社會問題，把政府與群眾的互動變成「貓和老鼠」的遊戲，這一點上處理不好尤其麻煩，有可能會影響大局。

《管子?海王篇》對徵稅問題，專門進行了討論。

起因是齊桓公小白打算實行房產稅、林木稅、畜牧稅和人口稅。這四種稅的提出，跟當時的利源模式相關。四個稅種都是財產稅，靠數個數來確定稅基。沒有任何流轉稅的跡象，在房產、林木、畜牧交易中，也不征行為稅。可見當時的商貿易活動，並沒有大到讓政府注意到可以有抽稅的空間。

管仲對開徵四稅的態度很堅決，就是反對。理由是，直接稅會促使民眾轉移財產，通過隱蔽財產、減少稅基來實現逃稅。在習慣稅率基礎上，提升稅率或擴大徵稅範圍，對當時的社會都是不小的衝擊。畢竟存量博弈，其存量還很微小，這不是與民爭利的問題，而是與民爭命的問題。

而且，相較於稅收的增長，民眾隱藏財產會導致政府掌握國力數據出現不真實。在當時相互征伐的國際環境下，國君對於本國實力的誤判顯然存在巨大的隱患。

（2）輕重平準之法主意的提出

直接稅的主意雖然被否決，但利源擴大的既定戰略卻仍然要堅定地執行下去。尤其是齊小白還懷抱有星辰大海的夢想，管仲又怎麼可以置身事外。

按照管仲的研判，既然民眾都是喜得恨失的主，那麼，從操作手法上就需要外示以恩、內示以威，只讓他們看到國家惠及他們的方針政策，而不讓他們感受到國家奪取他們財富的行為（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國蓄》）。

要始終把民眾財富控在一個區間內，即有得吃、餓不死，是君主的恩賜。吃不飽、吃不好，是自己的懶惰。

因為「財富太多，會讓君王的爵祿獎賞變為無用之物，不利於君主樹立權威、控盤大局，務必讓人民群眾疲於生計，偶有賞賜，就會感激涕零。雖然糧食本是他們自己種的，但收穫卻要感謝中央和君上。」

（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臣乘馬》）

基於這一願景，管仲開始推行「輕重平準之法」，這裡的輕重，我覺得指的就是價格，具體的體現就是貨幣及貨物價格。

管仲對於民眾趨利性的研判，實際上為他下決心，從政府操盤的角度把全國人民當成對手盤提供了心理支持。大致邏輯是，通過政府做市商和價格干預，從市場上回收民眾資金。由於回收手段通過交易進行，較之徵稅，顯得尤其溫婉。

根據管仲的盤算，一個萬乘之國，僅鹽項，財政收入每月可收入六千萬錢。而如果計徵人口稅，也不過三千萬錢。取財於無形之中，還能倍之。為什麼不幹？

不過實行「輕重平準之法」，首先要解決法幣問題。

（3）以國內為對手盤的多層次法幣體系

當代社會，一國只有一種貨幣，這種貨幣叫法幣。法幣是國家政權用軍事力量支撐，在本國行政區域內通用的貨幣。軍事力量是法幣得以流通最基礎的支撐力，國家當然也會用法律來為之背書，但歸根結底是武力背書。

尤其到了信用貨幣時代，軍事力量對於支撐法幣地位不可替代。某種意義上說，核武器的發明才是信用貨幣得以普及開的根本原因。迫使民眾接受以紙代幣，而政權無傾覆之虞，一定是江湖與廟堂力量失衡的體現。

信用貨幣與武力貨幣，其實就是管仲「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的現代翻版，而現代社會由於實現了信用貨幣，才發明出了更高階的鑄幣稅。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那麼，推知可得，也只有國家政權不再控得住經濟盤面（法幣信用已折損殆盡），其他信用貨幣才會流通，比如金圓券的失寵，辛巴威貨幣的徹底崩盤。

而之所以堅持法幣制，原因在於如果任由其他貨幣通行於國，會對國民財富帶來毀滅性的打擊。二戰後，美聯儲的數次周期性加息，就成功抽走了西歐、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工業鏈利潤。

管仲的年代，多種貨幣林立是常態。就貨幣範疇來說，就有「上幣」「中幣」「下幣」之分。但在實際流通過程中，還有一類物資是獨立於貨幣存在的，其典型代表就是糧食。

在管仲看來，黃金和穀物的作用是一致的。黃金與糧食的關係類似以前美元與黃金的關係，只不過，那時的黃金是幣而非錨。管仲認為，「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言下之意，糧食可以作為定價一切商品的基準，同時也就決定了政府發行貨幣的總量。

由此，可以看出，在管仲的設計中，市場上流通交換的「物品」至少是三類。一簇為貨幣（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國蓄》），主要是長期形成的民間習慣的貨幣；一簇為百貨，可供商業交換用途；還有一簇為戰略大宗商品，主要表現物就是糧食，後來官山海，還攘入了鹽鐵。

