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晚清和民國為什麼經濟不成功？

作者：趙鼎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

回首四十年，中國的改革，舉世矚目。其成功與成功之道在哪裡？挑戰與應對挑戰之道是什麼？12月3日，芝加哥大學 Max Palevsky 講座教授趙鼎新做客戰略講壇004期，從世界變遷的大背景，講述中國改革的成功和挑戰。

以下是講座第一部分：

我今天的題目是「中國經濟的成功與挑戰」，要說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解釋為什麼以前不成功，這個非常重要，只有知道以前為什麼不成功，才能知道中國為什麼成功了。第二件事情是中國經濟目前有哪些挑戰要克服。

2016年12月3日晚，趙鼎新教授在戰略講壇演講。

對於中國經濟的成功，學者傾向於從經濟政策和制度方面去找原因，並且創造了「中國特色的聯邦主義」 、「幹部晉陞錦標賽制」、 「中國模式」 和「北京共識」 等概念。這些分析視角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在學理和經驗上至少會產生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某些經濟政策和相應的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可能被過度誇大。比如，傅高義曾經把日本的高速發展歸結於高素質的科層集團、科層集團與企業的緊密聯繫、科層集團在政府中強勢的地位、高質量的教育體系、大公司的永久就業等政策和制度條件。但是，這些條件的絕大多數在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而日本經濟卻已經陷入二十餘年的低迷。

第二，過分強調經濟政策和某些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還會導致把地方經驗上升為普世理論，從而陷入或自卑或狂妄的心態。比如，中國經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比有很大差距。因此，當時的國人不但認為民主政治是西方國家經濟成功的關鍵，而且全面鞭撻本土的文化和制度。今天，雖然中國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其優勢卻主要在中低端製造業、山寨模仿和流通領域，而不是在金融和原創性高科技產業等領域。儘管如此，不少學者已經開始侈談「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好像中國的制度和政策給世界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樣板。兩類話語雖然截然相反，反映的卻是同一種心態，即皆不能不卑不亢、冷靜地看待過去和今天。

第三，如果經濟政策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對於經濟發展果真如此關鍵的話，那我們就不能解釋為什麼世界上經濟發展最為成功的後起國家和地區大多位於東亞這一現象。要知道，日本、南韓、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飛躍的關鍵時期的經濟政策、企業文化、官員激勵方式和政治制度都有著很大的不同。

我並不認為經濟政策和制度在經濟發展中沒有作用。中國經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如果中國至今還在堅持計劃經濟，經濟是完全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功的。問題是，當前世界上有大量的國家無論推行何種經濟政策、採取何種制度安排，它們的經濟都沒有走向成功。為什麼呢？要了解這一問題，我們想清楚中國在晚清、民國和毛澤東時代為什麼沒有成功的經濟發展？

傅高義與他的成名作《日本第一》。

但中國經濟上也不能說落後，只是走的不是一條路而已。

就器物的生產來說，沒有一個經濟制度能比以機器生產為核心的市場經濟來的更有效率。因此，一旦西方搞了工業資本主義後，別的國家不學也不行， 否則在國際競爭中就會完蛋。這種向西方學習的過程稱之為「被動現代化」。但是，不同國家所面對的「被動現代化」的難度是相當不同的。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中，東亞國家獲得成功經濟發展的難度最低。因此，除了朝鮮外，東亞國家現在都成功步入了發達國家。為什麼東亞國家的「被動現代化」進程比較容易呢？其原因在於這一地區在現代化到來之前就有著發達的「國家建構」。

當殖民主義的塵埃落定後，在西方率先形成的「現代化」浪潮呈現出了兩個清晰的面向：民族國家建構和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民族國家」的核心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作為理想狀態，民族國家中每一個成員效忠的對象應該是具有共同認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認可的國家。民族國家建構包括許多方面，但是最為基礎的就是建立一個不受傳統精英和利益集團嚴重束縛的、能有效管理國家的文官官僚體制，和一個能被廣泛接受的民族神話和認同感。許多後發展國家在獨立後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國家沒有文官傳統，以及民眾缺乏一個共同的認同基礎。在這樣的國家中，中央政權不能插入地方社會,民眾受到各種地方勢力和分裂主義勢力的操控,種族衝突和種族清洗頻發，連政治穩定都是奢望，談何發展？許多後發展國家在獨立後經濟沒有取得突破性發展，關鍵就是受民族國家建構滯後所累。但這對中國和其它東亞國家來說都不是問題。

