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晚清大變局中，怎樣煉成帝國餘暉里最成功的逆襲者

向敬之

在晚清「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曾國藩是一個最精彩的奇葩。其有湘中山民倔強的品性，多年寒窗苦讀考進京城後，成為穆彰阿、倭仁、肅順的座上客，有幸七遷連升十級，授署禮、兵、刑等多部右、左侍郎，但十年干坐冷板凳，他在青年咸豐上位後，上疏直陳流弊，且將天字第一號的洪秀全案歸責於皇帝，膽大逆天。幸脫罪，母喪，皇帝未因其有膽有識而奪情，放其返鄉丁憂，停職留薪。不料想，洪案越鬧越大，給了曾成功逆襲的機遇，從幫辦團練到領軍彈壓。一個儒家士夫領著一個鄉里文人群體，以湘軍的名義，集體地走上了晚清的政治舞台。

倘無洪楊一役，曾國藩的命運定然是另一種表述。即便其後來以「三立」厥功至偉，成為「內聖外王」的典範，也難保他能「屢敗屢戰」地修得後世罵名和美名。章太炎曾論：「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兇。」聖相抑或元兇，兩個極端的評價。

劉緒義長期研究曾國藩，在《曾國藩與晚清大變局》中，從鴉片戰爭造就的歷史環境寫起，寫其耕讀富厚的家庭教育，寫其遠離是非勢利同讀史明道的成長，寫其用權、鑒才、做官、治軍、交友的智慧與抱負，寫其嚴謹奏議行文和愛才凝聚人心的磁場效應，寫其在激烈鬥爭的權力場上和戎自強與耕讀傳家的清醒、堅忍、謹慎和蒼涼。

洪楊一役造就了中興首席名臣曾國藩。洪、曾同是孔孟門徒，同是考場戰士，但一離經叛道，一堅守初心，終為對手。毛澤東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換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曾國藩戰天京破城後，王闓運獻帝王術，建議自立，恢復漢人天下，未被最終採納。此聞算是一宗歷史謎案罷。其手握重兵緣何不南面稱帝，總說紛紜。或其做過皇帝夢，但他還是沒有成為洪二，而是冷靜地裁汰湘軍，為身後保住了「文正」美譽。

劉緒義察其「做官好比做慈善」，詳細闡釋反映在曾國藩人生16種政治修鍊、42字理學真訣、200條精選語錄，相得益彰。曾之所以成功，自同其修學儲能、創造事功不無關係，同時與其愛才之道、為官之路、治軍之法與交友之誼，更有聯繫。新皇登極玩求諫秀，曾國藩連續上書指摘該是吏部職責的人才戰略，明晰剴切，擊痛朝政。他統帥兵馬後，曾談道:「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匯總帳銷算一次。」這不是空言，而是他推許并力行的行為規範。

他尊重人才，鼓勵上進，選才不拘一格，用才器使適宜，鼓勵下屬獨立謀求發展，引導人才成長。他的人才主張同現代心理學有驚人的暗合之處。他說「人才何常，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若嚴霜之凋物」，「稱許不絕於口，榆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曾規勸有關人士:「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齣，以是招謗取尤。今位望日隆，務須尊賢容眾，取長舍短，揚善於公庭，而規過於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

剛烈的王錱拒絕曾欲收作弟子的美意，又遭排斥帶老湘營脫離單獨作戰，英年早逝，余部被左宗棠編為新楚軍。劉長佑統領江忠源舊部，不斷增益，輾轉作戰，基本不受曾節制。胡林翼打造的鄂軍，脫胎於黔軍，雖借鑒過羅澤南的湘軍營制，但主要活動在湖北，也相對獨立在曾帥軍權體系之外。但曾國藩大度濟世，影響他們以書生報國的英雄氣勢與果敢行動，歷十餘年，翦除內亂，雖最終未能完成中興宏圖，卻顯現了晚清史上精彩、迷離和蒼涼的燦爛一瞬。