三類不同物品存在於市場上，其中貨幣直接表現為財力，而戰略大宗商品不但對國家安全至為重要，還決定了貨幣總量。

信用貨幣時代，貨幣的鑄造極為便捷，盯錨的作用主要在於防止通脹。而在珠玉、黃金、合金為貨幣的時代，貨幣的鑄造極為繁複，除非貿易量或戰略物資量提升，需要足夠的貨幣參與交換，否則政府沒有必要去刻意鑄幣，這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

所以，在管仲的設計框架下，戰略大宗貨物作為鑄幣的錨，實際上與貨幣有著同樣的重要性。甚至在真正出現國家（政權）安全危機時，這些大宗貨物遠比貨幣來的重要。畢竟打戰需要糧食與兵器，卻不是太需要玉石和珍珠。

從金融的角度看，貨幣體系與戰略大宗商品體系就形成了幣與錨的「雙法幣」結構，只要存在可流通的法幣，那麼通過法幣價格的波動，就能夠實現匯率差。匯率差正是管仲「輕重平準之法」的核心奧妙。

（4）雙法幣結構的一端——貨幣體系

關於貨幣，管仲認為，以黃金為例，黃金是可以衡量財稅用度的標準。搞經濟如果太保守，人人都自給自足、自產自食，那麼交易活動就會被壓制，百市也就蕭條了。

交易蕭條進而會削弱貨幣的作用，黃金作為一般通貨的價值就不行了，這麼搞經濟那是沒有前進動力的，直觀表現就是「事不成」。因為首當其衝政府沒有辦法徵稅了，國家財政面臨枯竭，整個社會進入到了自存自保、自給自足的狀態，政府的存在意義也就沒有了。這直接危及到了統治基礎。

反過來，搞經濟大幹快上，錢很重要，沒錢辦不了事。可事雖然辦了，但錢的地位被抬得過高，又會出現「貨賤傷貨」的情況。

這裡要理解一個問題，這裡的貨很少是工業製品，而主要是農業產出品，傷貨就直接傷到了穀物價格。在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從事農業勞動，而剩下的又都是成本中心（貴族及王室）的局面下，穀物價格下跌，同樣會損及統治基礎。

還有當時的所謂「事」，很少是直接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的投資，造個齒輪機械、修個路、築個壩之類。更多的工程並不直接產出效益，比如去幫齊小白造個宮殿。

而最大的支出項——戰爭，在流動性根本不充裕的春秋時代，完全沒有改善國家資產負債表的作用，至於因為戰爭帶動起來的科技進步，其轉化為民用的路徑又不甚清晰，對於社會產業效率的促進作用不得而知。

所以，對於管仲來說，貨幣根本不重要。作為可以直接鎖定連接武器與糧食的有效物品，貨幣最大的作用就是為國家鑄器儲糧。公室手中握有錢財，對戰略大宗貨物的收儲，真是有著極高的效率。

（5）雙法幣結構的另一端——戰略大宗貨物

小白和管仲對戰略大宗貨物歷來高度重視。他兩個不止一次拉清單盤算各國有什麼特產、物資具備稀缺性，然後如何謀取到手。

在管仲看來，一切稀缺之物，在相當程度都可以作為儲備、收入糧食的重要交換物，比如蓳茜、夜石。不過，糧食算戰略大宗貨物，蓳茜、夜石卻不能算，因為不能直接作為生產資料。另外一個原因是，其量不足以支撐交換，喪失流動性的東西，當然不能作為有價值的資產。當然，這樣的貨物有額外的用途。

由於戰略大宗貨物的重要程度遠高於一般百貨，甚至在戰時高於貨幣的作用。當時的齊國，糧食更具備硬通貨的特徵，這就形成了上文提到的「雙法幣」結構。這與當時齊國乃至整個中國，產業結構單純，社會生產力相對較低，主要以農業人口為主的特點有直接因果關係。

管仲在《乘馬數》中說，「財務之貨，與幣高下，谷獨貴獨賤。」什麼叫「獨貴獨賤」，其實就是說穀物不受貨幣定價。實踐中甚至反過來，它去定價貨幣，起到了真正法幣的地位。

由於大宗貨物有著戰略意圖，不可能隨時都拿到市場上去做交換。因此，鑄幣才成為國家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而信用貨幣的普及要等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才快速普及開。在此之前，貨幣定錨是國家發行貨幣的必要條件。

