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的英國

原文按：為什麼工業革命獨獨在英國發生？我們喜歡找到一個轉折點，但工業革命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可能牽扯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只是聚焦在工業革命這一時點就會產生很大的誤解。此文為馬德斌教授在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史學講壇的講演。

馬德斌

馬德斌：1998年獲得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博士學位，曾在美國、日本等多所大學任教與訪問研究，現為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史系終身副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海外聯席系主任，新一屆國際經濟史學大會（IEHA）秘書長。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以及東亞的長期經濟增長、制度與法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以及歐洲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的比較。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等國際知名經濟史學期刊上發表十多篇論文，在海內外出版編輯多本專著文集等。

工業革命與大分流

18世紀末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是經濟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這場革命意義十分重大，從根本上改變了生產力的動力源泉。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國富論》時，正是工業革命前夕，在他眼裡，專業分工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但他沒有想到技術革命有如此巨大的可能性和推動力，不僅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命運，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工業革命把英國從歐洲的邊緣帶入世界的中心，把一個不起眼的陰暗、潮濕的小島變成了日不落的帝國。同時，在喬叟與莎士比亞文學中造就的僅六七百年的現代英語，通過殖民等渠道廣泛傳播，最終成為一種全球性語言。

一些經濟學家和史學家，如加州大學的格雷戈里·克拉克和伽羅等人則把工業革命之前的世界簡化為馬爾薩斯的世界：1700年前，英國工人的實際工資曲線基本上是平的，只有在工業革命以後，工資水平才扶搖直上，走出了馬爾薩斯陷阱。有研究表明，在工業革命之前或之初，全球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原因大部分可以由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來解釋，而工業革命之後，則越來越需要由國與國之間的收入不均等來解釋，今天如果不扣除物價等因素，全球最富國家如瑞士的人均收入已經是非洲最窮國家的40倍。這在工業革命之前是無法想像的。

我現在舉另外兩個學者（布羅德伯里和古普塔）的研究來進一步說明工業革命帶來的轉變。以工業革命中最重要的行業——紡織業為例，英國的棉紡業在工業革命之前本來是落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歐洲人趨之若鶩的是印度的棉織品、中國的絲織品，就跟今天中國富人到倫敦買奢侈品一樣，是一種時髦。對於荷蘭與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而言，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到亞洲採購。但在當時，比如1680年英國工人的工資已是印度工人的4倍，原材料、資本的價格也和印度差不多，英國資本相對廉價但人工價格較高，英國的生產成本並沒有優勢，技術上也落後，這種情況下它的紡織業沒有競爭力可言。可到了19世紀，經過工業革命的洗禮，儘管英國總的生產要素成本仍高於印度，但它的棉紗卻能以印度一半的價格銷售，還不賠本。因為以動力為基礎的技術革命使英國能夠更便宜地生產這些東西，在成本不降低的情況下，大大降低了產品的價格。布羅德伯里和古普塔應用經濟學生產函數和費用函數的原理做計量分析，說明在17世紀到19世紀末的階段，工業革命使英國與印度在紡織業上發生了逆轉。事實上，英國的機制紡紗產品不但摧垮了印度的傳統手紡紗業，也解體了中國從黃道婆開始起源的手紡紗業，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其紡織品與機器出口到全世界。

為什麼工業革命會發生在18世紀的英國？從經濟史角度看，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題目，以前大家問的最多的是，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英國而不是荷蘭？因為荷蘭至少在英國之前是當時歐洲最發達的經濟體，英國工業革命前的很多制度都是從荷蘭借鑒而來。相比之下，英吉利海峽的阻隔，使很多先進的東西從歐州大陸傳到英國有時間差。還有，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法國？法國的國家制度發展較早，一直想成為世界中心。而如果我們看得更長遠一點，文藝復興時代的威尼斯、佛羅倫薩，這些都是歐洲文化一度最燦爛、經濟最發達的地方，為什麼這些地方都沒有發生工業革命，而獨獨發生在英國的中北部，像曼徹斯特、蘭開夏這些英國相對貧窮落後的地區，並繼而席捲英國乃至世界？