「揚州十日」。電影《大明劫》劇照。

中國歷史中有三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對當今中國經濟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的，國家建構事件：

（1）西周以來形成的天命觀和強烈的歷史感；

（2）戰國到漢代逐漸形成的強國家傳統、統一的象形文字、以及以擇優錄取為理想的科層制；

（3）宋朝後形成的儒教社會。

君主幹得不好，天命就會轉換，而旱災、水災、蟲災都是上天不滿的信號。在當今中國，很少有人還相信天命，但是「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買紅薯」已經成為政治文化。再加上中國人強烈的歷史感，這就使得到了一定級別的官員不得不經常考慮「身後名」這一問題。因此，績效始終是民眾對官員的一個要求，是一方「父母官」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也是國家合法性的一個重要來源。

強國家傳統和科層制削弱了國家之外其他政治團體的合法性和權力，促成了一套削藩、打擊大族和控制兵權的歷史經驗和方法，使中國更容易避免在其他後發展國家常見的軍人強權、部落、家族勢力和利益集團坐大、政令不能下達、政局長期不穩的局面。象形文字給了不同的方言或地方語言一個統一的書寫方法，便利了持有不同語言的人之間的交流，促進了中國文化在沒有現代教育與通訊條件下的融合。

北宋伊始，科舉規模擴大，不同口音、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想擠入讀書做官的道路。同時，宗族和私學興起，儒學化的通俗文本和文學作品大量湧現，儒家倫理逐漸深入民間社會和融入其他宗教。這些變化使得中國產生了一個儒學化的官僚士紳階層，促進了國家力量向社會層面的滲透，加速了不同群體在文化和認同感上的大面積融合，形成了所謂的儒教社會。宋朝後特別是明清以降，中國雖然沒有發展成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是已經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即一個由官僚集團統治的，並且精英具有同一核心文化認同感的國家。19世紀末，當中國在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出現了民族主義思潮後，傳統精英的文化認同很容易就被改造成大眾的民族認同。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嚴重困擾著其他國家的大規模的分裂運動、族群戰爭、族群清洗等問題在中國的核心人口地區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1841年1月7日，虎門之戰。清軍水師與英國海軍在穿鼻灣激戰。

簡言之，悠久的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歷程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同質性較高的文化，一個自主性較強的講績效的官僚傳統，和一個地廣人多的有力量抵禦國際政治壓力的國家。也就是說，中國在國家能力和文化認同建構方面要大大「領先」於其他後發展國家。因此，在西方帝國主義所帶來的現代化浪潮的壓力下，大多數後發展國家同時需要解決民族國家建構和發展資本主義兩大問題，而中國卻只需解決一個問題，即發展資本主義。中國所面臨的現代化任務要比其他國家和地區要簡單得多，應該說經濟成功發展應該不是「奇蹟」，而只是順理成章。但是事實卻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大大晚於日本，也滯後於「東亞四小龍」，只比朝鮮快。為什麼中國這個古代東亞文明的中心，該地區的「龍頭老大」，在經濟發展嚴重滯後？要了解中國經濟起飛滯後於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這一現象，我們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強國家傳統的「陰暗面」，特別是意識形態的阻擾。

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鴉片戰爭後的中國歷史可以大致分成四個階段：晚清、民國、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雖然中國經濟在前三個階段都有所發展，但與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是個失敗的案例。在前三次的失敗中，民國時期失敗的原因比較複雜。畢竟，民國有一個沿海地區民族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改革開發前，中國絕大多數民用「名牌產品」，比如三五牌台鐘、永久牌自行車、培羅蒙西服、五洲肥皂、金星金筆、三槍牌內衣、414毛巾，都是那個時期民族工業的產物。假以機會，難說民國時期中國經濟不會出現重大突破。但中國在1937年後經歷了幾乎是整整12年的戰爭，喪失了經濟全面發展的可能。