曾國藩領軍的湘軍傑出人物，除驍將鮑超勇猛懾敵外，大多為曾在科舉途中多次鎩羽而返的文弱書生。一旦他們領軍上陣，個個都是上馬殺敵、下馬讀書的英雄漢。曾國藩的賢，羅澤南的堅，彭玉麟的剛，胡林翼的謀……睿智的左宗棠，是自唐太宗以後對國家領土貢獻最大的人物。他「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在政治上是強硬人物，且主張外交和軍事同時進行，先之以議論，決之以戰陣。他曾看不起曾國藩，不時自立門戶，但在曾氏身後莫由追悔：「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劉緒義廣徵博引，深入淺出，嘗試在內憂外患的晚清中國史體系中，全面、客觀、立體地解讀典型的曾國藩心懷民生的心力品行，探究其何以立德、立功、立言而著稱於世。曾一生具備克制與省儉的美德，但堅決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技，而不停留在購買西方器械的層面。他翻譯《幾何原本》出版，開辦安慶機械所，建造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第一所兵工學堂，成立翻譯館刊刻第一批西人格致類書籍印刷翻譯了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學……他以中國傳統哲學為基礎，著眼於如何轉變天朝上國的傳統觀念，圍繞困擾朝野上下如何處理同西方列強的政經問題而逐漸深化，試圖把中外關係建立在互相平等和尊重的基礎上。

他重視儒道互補，對儒家內部各派他也不分軒侄，力主調和，即便面對變化了的國際秩序新格局，也把學習西方之長視作理所當然之事。

曾氏外交哲學思想，不外乎四方面：首先在事關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決不讓步，據理力爭，在其他問題上則應當靈活處理。「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其次主張與各國平等相待，推誠相見。清承襲舊制：自許天朝上國，與他國不是平等的國體。中外交往的一大障礙就是「體制攸關」，外事交際要不要行跪拜禮，朝廷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會見外國使節等虛文上糾纏不休。三是強調信守和約，增強自信，針對那些「顯違條約，輕棄前約」的錯誤行為而說的，希望以此引導大家以理智慎重的態度去辦外交，與逞氣蠻幹、不顧後果的短見陋識相比，自是棋高一著。四是尋求外敦和睦，在對外關係中確立以和為主的方針。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戰爭手段解決雙方衝突；著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糾纏。

他說：「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誠為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有識者雖知戰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蓋恐群情懈弛，無復隱圖自強之志。」湘籍外交家袁南生評價：「曾在近代外交史上，是洋務外交的首家、道義外交的名家、軍事外交的大家，當然，也是教案外交的輸家。他的外交思想和實踐豐富了中國外交哲學的內涵。」

然而，很多大陸史學家受長期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影響，認為他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和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持貶抑態度。1944年，范文瀾發表《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稱曾為「滿清統治者壓迫屠殺人民的急先鋒」，「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厲行所謂安內攘外」。此論決定了大陸很長時間內對曾的態度。1960年代教科書評價曾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反革命頭子」，1965年《辭海》未定稿中，也稱曾「以封建地主的衛道者自居，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中國人民革命。為中國近代史上反動人物的典型」。

1980年代，《曾國藩全集》部分整理出版，有黨報批判出版社是「公開為反革命頭子樹碑立傳」；與此同時，《北美日報》發表社論《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認為全集的出版「是中國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一大禁區的標誌，也表明中國的文藝政策，確實比過去大為開放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國發射一枚新的導彈或衛星相比擬」。而今，研究曾國藩者見多，而閱讀曾國藩者甚夥。

雖然今日多有消費式的文化陷阱，不時跳出反抗集體無意識的激進話語，但劉緒義打通障礙、跳出成見，在學術與史學經常存在壁壘的文化語境中，「重新解讀大變革時代精英的社會責任與使命」，揭示曾國藩楷模當時且影響後世的人才思想和權力人生，方便了我們近距離了解真實的曾國藩。他在《曾國藩與晚清大變局》譴責列強的侵略和壓榨，但沒有花大量篇幅去因襲鋪陳分析那些眾所周知和無可辯駁的歷史。他著墨更多地反思曾國藩在那個歷史時期陶鑄世風的經驗和教訓，以史為鑒，對國內形勢、民眾人性、社會秩序及國際格局、世界大勢有著清醒、理性的認識。他在凸顯曾國藩成功逆襲中的純粹與深沉、清醒與聰明、忠孝與狡黠的同時，叩問百年前的血色歷史，尋思最大的困惑莫過於為什麼只留下榮耀與屈辱，掙扎與無奈，而一再讓中國社會改革機遇輕輕飄逝，直面晚清帝國餘暉里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轉型期，尋求推進我們未竟的現代化思想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