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為何能做到「不趨時跟風」

[摘要]孫中山發表對於中華文明的見解，比較集中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集中在他關於三民主義歷史資源的闡釋當中。

孫中山是崇高的愛國主義與真誠的民主主義者，愛國愛民勝過愛家愛己，愛大我勝過愛小我，所以才會放棄經濟收入、社會評價相當不錯的醫生不做，毅然走上「醫國」的道路。他還是視野宏闊、學養豐厚的理想主義者，不斷地充實乃至更新他的理想世界，從一民、二民到三民主義，從舊三民主義到新三民主義。他還是腳踏實地、講究實效的政治家，既在刀光劍影中與敵人搏擊，也在各色人等中折衝樽俎，並根據需要時常調整鬥爭策略，甚至做出一些讓自己戰友也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舉動。

孫中山的一生，是實處世界、理想世界與過渡世界矛盾展開、相互激蕩的一生。孤立地、靜止地、片面地看待他的一些舉動，似乎與其他政治活動家無異，但如果明了這些舉動是到達理想世界的過渡之舟或臨時驛站，那就立刻會顯現孫中山迥異於一般政治活動家的偉岸之處。

孫中山振興中華的規劃和理想，視野宏闊，思考深邃。究其原因在於，他有著清醒的全球意識，對西方文化確有了解；有冷峻的歷史眼光，對中華文化有深切體認，又能進行允執厥中（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的辯證思維，可謂「遠觀歷代，橫覽九洲」。孫中山亦曾自稱：「留心經濟之學十有餘年矣，遠至歐洲時局之變遷，上至歷朝制度之沿革，大則兩間之天道人事，小則泰西之格致語言，多有旁及」。

比較中西短長優劣

為國人福祉找尋真善美

孫中山具有清醒的全球意識。他認識到，世界各國聯繫日益緊密，全球化態勢已經形成，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置身其外。「今日立國於世界之上，猶乎人處於社會之中，相資為用，互助以成。」在孫中山的腦海里，一直存在兩幅清晰的社會圖景，一幅是中國，一幅是歐美。他將這兩幅圖景時常拿來對照，比較短長，分析優劣，進而求真向善尚美。

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就是在綜合考察國內與國際兩大社會現實、吸取國內與國際兩類思想資源基礎上形成的。他的民族主義內涵的前後變化，既有國內民族關係變動的因素，也有國際上民族壓迫的影響。他思考民生問題，一開始並沒有「節制資本」的內容。這一主張的正式提出，已是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會議召開之時。其時，中國資本主義並沒有進入發達階段。這一論點的提出，源於他對歐美資本主義發展弊端的考察。在那裡，資本發達以後，便產生壟斷社會財富和兩極分化、把持國家權力及掠奪別國資源的現象。所以，他深入思考這一問題，逐漸形成了關於節制資本的思想。

孫中山的全球意識，不光體現在三民主義的總體設計上，也體現於他對科學技術的評價方面。孫中山十分注意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卸任臨時大總統伊始，就將精力投放到中國現代化建設上來，規劃鐵路、港口建設，呼籲發展實業和引進外資，加強國際合作。他禮讚現代科學技術：「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於前矣。蓋機器者，羈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為之事，機器皆能優為之。任重也，一指可當萬人之負；致遠也，一日可達數千里之程。以之耕，則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任之衣，經此一進步也，工業為之革命，天地為之更新。」從1890年代開始，直至生命結束，孫中山一直倡導中國走現代化道路，認為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與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正確道路。

但是，孫中山對於科學技術「既可為善、也能作惡」有著清醒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孫中山發現，科學技術既可以用來改善人類的物質生活，也可以用來進行戰爭，對人類社會造成極大的破壞。1924年，他在一次演說中表示說：歐洲近百年是什麼文化呢？是科學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見物質文明，只有飛機炸彈，只有洋槍大炮，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歐洲人近有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所以我們亞洲不能進步。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行霸道」，所以歐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話就說是「行王道」。所以亞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歐洲的物質文明發達，霸道大行之後，世界各國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對照孫中山對科學技術的全面評價可以發現，變化的是對科學技術功能的評價，不變的是對人類福祉的關注。

