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專家建議拆北京城牆 梁思成說是在割他肉 這事我挺蘇聯專家

昨天看到頭條某自媒體作者寫了一篇文章——《六百年前建的國門，蘇聯專家建議：拆除！梁思成痛哭：像挖我的肉》，很多人在痛罵蘇聯專家，在痛罵同意拆牆拆門的吳晗，都在贊梁思成是民族良心，目光遠大。

可是關於這事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並不認為蘇聯專家的建議是錯誤的，而梁先生和他愛人林徽因的想法太書生意氣，太小資情調，太脫離實際了。

梁思成和妻子，有民國第一美女之稱的林徽因合影

首先我對梁先生和林先生（先生是對當時知識分子的敬稱，女性知識分子也可以稱呼為先生）沒有任何惡意，我也沒那資格。我對這兩位先生為保護中國傳統文化所做出的貢獻是深表敬意的，也很敬佩這兩位先生為保護中國古建築所做出的努力。

但是昨天那位朋友的文章，顯然只是截取了一部分，並不全面，其實當時以梁思成、陳占祥為首的中國建築學專家和蘇聯專家在關於北京城的規劃存在著爭議。

爭議的焦點很簡單，那就是梁先生和陳先生都希望在北京古城外另闢新址，建設一個新的北京城，以應付北京成為首都後，人口急劇膨脹的城市擴張需要。而蘇聯專家的建議是在原有的北京城基礎上加以擴建，並提出了要將北京城建設成一個不僅僅是文化、政治中心，同樣也將是工業中心的城市。

當時梁先生的新北京城選址是在西郊五棵松一帶日本「居民留地」為基礎，建設新中心。陳占祥的意見則是不把新城建得那麼遠，他建議把新市區移到復興門外月壇以西、公主墳一帶，使之成為老城西長安街的延伸和連接新舊兩城的紐帶。

林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下面是一張來自梁思成貼吧的圖片和資料：

據說這是林徽因先生畫出的北京古城牆規劃草圖

1950年，林徽因被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兼工程師，梁思成是這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夫婦二人對未來首都北京的建設充滿了美好的憧憬。

當時的北京還有46公里長的明清城牆完整而巍然地環抱著，林徽因稱之為"世界的項璉"，不僅是民族的驕傲，也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無價之寶。

她有一個絕妙的構想，為了防止西方都市無限漫延和過度擁擠的現狀，北京應採取大城市用園林地帶分隔為小區域辦法，城牆正可負起新的任務，承擔現代大都市的區間隔離物。環城沿護城河建起綠帶公園，供人們划船、釣魚、滑冰之用；頂部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的城牆可砌花池，栽種花木；雙層的門樓和角樓可闢為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以供市民休息、娛樂、遊戲納涼、登高遠眺，形成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空中花園"-----環城立體公園。

當國防上需要時，城牆上還可以成為高射炮陣地，古老的防禦工事在現代還能再盡歷史任務。

林徽因還為她的設計畫出了草圖。然而這只是一個動人的幻想。

從這些我們都可以看出，當時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夫婦，還有陳占祥先生的規劃是當時中國最現代最先進的城市化設想，他們已經考慮到了幾十年後的北京城發展。他們希望能保留北京古城，將古城當成一處「休閑的公園」，「一處歷史的紀念」，然後開闢一座新城出來，以解決日益膨脹的北京城人口問題。

當時他們的規劃並未得到通過，更別談執行了。

甚至當《梁陳方案》被否後，梁思成說：「每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每剝去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50年後，有人會後悔的。」十多年後，梁思成依然痛心疾首的說：「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我至今不認為我當初對北京規劃的方案是錯的」。

是啊，從現在的角度看，當時梁先生的規劃確實是正確的。現在的北京城確實遇到了交通擁堵、人口膨脹、霧霾嚴重等一系列問題。

可是當時是不正確的，並且是基本上不可能完成的。

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朱濤先生就曾這麼說：「梁陳方案」是一個規劃的概念草圖，不是一個完備的規劃圖。然後這個方案的問題在於首先面積太大，每個行政人員是40到45平方米，所以撐開的一片地要比舊城還要大很多，就一個行政的辦公區就有一個城市的規模，按今天這個標準很快就可以證明是過高地估計了指標。其次，它的功能非常單一，全是辦公樓，沒有商業、沒有文化，只有一點宿舍和一個文化禮堂，大部分行政人員的居住要放到日本人規劃的那個西郊新市區。而且這個辦公區建築形式用的是四合院，他不想修高樓，所以佔地也很龐大。我覺得梁先生在規划上有一個時代的局限沒來得及思考的是密度問題，他想的全是傳統的院落。」

