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在醫院，康復在社區

創辦「渡過」公眾號以來，和患者接觸越多，我越能體會到中國精神障礙患者的痛苦，以及他們最希望改變什麼——

其一，患者不能得到及時的、有效的治療。

精神疾病目前已成為我國嚴重的健康問題之一。根據部分地區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估算：早在2013年，中國就有超過1億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礙患者。其中，抑鬱症患者超過9000萬，精神分裂症患者達1600萬。

問題還不僅僅在於精神障礙患者眾多，更嚴重的是，中國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療缺口」。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統計，全國共有精神衛生專業機構1650家，精神科醫師只有2萬多名，平均每10萬人口中只有1.49名，遠低於全球中高收入水平國家。中國精神衛生系統的城鄉差距尤為顯著，中國約有三分之二的農村沒有精神疾病床位。

這意味著，在中國，約 92% 的精神疾病患者很難得到及時的治療。

其二，病恥感嚴重阻礙了患者的治療和康復。

毋庸諱言，全社會對於精神障礙存在根深蒂固的病恥感。公眾對焦慮、抑鬱等精神障礙認識不足，患者一旦被貼上精神疾病的標籤，就會面對各種懷疑的、蔑視或者憐憫的目光，甚至連他的親屬都會被另眼相看。部分患者因缺乏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不敢公開病情，不敢主動求助，即便臨床治癒，也很難順利回歸社會及正常生活。

精神障礙患者往往還是社會弱勢群體，貧困率高，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治療依從性差。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醫療資源不能得到良好利用，推高了精神疾病病患的治療成本。

其三，中國現有的對於精神障礙患者的干預模式，是偏重住院治療，忽視社區康復。

現階段，中國對於重症精神障礙患者的解決方案，主要是在專科醫院隔離治療。

這其實只是起點，遠不是終結。臨床治癒只是階段性的，最終目的是讓患者回歸社會，恢復社會功能。可是，由於醫院外的社區精神康復資源相對缺乏，部分患者出院回家後，家人缺乏專業護理知識，本人又急於停葯，造成病情反覆，不得不多次重回醫院。有專家將患者這種在醫院與家庭之間的往複，稱做「旋轉門」現象。

怎麼辦？

其實，中國存在的上述問題並不奇特，西方發達國家也曾經走過類似的道路。很多人都記得美國電影 《飛越瘋人院》，其中精神病院陰森、恐怖、控制、虐待等場景，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過那早已成為過去。自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就開始考慮在治療過程中幫助患者儘可能融入社會，依託於社區的康復方案由此逐步建立。具體而言，家庭與其所在的社區共同組建治療團隊，從過去基於「醫生+家庭」的治療系統，轉變為「醫生+社區+家庭」的多向治療康復系統。

在這個系統中，社區的個案管理師起到牽頭人作用。他的職責是聯合社區中的工娛治療師、心理諮詢師等，共同為患者提供持續的康復支持。平時，患者在社區進行各種康復訓練，一旦出現複發跡象，這個支持系統就會立刻啟動，聯繫醫院，及時採取干預，從而鞏固平日康復的成果。

不只是美國，在歐洲，義大利在政府、民間團體、公民社會協同合作方面取得可貴的進展；在大洋洲，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去機構化，通過以患者為中心、基於社區的一體化精神衛生服務，改變傳統精神障礙治療模式。

這些國際經驗應該可以為中國所用。直面當今中國的現實，一個可能的選擇是：改變現階段集中於醫院的機構化治療方式，回到社區，由社區提供以患者為中心的一體化醫療服務，建立「大病在醫院、康復在社區」的精神疾病治療與管理模式。

在這個模式中，精神病醫生、護理專家、心理專家、專業理療師、社工等，要組成多學科團隊，各司其職，緊密配合，讓患者在社區實現康復。即使疾病不能根治，至少可以讓患者接納疾病，接納自己，實現自我價值，過上有質量的正常生活。

中國在這方面起步較晚，但許多有益的嘗試也在進行中。以北京大學護理學院的花藝療愈模式為例（詳見本公號文章《鮮花在內心綻放，患者向社會回歸》），這個項目集合了社會各方的努力：精神衛生領域醫學專家設計了整個項目；護理康復師聯手工娛治療師指導患者學習花藝；社會工作者倡導社會參與，通過共籌機制使得整個系統能夠自我循環；強生公司組織、支持和推動這個項目，履行了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這說明，構建一個良性循環的社區內一體化治療模式和疾病管理體系，需要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源，需要可持續的自我發展模式。

概括為一句話：精神障礙患者，應該治療在醫院，康復在社區；而患者重拾社會能力，回歸社會，期盼更多社會力量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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