前些年彭慕蘭教授提出的「大分流」問題，也從另一角度提出了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18世紀中國發達的江南地區的命題。江南的手工業特別是紡織業也很發達。李約瑟很早就研究了中國的悠久技術傳統，他認為在宋朝，也就是西歐最黑暗的中世紀，中國的技術已經達到頂峰，四大發明領先世界，所以工業革命為什麼不在那時發生就是所謂的「李約瑟難題」。我們甚至可以擴展來看，為什麼工業革命不發生在印度？印度的孟加拉灣條件也可以。為什麼不是中東呢？中東有很悠久的歷史，伊斯蘭教的興起從公元600年開始，流傳到各地，古希臘的大量文獻被翻譯成阿拉伯語，歐州的文藝復興，也依賴於阿拉伯語的古希臘文獻轉譯與文化倒流，不僅如此，即使到近代，伊斯蘭文明的奧斯曼帝國也打敗了東羅馬帝國，並一直和西歐競爭到17、18世紀。

為什麼工業革命獨獨在英國發生？我們喜歡找到一個轉折點，但工業革命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可能牽扯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光聚焦在工業革命這一時點就會產生很大的誤解。我將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作為一個動力革命說起，倒溯到之前17世紀英國所發生的許多重大轉變，就是所謂的金融和財政革命。在財政、金融革命的背後是政治制度的革命。工業革命之前還有科學革命，像英國的牛頓、法國的笛卡爾都對科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一般認為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科學並不重要，主要都是手工業匠人的一些技術改良，靠的是長時間的經驗積累，他們並沒有受過很高的教育。但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之後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產業革命，這些顯然都是需要科學基礎的推動，17世紀歐州科學革命的重要性在這裡就顯現了出來。

工業革命與資源稟賦

工業革命實際上就是動力革命，以前的驅動力是人力或畜力,有些會用風力、水力。但是工業革命最大的特點就是用燃料作為能源代替了人力，這也是英國的紡織業、特別是紗紡業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動力驅動能使紡紗工人的勞動生產率達到手紡工人的40倍。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在勞動力價格很高的情況下依然可以生產出有競爭力的產品的原因。

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有幾個必要條件：首先是燃料原料，這個就可以解釋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荷蘭了，因為荷蘭雖然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但它沒有煤，同樣，中國最發達的江南地區也缺乏煤礦資源。當然，煤礦資源只是一方面。工業革命另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用機器來替代人的勞動，所以必須要有鐵礦業與機器製造業（哪怕是手工的）為基礎。最後一個重要的因素：由於工業革命用機器代替勞動力，所以很適合於一個勞動力工資比較高而煤礦資源價格比較低的地方，這樣看來，工業革命發生在工人工資相對較高(相對於南歐和其他地區)而煤資源又比較豐富的英國北部不完全是偶然的。

生產要素相對價格影響生產技術的選擇是一個微觀經濟學的老命題，在同樣的技術下，英國的生產採用較多比例的資本與能源和更少的勞動力；而中國在同樣的情況下，是用較少的資本與能源和較多的勞動力，這種選擇符合兩地生產要素價格的相對差異。因為中國的勞動力相對來說更便宜。這一點在最近荷蘭學者范·贊登和中國學者李伯重的比較研究中也提到，比如中國以前有拉船的縴夫，但荷蘭是靠馬匹來拉動，因為人力太貴了。還有一個比較好的例子就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中國發明的，但中國最後應用得並不多，最常用的還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在15世紀後對歐洲的新教革命起到很大作用，活字印刷出來的第一本書就是《聖經》。因為對於中國而言，雕版印刷的資本含量很低，手工含量較高；活字印刷需要製造鐵的機器，對資本要求較高，就不合算了。其實，要素價格的命題在史學家中也經常被提起，馬克·埃爾溫有一個很有名的理論叫「高水平陷阱」，說在元朝有一個很大的轉輪，可以節省很多勞動力，但是後來就慢慢消失了。他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勞動力過剩。另外，趙岡也提出過相同說法，與黃宗智的「內卷化」論點也相符。

最近，牛津大學的羅伯特·艾倫教授在這個老命題中引入了新的計量和經濟學模型分析。工業革命的技術通過英國的要素價格組合才能產生利潤，而在最初中國勞動力非常便宜的條件下是不會有利潤的。但工業革命不是一次性發明、以後就一勞永逸了，恰恰相反，新技術發明的不斷更新使技術變得越來越有競爭力，機器的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到最後連勞動力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得不轉向開始用機器來代替勞動力，這就是後來手工業解體的開始，也是工業革命走向全球的開始。因此，英國工業革命的觸發有一個低能源價格、高工資、低資本價格的結合，但之後又有技術發明不斷更新的路徑依賴。

