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憶，林洙眼裡的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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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1955年4月離世後，1962年，61歲的梁思成經過七年之癢，與清華大學建築系同事，遠在1954年就已經相識，年方34歲曾經有過一段婚史的林洙，重組了新的二人世界。
2004年6月，林洙出版了她的回憶錄《梁思成林徽因與我》，成為窺視這三個人人生風景的一個難得且珍貴的窗口。
v林徽因留給林洙的第一個印象是這樣的：「我承認，一個人瘦到她那樣，很難說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現在我仍舊認為，她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美最有風度的女子。」
對自己的前任，做出這樣的評價，應該說襟懷很大度，很磊落的。不過，林徽因的確是個眾口皆碑，舉世公認的美人，女神。儘管為病患所擾，那天生的麗質絕對是風韻猶存，甚至更能增添幾分貼近病西施那般的憐愛。
這些，無論有怎樣的偏見和嫉妒，大概都是不可能明明睜著眼睛，硬是裝作看不見的。否則，讀者可能不會買賬，把書扔到一邊去。當然，林洙的客觀，公允，也非常值得讚賞。
有點遺憾的是，在這本頁碼將近三百頁，字數近三十萬言的回憶錄中，本應佔有重要分量的林徽因的身影，卻逐漸的少了起來，乃至變得模糊不清，難以尋覓了。
這本書的第四章「15年190個縣2738處古建」，集中展示的是這個期間梁思成進行野外實地考察的業績，是這本書的重中之重，精華所在。
林徽因由於身體以及家務的原因，沒能全部參加考察活動，但保守估計，至少應該參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然而，作為梁思成的主要同伴及合作者，記載林徽因之處，卻並不很多。當然，梁思成是考察活動的領頭人，決策者，不能與他平分秋色。可還是應該佔一定的比重，至少不能比助手莫宗江，劉敦楨提到的次數還少。有時候提到了，語句也寥寥無幾，幾乎一筆帶過，粗心的讀者或許都沒怎麼看到。
比如在中國建築史上譜寫了輝煌篇章，被譽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次考察，即1937年夏天在山西五台山上發現的佛光寺古建築的那次考察，林洙是這樣描述的：「工作了幾天以後，才看見大殿梁下隱約有墨跡，因殿內光線不足，字跡又被一層土朱所掩蓋，審視了許久只隱約認出官職一二，獨林徽因見女弟子寧公遇的名字。」
那麼看看當事人之一的梁思成是怎麼說的，在見到「女弟子寧公遇」的名字之後，他說，「施主是個女的！而這位年輕的建築學家，第一個發現中國最珍稀的古廟的，也是個女人，顯然不是個偶然的巧合。徽因深怕有誤，又詳細檢查階前經幢上的姓名」，「果然也有"女弟子寧公遇"，稱為"佛殿主"，名列在諸尼之前。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當於公元八五七年。」
這麼一對照，不能不覺得有點蹊蹺。儘管差不了多少字，可林洙少了哪幾個字呢？那就是——「而這位年輕的建築學家，第一個發現中國最珍稀的古廟的，也是個女人，顯然不是個偶然的巧合。」
一目了然了，省略的，正是梁思成對林徽因滿懷激情予以讚美的文字。而「深怕有誤」，盡顯林徽因身為學者的嚴謹認真，也是一種讚美。特意標明「年代」，一字千金的揭示了這一發現的歷史意義。是個缺少不得的關鍵詞。這麼簡單一對比，兩段文字所含有的意蘊和分量，該有多麼懸殊，就不言而喻了。
長了一身詩人細胞的林徽因，面對如此莊重時刻，怎能不欣喜若狂，心潮澎湃呢？有的傳記抄錄了她的一段話：「我真想在這裡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林徽因這位女弟子永遠陪伴這位虔誠的唐朝大德仕女，於這肅穆寂靜中盤腿坐上一千年。」這是多麼震撼人心的傾訴，任哪個人聽了，都會為之動容。
