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恩難忘——蘇聯專家對新中國城市規劃的幫助

【文章編號】1002-1329 (2017)05-0122-03

【中圖分類號】TU984

【文獻標識碼】C

【作者簡介】李 浩(1979-)，男，博士，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鄒德慈院士工作室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

【修改日期】2017-05-08

趙瑾：那時候，能參與搞城市規劃工作的人很少。於是，從四面八方調動，剛畢業的一些學生全給調過來。一些相關專業或相近專業的，都可以參與學習，一起搞規劃。當時，大家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常穎存：記得史克寧副院長說過這麼一句話：老幹部，蘇聯專家，再加上「兒童團」。史克寧他自己就算是老幹部，大家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開展工作，「兒童團」是指我們這幫人。

圖1參加國慶十周年全國工業交通展覽會留影（1959年10月，北京展覽館，常穎存提供）

前排：戴傳芳（左1）、張友良（左3）、劉成（右3）、常穎存（右2）、陶冬順（右1）。後排：趙清川（左2）、劉文惠（右4）

趙士修：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倡全面學習蘇聯。當時我們國家的建設，特別是城市的規劃建設，沒有任何經驗，蘇聯專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解決了好多業務、技術上的問題。我們國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專家起到了很重要的諮詢作用。

那時候的城市規劃工作，基本上是蘇聯專家「當家」，蘇聯專家都是我們的工作顧問。城市規劃方案，以及規劃方面的其他一些事情，如果不取得蘇聯專家的同意，就不行。蘇聯專家講話的時候，提的幾條意見，那時候都得記錄在案。蘇聯專家的意見要嚴格執行。那時候，即便我們規劃局局長、副局長等，也都得聽蘇聯專家的。

趙瑾：我的基本看法是，蘇聯專家對我們城市規劃工作的指導，是一個重要的啟蒙的貢獻。穆欣(蘇聯專家)講得很清楚：我做報告，你把市委書記請來。他就是要積極宣傳城市規劃是怎麼回事。蘇聯專家不僅經常講課，還具體指導規劃編製工作。在規劃工作的初期，每一個規劃小組搞完一段工作，都得給蘇聯專家彙報。只有在蘇聯專家點頭同意以後，規劃方案才能獲得通過。蘇聯專家不但指導城市規劃怎麼做，而且具體指導規劃人員該怎麼畫圖，比如道路網應該怎麼畫。我印象最深的是西安，因為我參加了西安規劃組。

圖2蘇聯專家講稿彙編材料（經濟專家什基別里曼、建築專家阿瓦欽科、工程專家馬霍夫和經濟專家尤尼娜的講稿）

靳君達：當年只有「一邊倒」。美國封鎖你，歐洲看美國這樣，也跟著封鎖，能對中國伸出援手的只有蘇聯。那個時候，跟斯大林談判是很難的，斯大林也不那麼情願，他在很多方面都瞻前顧後，對蔣介石還抱有觀望態度，對美國還要避免正面衝突。無論從國際環境或國內環境看，只能「一邊倒」，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再加上156項工程也是蘇聯援建的，派專家來指導，這就更要學習蘇聯了。

當時的工作情況，真的像「專家帶兒童團」（當時的戲稱），但是咱們的「兒童團」裡面可不簡單，清華大學的為主，還有同濟大學等學校畢業的，也都是國家選派的，他們學得很快，有的人很快就能適應工作了。

聯想到蘇聯專家的工作，要回過頭來說，在那個時候，假若沒有蘇聯專家，我們的工作又會是什麼狀況？那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那就像盲人摸象了。

劉德涵：那時候我們搞規劃，理念、做法、標準、規範全部是學蘇聯。包括住宅樓和宿舍，也都是蘇聯的一些標準設計圖。蘇聯專家教我們「勞動平衡法」，把城市人口分為基本人口、服務人口和被撫養人口3種，計算公式是用基本人口反算回來的。重工業、基本工業的人口才能算基本人口，食品加工行業的人口算服務人口。

我們那時候和蘇聯，信念是一樣的，理念是一樣的，理論也是一樣的。蘇聯專家強調的理念，就是城市必須是生產型的，不能是消費型、娛樂型、旅遊型。如果沒有基本人口，就不叫城市，不是共產黨的城市。那時候，咱們搞遊行，都是必須要有工人階級參加的，如果沒有他們，連遊行都不行。

解放前，我學的外語是英語。解放後，不準學英文，只准學俄文，我在學校學過3年俄語。確實，我們腦子中也只有老大哥。要立場堅定，劃清界限，旗幟鮮明，都是這樣的，那時候我們都是二十幾歲，興奮著呢，又聽話，又執著。

圖3北京展覽館全景鳥瞰（1959年，原名為蘇聯展覽館，1954年為舉行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展覽會而建造）

趙瑾：我感覺到，我們城市規劃工作學習蘇聯的經驗，還是對的，因為你要建設社會主義城市，但我們連什麼是社會主義城市都不知道。在跟著穆欣一起工作了以後，我覺得城市規劃還是挺有意思的。後來，領導又叫我跟著經濟專家什基別里曼學習過。

