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数十万大军的南明为什么不能像南宋那般重生？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思宗朱由检在走投无路、万念俱灰之时，于煤山自缢殉国。

在常见的历年记法中，明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但在中国南方却先后兴起了数个短命的明王政权。

其中最早建立也是最有号召力的弘光政权却在坐拥数十万大军、江南沃野千里的大好局面下只维系了一年光景，其原因不得不引人深思。

（图）朱由检，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汉族，大明第十七位皇帝，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与南宋初期极为相似，都是在国家统一政权灭亡后依靠残留下的军事力量和官员基础在较为富裕且少战乱的南方建立政权。

但明末较北宋末年，形势又略为不同甚至好于后者。

明末唯一一条相对而言的劣势就是没有朱由检的嫡系皇子存活下来，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是宋皇室唯一未被金国掳走的皇子，而且在开封城破之前就已经先兆性的被授予「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有了整合残留力量的名义。

反观明末，由于朱由检对形势极度悲观的判断以及醒悟后行动的迟缓，未能让自己皇子逃出来重新凝聚力量，最终还引发混乱之初的福王、潞王名分之争。

但除了此条以外，明末的形势相较于北宋末年而言则优势极大。

首先是明廷实行的是双京制，留守在南直隶的一套行政班子虽无实权且参政较少，但存在这样一套系统仍然有助于新政府行政机构的组建。

其次是明之亡缘于李自成攻下北京，此时的满清正在关外洞若观火，勾结吴三桂得以迅速入关，与李自成历经多次大战争夺北方。这两个主要政权正在争夺北方统治权而无暇留意南方，这个战略空档期正是弘光政权稳定人心、整合力量、再创新朝的大好时机，这点比当时被金军逼入大海中的赵构的形势要轻缓许多。

最后便是南明尚存强大的军事力量，南明主要的军事力量有江北四镇以及镇守武昌的宁南伯左良玉的部队，总兵力号称百万，绝对拥有与满清、大顺争雄之力。

但意想不到的是弘光政权在这种较好的形势下反而支撑不足一年，许多历史学者将弘光政权「联清抗顺」政策归结为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认为在民族矛盾面前，应当放下仇恨、联合李自成共同抵御清军。这些站在后世的角度，从结果来倒推过程而得出的结论其实过于肤浅，我们应当设身处地的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来思考这个政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图）李自成（1606.09.22—1645.05.17），原名鸿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勇猛有识略。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

联合农民军激发民族矛盾共同抵御清军，这个策略相当不错而且也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例如后来的永历政权联合大西农民军共同抗清也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效。

可是对于弘光政权以及李自成来说，在当时的时局形势下完全没有联合的可能性。

试问大明是如何亡的？是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破京师、迫使朱由检自缢而亡，对于仍然效忠于明廷的官员百姓而言，李自成就是最大的仇敌。

要知连「满万不可敌」的满清数度入关、包围京师都未能成功灭亡明廷，仍然只能在关外虎视眈眈。

弘光政权正是建立在大顺政权的敌对基础之上，倘若联合大顺，那其合法性何在？

这并非拘泥于仇恨的眼界狭隘之举，而是会影响到南明立国的基础！

早在福王朱由崧监国之时，史可法就上书「王宜紊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之义」，这便是昭告天下大明的直接敌人是谁，我们成立政权就是为了延续明廷，为大明报仇，如此才能彰显政权的合法性。

福光朱由崧继位后，「草莽孤臣」刘宗周就上疏说:「今日中兴大业，舍讨贼复仇,固无以表陛下前明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决策亲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

虽然像刘宗周、史可法所说的亲征只是冠冕之话，可除一心讨贼以外，无法表明继承、光复大明之心，也就无法笼络凝聚仍然效忠大明的军民之心。

在当时人心涣散、各方势力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下，想继承大明这快旗帜树立合法性，重新凝聚积攒人心势力，就必须找准并打击大明的敌人。

满清甚明此理，所以入关之初也是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因此而迅速笼络了一大批前明官员将士。

倘若弘光为了所谓的最终利益联合大顺共同驱逐满清，谁还会相信一个先王被杀、竟然还联合刽子手找其他人报仇的政权？

这也是后来的永历政权可以联合大西农民军而弘光政权不能联合大顺农民军的主要原因。

（图）南明（1644年—1662年或1683年）是明朝京师顺天府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历经四帝一监国。

此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在争取民力资源上存在着极大的竞争，而且双方是处于完全的对立面。