可林洙卻沒有。林徽因這幾句話，林洙在查找寫作資料時，不可能看不到。如同上面那些字被「省略」了一樣，這些話是必須得「省略」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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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展示梁思成考察成果的同時，林洙也選錄不少梁思成此間留下的文字記錄，很珍貴。但是林徽因這方面的文字，並不比梁思成少，而且由於林徽因還是個著名詩人，她的文字更富於文采，更有可讀性，理應也選錄一些，可連一句也沒有見到。
林洙的書里，也用了好多篇幅側重呈現梁思成的著作成果，這是必須的。她提到那部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建築史》時，這麼說：「梁思成於1942年開始編寫《中國建築史》，林徽因，莫宗江，盧繩都參加了這項工作。林徽因負責收集遼、宋的文獻資料，盧繩負責收集元、明、清的文獻資料，莫宗江負責繪製插圖，於1944年完書。」
再聽聽梁思成本人怎麼說：「在編寫過程中，林徽因、莫宗江、盧繩三位同志都給了很大的幫助，林徽因除了對遼、宋的文獻部分負責搜集資料並執筆外，全稿都經過她校閱補充。」
兩個人說的不同之處，在於梁思成加上的「並執筆」。這就不僅僅是「搜集資料」了，而且親自動筆，直接參与了寫作。後面那一句，「全稿都經過她校閱補充」，也不可等閑視之，對林徽因的重要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可這些，被林洙又一次「省略」掉了。
梁思成這樣的肺腑之言，在另一部重要著作《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中，吐露得更全面，更充分：「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同事和舊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來，她在我們的共同事業中不懈地貢獻著力量。從在大學建築系求學的時候起，我們就互相為對方"干苦力活"。以後，在大部分的實地調查中，她又與我作伴，有過許多重要的發現，並對眾多建築物進行過實測和草繪。近年來她雖然罹重病，卻仍葆其天賦的機敏與堅韌；在戰爭時期的艱難日子裡，營造學社的學術精神和士氣得以維持，主要應歸功於她。沒有她的合作與啟迪，無論是本書的撰寫，還是我對中國建築的任何一項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番話，可以看作梁思成對林徽因在人生歷程中付出的辛勞艱苦，以及由此獲取的成就，作出的奉獻，進行一番總體評價，是高度讚揚，是充分肯定。雖然有夫妻情分在其中，但說得誠懇，實在，沒有什麼溢美之詞。或者說，這是梁思成眼裡的林徽因。
林洙在書中沒有引錄梁思成這番話，完全可以理解。那是曾經作為丈夫說出的話，如今她作為林徽因的後任，說不出這樣的話，也不想說這樣的話。
書中寫到一個細節，一天晚上樑思成回家遲了，原來是林徽因的生日，他去八寶山送了兩盆花。林洙寫道：「我卻深深的自責了，為什麼我在歡樂中竟忘了這個重要的日子，也許我應該事先為他買好花，也許我應當陪他去，但是我又否定了。不！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
真的不「應該做」，「不能做」嗎？難道頂替了她的位置，就與她水火不相容了嗎？出於對逝者的尊重和懷念，這些都是應該「做」的吧。某天，金岳霖老先生請幾位老朋友相聚，大家不明白緣由，他說明了是給陰陽兩隔的林徽因慶壽，老朋友都感嘆不已，讚不絕口。林洙以金老做個榜樣，會有什麼損失嗎？梁思成倒是了解這位後繼夫人的心理，對此事閉口無言。
林洙這本書的書名中有「林徽因」三個字，可賦予林徽因的文字的確有限。當然不是要面面俱到，反倒必須有刪有減，問題在於刪什麼減什麼。這些絕牽涉不到素材的處理，結構的安排之類的寫作技巧，反映出的只能是寫作的心態。
李商隱的絕唱：「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挪用到林洙的回憶錄中，後面一句的「惘然」，大概可以改為「漠然」和「淡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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