在城市設計院的這些院長中，史克寧副院長是最有頭腦的，跟著大家一起向蘇聯專家學習，學習城市規劃。史院長學得非常快，我們那個時候叫他是中國的總工程師，蘇聯專家也是總工程師的角色。

劉德涵：城市設計院有行政命令，每一個禮拜院都要檢查貫徹蘇聯專家意圖的情況，每周一次，而且要給專家彙報規劃工作。我們每一個禮拜都要給巴拉金彙報，像包頭做方案那次，在他的草圖上，巴拉金畫的草圖，功能分區、幹道系統、對外交通等，基本都畫了，我們把它放大，然後中間填些街坊，畫點兒小路。有時一個禮拜要彙報兩三次。每次彙報前，都要加一個通宵的班，半夜兩點去外面買點兒吃的，吃完接著干，第二天早上，還要一早去參加彙報。

再有，當時領導非常重視專家意見。在每一個規劃組的工作中，都要檢查蘇聯專家提了什麼意見，貫徹的怎麼樣。這是很嚴厲的，領導也非常尊重專家，每一個組都是如此。你想想，我們尊重蘇聯專家到了什麼程度？我們如果不尊重，人家撂下不幹了，怎麼辦？我們又不懂。這些幫助過我們的蘇聯專家，到現在都應該給人家正面的評價。我覺得，蘇聯專家是我們的恩師、老師、引路人，對我們規劃事業的開創，起到了卓越、偉大的貢獻。

圖4蘇聯專家談話記錄的檔案資料（現藏中央檔案館和中規院檔案室）

趙瑾：蘇聯專家對中國城市規劃幫助最大的時候，應該是1955年以後。1955-56年，城市設計院先後來了5名蘇聯專家，包括經濟專家什基別里曼，建築專家庫維爾金和瑪娜霍娃，工程專家馬霍夫，電力專家扎巴羅夫斯基，於是成立了蘇聯專家小組，我們的5個工種就隨之而建立起來了。這些蘇聯專家來了以後，是分門別類、各司其職的。對我們幫助最大的，是這5位專家。在他們的幫助下，培養了各種工種，把中國城市規劃的工作體系完整地建立起來了。

在這個時候，城市規劃工作逐步建立了經濟工種。早期的規劃工作中，是沒有經濟工種的，只有過資料組。資料組還是在城建局裡產生的。同時，蘇聯專家組成立了以後，才增加了用地評定這項工作，在正式搞規劃以前，要先做用地評定。城市中各個地方的用地，哪些是可以使用的，哪些是會被水淹的，或者有什麼別的問題而不能使用的。這些情況，是城市規劃工作的前提。就工程方面的蘇聯專家而言，主要是搞管線綜合，在規劃工作中的作用實際上是綜合協調，因為那個時候有各種矛盾，地上、地下會打架。在那個時候，最好的方案是做一個管溝，把所有管線都放在這個管溝裡面去。

蘇聯專家幫助我們，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才。然後，大家才逐漸知道了各種工種該怎麼協調，互相怎麼配合，每個工種要做到什麼深度。當年城市規劃工作的一整套方法，基本上都是蘇聯專家教授給我們的。蘇聯的這一套多工種配合的工作制度，還是很有道理的。搞計劃經濟，什麼事情都要有計劃，計劃也就必須要搞得比較精確。不像現在市場經濟，只靠市場競爭就可以了，不行就淘汰，那個時候是根本不允許的。

趙士修：1956年的時候，成立了城市建設部，城建部城市規劃局的領導指定我和何瑞華兩個人，專門去跟隨薩里舍夫學習，還明確規定了一些具體任務，比如每周安排兩個上午，請蘇聯專家給我們講課，學習蘇聯城市規劃的理論知識；跟隨蘇聯專家出差，或者在北京聽取有關城市規劃工作的彙報；把蘇聯專家指導城市規劃工作的有關意見和建議，進行整理，定期向領導彙報，並協助檢查蘇聯專家建議的貫徹落實情況；等等。在與蘇聯專家接觸的過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他們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在指導重點城市的規劃編製、合理安排重要項目的廠址、保障城市規劃的嚴肅性等方面，蘇聯專家提供了有益幫助，做出了重要貢獻。

圖5建國初期翻譯引入的部分蘇聯規劃著作（以出版先後為序）

圖6在阜外大街城市設計院樓頂留影（1956年前後，左側背景是尚未拆除的阜成門城樓，常穎存提供）

前排：劉榮多（左1）、葛文英（左2）、馬熙成（左3）、裴志堅（右2）、孫艷禎（右1）。

後排：廖可勤（左1）、高淑英（左2）、申文成（左3）、習振昌（右2）、劉錫印（右1）。

（本文由專欄主持人訪問並整理自趙瑾先生2014年9月18日談話、常穎存先生2014年8月21日談話、趙士修先生2015年10月8日談話、靳君達先生2015年10月12日談話、劉德涵先生2014年9月23日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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