齊國在管仲改革之前，商品經濟不過爾爾，用糧食定價毫無問題。但就像管仲所言，田地、人口與地力實際上是差不多的，其年歲產出也差不多。這就決定了國家鑄幣量被框死。

隨著齊國實力不斷壯大、商品貿易量逐步攀升，管仲開始推行「輕重平準之法」，打擊大戶的政策也隨即出台（為什麼要打擊大戶，稍後解釋）。這些政策的出台及實施，使得國家上收財稅的力度越來越大，尤其是貨幣總量相對穩定的春秋時代齊國，存量博弈的結果必然導致民間貨幣趨向匱乏。

尤為恐怖的是，如果中幣黃金不足，而民眾大量被擠壓去使用下幣。那麼很可能別國貨幣就會侵入齊國市場，對於管仲來說，當時的國際貿易要求平進平出，如果貨幣價格失衡，齊國財富（黃金、刀布）就面臨外流風險，同時也會出現貨幣短缺阻礙交易的情況。因此，官山海政策就順理成章出台了。

齊國當時已是霸主，霸佔資源圍起來的事情也沒少干。那麼，軍事力量自然要為金融權力的擴張提供支援。

鹽、鐵都是當時人民日常生活及防衛的重要核心資源，齊國雄踞海濱，造鹽之法純熟精鍊。所以，通過武力控制礦山，就相當於鹽鐵同時納入國家管制。每一斛鹽、每一斤鐵的製成開出，對應的貨幣就源源不斷注入市場。

管仲通過大宗貨物開啟流動性的手段，與兩千多年後的美聯儲如出一轍。在齊國上幣、中幣、下幣背後，其實是糧幣、鹽幣以及鐵幣。

（6）輕重平準之法的實施

理解了「雙法幣」的設置，接下來理解「輕重平準之法」就容易得多。

由於強制結匯制度的存在，管仲得以一步步實現自己的操作，通過低成本貸出貨幣給民眾，要求用糧食償還。這個時候糧食等於是又一法幣，能夠起到貨幣作用。通過法幣的囤積，然後抬高法幣價格。

根據記載，管仲短時間使大宗糧食價格提高二十倍，很簡單，因為他掌握了一半的存量。

接下來，要求政府施行強制購貨，用作為法幣的糧食價值去收購市場貨幣標價價格的鐵礦、鐵器。由於糧食法幣幣值被大幅度操縱，因此顯示出極高的紅利溢價，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價格就收購了大量鐵製品。

這一番下來，管仲調動了國內鑄鐵產量，收繳了民間武器，同時支付的對價相當便宜，政府部門存留糧食獲得擴充，財力由此大增，其武備力量也由此大增。國家強制力的增強，反過來保證了法幣地位，為下一次「輕重平準之法」提供支撐。

兩千年後的美聯儲是怎麼做的？一樣的路數。通過低價貸出美元，為對手盤國家提供流動性，迅速接管對手盤國家的產業或者幫助對手盤國家承接美國產業轉移，然後通過美元加息撤出，將對手盤國家的產業利潤全部洗劫。

所不同之處在於，管仲時代產能不過剩，政府做市商比較便利，同時，缺乏代議制政治倫理要求，政府與民眾可以成為對手盤。此外，市場尚不發達，價格傳導機制還不夠迅速。

放到現在，能源價格一漲，百貨皆貴，在一旦一夕之間。那個時候，糧食價格飆漲，而傳導路徑很窄，耗時也很長。這個時間差，為管仲控制局勢、賺取匯差提供了重要操作窗口。

管仲通過「雙法幣」結構下的匯率差（價格差），來實現貨幣投資與回收功能。通過貨幣貸出扶植國內產業產出，然後又不動聲色利用貿易工具進行貨幣回收，實現財政盈餘。

一系列操作，由增量擴大入手、自存量劃分結題，完美地實現了「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的戰略構想，為齊國稱霸奠定了堅實的財政基礎。

（7）輕重平準之法的弊端及補救

「輕重平準之法」的提出及實施，都顯示出了管仲高超的金融智慧。

但這一方法，也存在極大的弊端。一是對科技及產業擴張的支持力度不夠，不能有效作用於生產力及產業效率，導致民眾被割韭菜之後，需要一段時間恢復民力；二是此法容易被模仿，導致利源被盜；三是存在操作時間窗口，在需要快速融資需求的特殊局勢下，存在操作不匹配風險。

在處理第一個弊端問題上，有兩個進路，一是做大增量，著眼做蛋糕，以支撐分蛋糕。但對於當時技術條件和產業成熟度，短期內無解。二是轉移利源標的，去割別國的韭菜。

管仲考慮的就是第二個進路，變換對手盤。以國內民眾為對手盤，當然便利，因為掌握信息差、價格差和雙法幣工具。但要防止對國內抽水過多，就要變換對手盤。

管仲通過「輕重平準之法」獲取了大部分國家財力，充實了武備，肯定要把對手盤瞄到國外。事實上，通過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利變現，也是管仲斂財妙法，其中包括大搞國際會議。