從要素價格來解釋技術革新，從根本上說還是一個技術需求的理論，但它沒有一個供應的理論：即對能源技術的需求並不一定導致供應的產生。能源本身的技術開發也是一個過程，不能完全作為外在的條件，其背後也有制度等深層因素。這也是對這個所謂技術誘發創新的觀點所作的最根本的批評。所以有些學者，如喬爾·莫基爾，強調理解工業革命不能忽略17世紀科學革命與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性。

「工業革命不是一次性發明、以後就一勞永逸了，恰恰相反，新技術發明的不斷更新使技術變得越來越有競爭力，機器的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到最後連勞動力最便宜的地方也不得不轉向開始用機器來代替勞動力，這就是後來手工業解體的開始，也是工業革命走向全球的開始。」

工業革命與體制變革

建立在生產要素價格上的分析沒有能解釋為什麼英國和荷蘭在工業革命前夕工資已經比較高而資本的成本較低了，即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了。一個重要的說法是工業革命前，英國已經經歷了商業與貿易革命。貿易革命對英國和荷蘭的崛起起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大西洋航線的發現與開拓和整個大西洋貿易的興起，以及南美洲和北美洲的相繼開發，作用尤其明顯。歐洲的貿易中心慢慢走出了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海岸。但是這樣的分析帶來更大的疑問，因為大西洋最早的開發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通過在南美洲的經營與殖民，特別是銀礦的開發與出口，西班牙與葡萄牙已經成為當時歐洲最強盛的國家，帶動了所謂的歐洲價格革命和後來的重商主義政策。但奇怪的是，即便如此，最終從中得利最多的卻依然是英國和荷蘭。

阿西墨格魯等經濟學家提出，英國和荷蘭之所以發展起來，不只是由於外貿的興起，更同它的內在體制有關。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開放基本是以皇權和國家利益為驅動力的，英國和荷蘭的海外開發則是以公司為動力驅動的，東印度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荷蘭和英國有發達的國會制度，商人參政很早就開始出現，政治本身的內在價值和貿易的興起，兩者結合使商人的政治力量大大加強，他們對規則加以干預和改變的力量也大大加強，而這些規則的改變就帶動了17世紀英國金融和財政制度的改革。

中世紀歐洲的國會跟現在的概念很不一樣。那時的國會是代表地方勢力，或通俗地說是地方的土豪劣紳。以前召開國會也僅僅是在皇帝需要錢的時候，召集地方精英協商加稅。這和歐洲特別是英國中世紀大憲章以來的傳統有關，皇帝徵用子民財產的權力受到制約，精英們的產權也由漸漸發展起來的普通法界定與保護，地方的自治權力也較高。皇帝加稅需要召集國會，國會在一開始就跟稅收聯繫起來，也就是所謂的「稅收與代議制的關聯」，這也是美國獨立戰爭最重要的口號。國會制度在中世紀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有，但在有些國家不那麼系統，唯獨英國和荷蘭有一個全國性的框架，而它們的商人組織與影響在大西洋貿易發展之後越為強大。

中世紀的歐洲皇權政府跟中國的封建政府有共通之處，沒有今天公共財政的概念，有的只是皇家的領地與財產，也可以靠臨時性借款、賣官、濫發貨幣甚至強制徵用或掠奪，所以財稅制度非常脆弱，沒有形成一個現代的納稅體系。今天的發展經濟學強調保護產權和制約國家權力，但實際問題是在國家綜合行政能力很低的時候，國家權力被濫用的機會也最大，一旦政府有財政問題，向商人掠奪、賴債甚至把債主趕出國門都可能會發生，這在某種程度上踐踏了產權。

諾斯與溫格斯特在1989年發表的文章，把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解讀為國家轉型的一個關鍵點。很多革命都帶有偶然性。英國光榮革命起源於當時席捲歐洲的宗教革命，英國也發生了新教和天主教的爭鬥，以英國國會勢力為代表的政治力量，通過引進外來的荷蘭皇帝，也引進了荷蘭的經濟制度。光榮革命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推進了英國現代國家制度的形成，執行了《人權法案》，規定皇帝要定期召集國會，國王要增加的財政預算必須經過國會通過。為什麼國會這麼關心財政？因為國會代表了有產者和商人的利益，他們自己是交稅者，就必須知道這些稅是派什麼用途的，隨著國王權力的虛化，英國的政治架構朝著現代君主立憲制演變。