在晚清和毛澤東時代，中國都獲得過一段較為穩定的時期，都有經濟大發展的可能，但都錯失了機會。失敗的原因很複雜，其中，強大的國家力量是主要因素。

今天講中國近代史一般會從1840年滿清在鴉片戰爭中被戰敗算起。事實上，在當時的統治者眼裡，鴉片戰爭只不過是大清經歷過的大大小小的邊境挫折中無足輕重的一次失利而已，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歷史意義。即便是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和火燒圓明園這樣的事件也沒有完全挫敗滿清統治精英強大的文化優越感，激發他們作出根本性的反思。從1864年太平天國滅亡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滿清有過整整三十年的相對平穩期。在此期間，滿清對內陸邊疆和西部邊疆的控制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滿清在這一階段卻只進行了被稱為「洋務運動」的極其有限的改革。反倒是國力弱小的、處於旁觀者位置的日本因為大清被西方戰敗產生了危機感，並在佩里率領美國軍艦開進日本後危機感進一步加深。日本在1868年開始了明治維新，走上了君主立憲和資本主義的道路。顯然，文化中心意識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蒙住了滿清統治者的雙眼，延緩了改革的進程。在中國，與日本明治維新相似的改革直到甲午戰敗和義和團運動後才開始進行。改革使得滿清的軍事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滿漢精英之間的矛盾卻在改革的進程中變的越來越大，改革因此促進了滿清政權的垮台。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也獲得了一段本來應該是較為穩定的時期。國民黨政權敗走台灣後，中國政治迅速走向穩定，而且國家政權在「土改」和「鎮反」後深入到了農村和城市的基層社會，國家力量變得空前強大。朝鮮戰爭花去了中國相當的財力，但這畢竟是在國門外的局部戰爭，而且時間經歷比較短暫。在國內，戰爭的需求刺激了經濟的復甦，而戰爭的勝利（至少是在當時國人的眼裡）則大大提高了新政權的凝聚力。在一片大好形勢下，中國的經濟卻走入了誤區。也許有人會說在冷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不可能搞鄧小平時代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在當時，蘇聯和東歐是中國的盟友，西方世界也並非鐵板一塊。 再加上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如果中國在當時搞了市場經濟，或者市場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國經濟也許就會出現很快的發展，西方的某些國家也很有可能會在中國市場的吸引下向中國開放自己的市場。然而事實是，中國的經濟政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後逐漸走向極端。先是公私合營，後是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把中國引向了「三年自然災害」。這些都是意識形態指導下的產物。在極左意識形態的指引下，中國不但對各種給予市場一定作用的經濟理論進行批判，甚至把農民的「自留地」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把蘇聯式的講有序平衡發展的計劃經濟看作是「保守」，把工業建設當作政治運動來搞。這些都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災難。最後當然是文革。整個十年，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北伐之後，國民政府在名義上統一中國，開啟了經濟上的「黃金十年」。

簡而言之，清朝強大的「自主性」反而給了統治精英長期堅持保守意識形態的力量，從而延誤了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進程，導致甲午戰敗和革命。同樣，毛澤東時代國家強大的「自主性」也反而給了中國領導長期堅持極左意識形態的力量，使得中國在極左道路上越走越遠。國家的強大反而給意識形態長期誤導中國提供了土壤。十年「文革」後，傳統中國的意識形態已經被革命洪流摧毀，極左意識形態也因為已經把國民搞得民不聊生而失去了市場。中國是在幾乎失去了任何意識形態資源的情況下才開始回歸現實，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放棄了「頂層設計」的幻想，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態度，以實用的精神來對待經濟發展。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經濟飛躍發生在鄧小平時代，晚於日本、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原因。

（本文系趙鼎新在騰訊思享會·戰略講壇第四期活動上的發言，經講者審閱；編輯：李大白、陳菲。文中圖片皆系編輯所加，圖片來自網路。）

學者簡介

趙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l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生物學系，1984年獲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研究所昆蟲生態學碩士，l990年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獲取昆蟲生態學博士。後改攻社會學，並於1995年在麥基爾大學獲取社會學博士學位。 自1996年起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任教。長期致力於政治社會學及其社會運動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學術觀點在國內外學術界有一定影響。在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主要發表在《美國社會學雜誌》、《美國社會學評論》、《社會力量》、《社會學視角》、《中國研究季刊》以及國內出版的《社會學研究》等刊物上。著作有《The Power of Tiananmen》、《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等。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和歷史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