這就不得不提陰里之謀和菁茅之謀。

陰里之謀中，管仲將周王室給予小白的霸主地位進行了變現，根據等級，把佩戴金鑽、藍鑽、紅鑽、黃鑽作為覲見周天子的必要條件，然後武力控制各鑽產地，再分別將標價出售，以此獲利。

為了鞏固周天子與齊小白聯手撈錢的利益關係，管仲投桃報李搞了一票菁茅之謀，幫周天子大賺一筆。召陵之盟之類的國際會議，正是霸主與天子聯手實施國際抽水的陽謀。

從戰略角度看，周天子與齊小白都達成自己的目的，實現雙贏，侵奪他國財富，實現疲國之計；尊王攘夷，鞏固周天子地位，也增強齊桓公霸主身份的合法性；最重要的是，雙雙大賺而歸，極高效率的盈利模式，強有力地夯實了周齊抽水聯盟的基礎。

第二個弊端之所以會存在，問題主要出在佔有資源量上。只要市場上出現佔有了相當存量物資的大戶，這個價格遊戲秘密就鐵定保不住。

而商業市場一旦開啟，效率無法回撤，大戶、巨商是擋不住的。管仲之後，范蠡、子貢、白圭，粉墨登場，可見歷史潮流浩浩湯湯。

因此，管仲要求嚴格實行「國軌」制，然後著力打擊大戶。所謂國軌，就是統計。把天下財物、人口、物產應統盡統、能計即計，而且「嚴守統計秘密（陰據其軌）」，大戶當然就喪失了「稅基」。此外，再輔以抑商之策，確保國家盡得其利。

管子的觀點極為明確，錢生錢的遊戲只能國家一家霸著玩，人越多，國家越麻煩。對於大戶乃至一般民眾，就更是要「隘其利途」。一言以蔽之，阻礙人民的套利行為，是執政的重中之重。

這一思想一以貫之，結合本朝也可驗證，我理解，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不同策略。大家都很窮的時候，利息一般要高一點，推動通脹，然後發展產業。這個階段利息不能低，因為要吸引資本、人力、技術來賺取回報，發展國家。

但是，當人民普遍兜里有錢了。那就不能有太高的利息，因為這相當於現金不流入實體，趴在銀行收息。只要本金足夠大，相當於開印鈔機，國家要拿出錢來貼給你。

按管仲的講法「出四孔者，其國必亡」，要是人人現金資產都很多，那何止是出四孔，出四千萬孔，亡國一千萬次。

怎麼辦？消滅現金或者利息歸零。消滅現金很簡單，股市割韭菜、P2P跑路、債轉股、漲房價，都很好用。利息歸零呢，就要慢慢操作。要逼著有現金的人，沒有收益，必須去投資。不然就是鑄幣稅、雙法幣收掉。

由此可知，漢初劉邦入咸陽宮，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除了為後來軍事鬥爭做準備，主要還是著眼於戰後財稅政策。

第三個弊端的解決，管仲祭出了「御神用寶之法」。按照管仲的構思，就是成立一個流動性基金。這個基金的賬戶可以是神龜，也可以是其他什麼東西。除了珍貴，還要神秘。

但前文提到的蓳茜、夜石這類東西，卻又不行。蓳茜、夜石雖然珍貴，但不夠神秘。而且不是生產資料，量又太少，不滿足流動需求。不能作為貨幣，也不是戰略大宗物資。從作用上說，相當於航天紀念幣、連號人民幣。

但神龜不一樣，管仲利用諸侯（霸主）權力進行反向操作，把神龜和諸侯封侯的天命掛鉤，然後塗抹上權力色彩鞏固其超然地位。以此，在必要時，通過抵押神龜，掏空大戶及家臣流動資產，用以支撐公室建制、平抑糧價市場和抵禦外部侵擾，進而化解政權顛覆的風險。

用寶必以御神為其前提，戰時，它是戰時徵用法的化身。非戰時，它成為政府調節市場流動性的定海神針，在貨幣市場上，起到的作用相當於調節銀行準備金。對消費領域，則相當於住房抵押貸款，不但實現了疲民，而且打掉了流動性，化解了貨幣產能。一龜多用，當然謂之神。

這等智慧，自然令孔子大為讚歎。而管仲「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的圖謀，一變而成夫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深邃，再變而為荀子「君子以為文，百姓以為神」的詭詰，終至漢宣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一錘定音，成為中古、近古中華帝國龍御之術的核心隱奧。

隨著主權國家的誕生、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尤其是二戰後，信用貨幣的出現、民主政治的成功，這一不傳之秘顯得愈隱愈幽、如煙如夢，終變作龍椅後那聲蟋蟀的喊叫、冕旒間綽綽不清的光影，消遁於直梁曲拱之間，化身為利率這一曼妙影姿，出現在二十大街和憲法大道的盡頭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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