也就是說，當時的《梁陳方案》僅僅是考慮了再建一個行政中心，佔地面積就超舊城了，那麼生活區、商業區、工業區……再建起來，那基本上可以說就是再造一座北京城了。

可是再建一座城，錢從哪裡來？當時的中國是需要保護那些古城牆、古門牌、古建築，還是需要發展生產，需要開源節流，需要進行工業化建設？

顯然當時一窮二白的新中國是拿不出那麼多錢來再建一座「新都城」的。

建新都城是很需要錢的，是非常勞民傷財的。這裡有兩個例子：

一呢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時將北魏的都城從今天的山西大同遷都到河南洛陽，二呢是朱棣將大明朝的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

這兩次遷都都是很有歷史意義的，可是遷都所帶來的現實危害是巨大的。遷都就必須大興土木吧？然後強盛的北魏就因遷都的問題給拖垮了，大明朝也因遷都也帶來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朱棣後期的財政危機造成的最大後果是，張輔平定了交阯叛亂，但是朝廷已經拿不出錢讓大軍鎮守，最終中國永久失去了交趾，也就是現在的越南北部地區）。

雖然說梁陳林三位先生的規劃不用如封建帝王那般大興土木，但是再建一座一兩百萬人居住生活工作的新都城，那覺得是要耗費巨額資金的，當時的新中國哪裡拿得出這筆錢？

林先生的計劃是很完美，超級現代，可是大家不覺得太小資情調了吧？當時的中國人有那資本和閒情逸緻去護城河划船、釣魚、滑冰，去逛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拜託，當時的老百姓，吃飯都是大問題好吧？

首都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要做全國的典範，當時的新中國需要的是工業化，沒有強大的工業支持，老百姓吃不飽肚子，國家造不出鋼鐵，造不出武器，無法保家衛國，只能任人宰割。所以當時將北京打造成一個工業化的城市，是有典範作用的，也就是告訴全國，現在的工作重點就是建設，就是工業化。

當然了，保護傳統文化，保護歷史古迹是有一定意義的，可是當時也有保留啊，故宮不就還在那嗎？全保留下來，真去別的地方蓋新都城，錢從哪裡來？長達幾十公里的北京城牆，是不是會造成交通堵塞，是不是會影響建設，還有就是大家有一個錯誤的認識，真正毀掉北京古城並不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那三十年，而是改革開放後。

因為以前不管怎麼搞，它的經濟能力還是有限的，在院子里修個鍋爐，修個學校，還沒有撐破整個古城的格局。改革開放之後，大的地產商進駐，在舊城裡面修，規劃大的房子、道路，這才導致了北京的混亂。

不能因為保護歷史古迹有歷史意義有教育意義，就不能拆，因為當時這些東西是阻礙社會進步的。

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對這種看法，同志們應該怎樣理解？首先要承認，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的，有因果聯繫嗎？沒有。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著舊土地所有制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佔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產資本流轉的落後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後，沒有必然的關聯。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這段話是一位叫李學先的先生說的，他就說的很有道理，很客觀很實事求是。地主有很多好人，但是地主階級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很多地主的後代說他們的太爺爺並不是周扒皮那樣惡霸，而且對佃戶們還很好，還得討好他們為自己種田，他們會出錢修橋鋪路，會捐建學堂，會照顧孤寡……可是工業時代來臨，他們開始顯得落後了，土地在他們手裡產生的還是那麼多價值，雖並沒有減少，但工業給了土地更多的可能性。於是他們不合時宜的，擋在了歷史車輪的前面，必然是被碾碎的節奏。為地主階級招魂就是錯誤的，地主階級的落後屬性是怎麼也洗不白了的。

同樣的道理，在現在看來保護古城牆，將古城發展成旅遊休閑的地方，是很有作用的，但是在當時是不可行的，是阻礙社會進步的。

梁思成先生是梁啟超先生的兒子，梁啟超先生九個子女各個都是國家棟樑，真心值得我們敬佩。但是個人認為，梁啟超先生最優秀的兒子，對國家貢獻最大的兒子，不是最有名、娶了民國第一美女的長子梁思成；而是一直默默無聞的中國導彈專家，梁啟超先生的幼子梁思禮先生。

「我在美國有一個好朋友林樺，當年我們在美國留學，我回國了，他留在了美國。他是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學家，他搞的是美國的洲際導彈(民兵導彈)，我搞的是中國洲際導彈(東方導彈)。他的年薪是30萬美元(上世紀80年代)，我的工資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圖一個小島上的高級別墅，回國時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我住在很普通的單元房子里。有人曾問我對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乾的導彈是瞄準中國的，我乾的導彈是保衛我們祖國的!」

這段話是梁思禮先生說的，這才是真正的大師，真正的中國脊樑，中國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