國會制約王權和掌控稅收，反而導致稅收大幅增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所謂國家能力的增強，特別是建立了現代的納稅制度和文官隊伍。文官隊伍的中立化與專業化保證了稅收直接進入國庫，而不是被中飽私囊。更重要的是界定了納稅人的合法財產權，這是光榮革命之後一個重要的制度建設。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帶動了英國的公債市場，堅實的財政與國會的信譽，提高了英國國債的信譽。與此同時，在17世紀末由政府特許商人認股而成立的英格蘭銀行，也開始經營政府的公債市場，同時也帶動了倫敦的金融市場，使倫敦發展成比荷蘭阿姆斯特丹規模更大的金融中心。隨著介入歐戰與殖民開發，英國政府開支與借款也大幅上升，而公債的利率卻在下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信譽度高，風險低，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構成了17世紀的財政與金融革命。

中國為什麼沒有走上工業革命道路

諾斯與溫格斯特對光榮革命的詮釋引發了不少非議，特別是聚焦關鍵時刻的方法會忽略歷史的連續性，尤其忽視了英國的財政金融制度有一個漫長的從他國借鑒消化的過程。我們回到中國為什麼沒有走上工業革命道路這一問題上。命題的複雜性在於：首先，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歐洲，經濟史並沒有定論；其次，英國工業革命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性，也沒有定論。

從表面上看，傳統中國在歷史上最早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和以科舉為中心的文官體系，而中國的皇權是無邊的。這似乎都意味著中國會有很強的國家能力。但從稅收來講，中國中央稅率按人均來算，自宋朝以降，是在慢慢下降的，同時稅收構成越來越依賴比較固定的土地稅，而英國、荷蘭更多轉向商業稅，商業稅又以城市為主，這對於歐洲的城市化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同時，中國正規的文官體系並沒有隨著人口增長而增加，依賴於吏治等體制外的制度操作，腐敗等問題在體制內並沒有解決，最終形成了一個我所說的「強政權與弱治理並存的矛盾體」。

中國歷史上沒有產生嚴格意義上的公債。西方的公債跟戰爭有很大關係。但中國也不缺少戰爭，為什麼中國的戰爭不會產生公債？這個問題最早是馬克思·韋伯提出來的。有一種簡單的說法：中國的皇權是至高無上的，產權是絕對的，正像在晚清的時候，大臣跟皇帝提議要建立大清銀行，發行公債，皇帝說所有的東西都是我的，我怎麼還要去借呢？這個說法其實不完全，歐洲也有根深蒂固的絕對王權與產權的傳統。區別在於，給歐洲王權貸款的銀行家往往在這些國家的疆域之外。所以，要想繼續向銀行家貸款，這些歐洲皇帝就必須遵守「有借有還」的原則，這當然和歐洲政治分裂的架構有關。中國政治上的大一統始於秦朝，宋朝後得到鞏固，也許是大一統和絕對皇權這兩個條件並存制約了國債的發展。

政府的稅收基本上都用於戰爭，也會帶來很多問題，畢竟，借公債去打仗、窮兵黷武也不是什麼好事。但是，借公債去打仗同讓軍人直接去山西商人家裡沒收財產相比，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維持公債需要政府建立一定的信譽，對隨意踐踏私人財產權就會有所顧忌。在清朝，每次戰爭都會導致銀庫庫存下降，乾隆在位時很自豪地說，大清的銀庫有八千多萬兩庫存。八千萬兩實際上就等於清朝兩年的收入，但到18世紀末鎮壓白蓮教時就差不多耗盡。與之相比，近代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權政府，它一年的公債就等於七年財政收入，它的公債依賴義大利不少城邦的銀行家，經常以來自南美殖民開發的白銀資源作為抵押，這就讓西班牙王權的財政不用受制於國會或國內的納稅體系。由此看出，國家能力、政治架構與公共財政有密切的互動關係。

對英國工業革命的解釋，我從要素價格誘發技術創新開始，再倒推回到財政和金融革命，最後聯繫到國家的政治架構。最重要的是，與歐洲的高資本價格相比，中國不是一個簡單的例外，其背後可能有更深層的制度與歷史原因。當然，把工業革命的淵源直接和財政、金融革命乃至政治制度聯繫起來，沒有一個簡單的結論，更沒有一個單一的因果關係。我希望這個討論能給有關工業革命的老問題提供新的視角。（文/馬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