大顺农民军起义之初就是与明廷存在对立立场的基础上才获得了大量北方人民的支持。

站在民族角度上，大顺政权同为汉人政权，在北方汉人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这也是李自成攻打京师、沿关明将纷纷投降的原因之一。

试问两个政权同时存在，北方汉人在此之前就已经放弃统一的大明而选择新起势力的大顺，还有可能选择偏安东南的弘光政权吗？

所以弘光和大顺是根本不可能跨越这种政权整体利益层面上天然的鸿沟。

弘光政权树立起再复大明的旗帜就必须要解决而且迅速解决掉大顺政权，由此成为汉人中唯一合法的政权，再以独一的政权号召汉人、激起民族仇恨对抗清军相较于两个处于竞争的政权来讲就要容易许多。

当李自成攻破京师后，吴三桂一直投机游走在大顺和满清之间，而后南方弘光政权建立的消息传到北方，吴三桂虽然已经投降清军，却依然保持着与南明的暧昧联系，曾言对南明「不忍一矢相加遗」。

弘光帝朱由崧甚至派人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发银五万两、槽米十万石犒赏其借兵灭顺的功劳。

要知拥有明廷最后一支同时也是战斗力极强的辽东军的吴三桂投靠清军也是打着「报君父之仇」，拉拢这样一批遗留下的实力派和官员子民，对于初建的弘光政权来说尤为必要，而拉拢他们就必须得竖起再兴大明、报仇国恨的旗帜。

倘若此时不采取这种较为缓和的做法（即使最终不成功），但反而直接宣布对抗清军，岂不是就是逼迫这些实力派迅速做出决断，这种方式是不可能取得当前最大化的利益。

由此可知，在当时提出的「联清抗顺」政策完全是基于当时形势的必然之举，政策的本身并无不妥，而且在当时极为不利的形势下起到了凝聚民心、整合实力的较好效果。弘光朝廷的问题根源并不出在于这个政策之上，而是在于内部建设。

（图）吴三桂（1612年6月8日—1678年10月2日）明朝辽东人，祖籍江南高邮（今江苏高邮），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明崇祯时为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镇守山海关。

在清军忙于剿灭李自成而无暇他顾时，这个战略空档期正应该是弘光政权解决内部问题、迅速达到各派系利益均衡的大好时机。

在派出与满清通好的使者被拒后，史可法手下幕僚阎尔梅献计「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

此时的史可法深知此时内部不稳，应当趁空闲之际着手大力发展，而非北上贪功。

前有南宋联蒙古灭金之教训，没有强大的实力和后援，北上也不能收复故都乃至九边防线，空取山东河南一带毫无意义，反而会引起清军的快速反扑而导致功亏一篑。

史可法能够清醒的认识到内部矛盾尚未解决的紧迫性，而且在被马士英排挤后为了避免矛盾的尖锐化而屈身选择督师江北四镇。

只可惜史公一心忠烈、清廉奉公、顾全大局，却缺乏乱世之中所急需的雄才伟略，统筹四镇军务一年有余，

既不能统一战线、弥合诸将间隔阂，又不能稳固防线、抵御清军，最终只落得个忠烈殉国以及数十万扬州百姓陪葬的下场。

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埋下了祸根，这种纷争朝堂之上体现在自万历年间就出现的党争，由党争接而引发的内部军事力量的碰撞则彻底将弘光政权推向了覆亡。

朝堂之上马士英、阮大铖等对东林、复社旧臣首先开火，「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诸臣也。

不尽杀东林诸臣,不足以谢先帝!今陈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迫使政局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

军镇之间的矛盾则更加突出和致命，拥有弘光朝廷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的左良玉，因未立定策之功、拥兵数十万而支言不能参预国是，最终从武昌兴兵「清君侧」。

史可法无奈只能尽撤四镇精锐拦江围堵左良玉，导致淮河、长江一线毫无军防，最终被清军一击而破。

更为痛心的是作为弘光政权最为核心的军事力量——江北四镇的四位主要将领中刘良佐、刘泽清降清，高杰同室操戈被自己人杀死，唯独黄闯子黄得功一人是为抗清而死。

强敌在外，内部初兴，不思团结进取反而为私利而排除异己、拔刀相向，坐拥江南沃野千里，雄师百万而一朝破灭，君无君威，臣无臣德，军无军容，弘光之亡实不可惜。唯独怜惜此间万千百姓身死家灭，余者剃发易服而偷苟一生，可叹数千里河山上下破碎，三千年文化一脉断绝。

历史慨然，愿后人叹之而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