我們固有的東西

好的要保存不好的才放棄

孫中山在強調接引西學以救中國之時，從來沒有忘記將中國的現實與歷史相區分，將中國的統治者與人民相區分，將中國當下問題與歷史文明相區分。

鑒於義和團運動的發生，西方列強給中國貼上了「閉關自守、盲目排外」的標籤，孫中山則從歷史的角度，以景教與佛教的傳入，說明中國有對外開放、吸收外來文明的傳統，「甚至晚至明朝時，中國人還沒有絲毫排外精神的跡象」。

針對甚囂一時的所謂「黃禍」論，孫中山特彆強調中國人的和平品格。「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只有當中國人被某一外國加以適當訓練並被利用來作為滿足該國本身野心的工具時，中國人才會成為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如果中國人能夠自主，他們即會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

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等激進派對於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道德，痛加撻伐，並加以全面否定。孫中山則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內容是好的，強調不能一概否定。他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孫中山認為，從世界文明的範圍來看，孔子自有其重要地位，是大教育家、宗教家。對儒家修齊治平的「內聖外王」修身理路，他也予以積極評價，認為是很好的政治哲學：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

對於被抨擊最多最集中的傳統道德，孫中山也有獨到看法。他認為，有些道德範疇經過改造，揚棄舊的內涵，加入新的內涵，還是可以繼承的。例如，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國人和中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記入賬簿便算了事。」孫中山認為，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得上外國人立一紙合同，某種程度上要守信用得多。

吃透兩端精義

然後提出中和性創新意見

孫中山還具有允執厥中的辯證思維，這突出體現在他對於中華文明的理解上。

孫中山發表對於中華文明的見解，比較集中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集中在他關於三民主義歷史資源的闡釋當中。那時，他撰文、寫書、發表演講的中心都是這個議題。新文化運動實質上是近代中國的文化復興運動，聚焦三大問題：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特點，以及中國文化何去何從。這些是中國文化復興的根本問題，持論人可大致分為相對激進與相對保守兩個方面。

孫中山儘管沒有直接參与各個階段的具體論戰，但對這一運動相當關注。他既不贊成激進的反傳統主張，也不贊成全面西化主張，而屬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派或曰「折衷派」。對於這方面，蔡元培曾有過評價。他說：孫中山思想的重要特點是中和性，或曰折中性。需要指出的是，孫中山的折中，並不是無原則地「和稀泥」，而是在吃透兩端精義的前提下，吸取兩端之合理因素，然後提出創新意見，可謂「極高明而道中庸」。

比如，他對中國傳統忠德的理解，就是在深察忠德本義的前提下，結合時代特點而提出的新見。他說：「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它拆去。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是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為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什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當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

這並不是想當然地隨意發揮，而是深合古人本義。忠，在傳統文化中涵義本廣，並非專指一事。《左傳》《論語》 等書中都有關於忠的解釋，包括上思利民、對己盡心、對人盡義、對事盡責，並不是後世理解的只是臣民對君主的單向忠誠。朱熹 《中庸章句》云：「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朱熹再傳弟子、南宋思想家真德秀對此說得最為到位：「聖賢之言忠，不專於事君，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與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近代章太炎、張元濟也有類似說法。這廣義的「忠」，說到底就是儒家修身中誠意、正心的結晶。

孫中山談仁愛、誠信、孝道等傳統道德的繼承性，出於同一邏輯。當許多人對西方文化頌揚過甚時，孫中山不趨時跟風。當許多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猛烈抨擊時，孫中山不隨聲附和。他之所以能夠提出三民主義等富有中國特色、具有獨創性的思想，正是源於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