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忠回憶錄出版，記錄台灣最後一位政治死刑犯的無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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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是個大陸讀者陌生的名字。

陳明忠是台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者，前後兩次入獄共二十一年，台灣最後一位政治死刑犯，統派的旗幟性人物之一。

年過八旬，回顧一生，他說：「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生錯了時代，並沒有走錯路。」《無悔》是他的口述回憶錄。

《無悔》的整體工作由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專家呂正惠先生髮起並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台灣文學專家李娜女士自告奮勇，承擔訪問、錄音的工作。2011年6月到9月間，李娜有時和呂正惠先生，有時和陳福裕或藍博洲先生先後對陳先生和夫人馮守娥女士進行了19次訪談，隨後整理、編輯出文字稿，交與陳先生往複修訂，又經呂先生的進一步編排校訂和陳福裕等人的增補，由台灣人間出版社出版繁體字版。該書的簡體字版由三聯書店於近日刊行。

本文由澎湃新聞經授權摘自《無悔——陳明忠回憶錄》（李娜編輯整理， 呂正惠校訂 ，三聯書店，2016年4月），三聯書店旗下「三聯合眾」的微信訂閱號是「sdxhezhong」。

從被捕到判刑

轉移

一九五零年夏天（暑假的返校日），我在岡山農校被捕，先被送到岡山憲兵隊，又轉移到彰化憲兵隊，然後是台南憲兵隊、台北「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後到「軍法處」。

在彰化憲兵隊，被刑求，先是灌水、夾手指，然後老虎凳。老虎凳的磚頭一塊一塊往上加，我都不承認。刑求的人說：「再加一塊，你腿骨會斷，人可就終身殘廢了。」我一想，是啊。於是招供。招什麼？我說：「我參加了『社會革命黨』。」他們查來查去，查不到這個組織。他們說我不老實，把我移交到台南憲兵隊。

在台南憲兵隊牢房，同房有憲兵，因為開玩笑玩兒槍誤殺了同事，也被關在這裡。晚上有憲兵來跟他聊天：

那人問：「陳明忠是哪一個？」

「裡面那個。」

「隊長說，這個人要死了。」

「他不承認是『共匪』啊！」

「當然不會承認啦。你知道××師長，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斃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殺，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厲害啦。『共匪』……當然死也不承認的。」

我聽到他們聊天，又想，在這裡沒被刑求，看來定案了，必死無疑。

有一天早上，聽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錶、雜物整理好，交給同牢房的黃介石，準備去死。我那時二十一歲，黃介石二十二歲。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著我的東西，看著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後來知道，黃介石是台中師範支部書記，判死刑。）

1960年7月，陳明忠第一次被捕出獄後，攝於家中頂樓。因在牢中得了肺結核，當時體重只剩下四十三公斤。

走出牢房時，我覺得腦袋頂部突突地跳，有點緊張。我這時候才知道，人的頂門，天靈蓋上還有動脈。出來才發現，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報處，不是槍斃。

「保安司令部」情報處是由東本願寺改的，在西門町（按：今獅子林商業大樓、六福西門大樓和誠品書店武昌店那一塊）。我被關到三樓一個房間，一個人，悶得發慌，我就數牆上和柱子上的佛像。有一次我唱日本歌，忽然旁邊牢房有人說話了：「你會講日本話？」

我們就隔著牆壁談起來。他自稱白井少將，日本人。我問他為什麼被關在這裡，他說：「我也不知道啊。」後來我出獄，聽說當時國民黨找來了一批岡村寧次的部下，組成「白團」，幫國民黨訓練人員，來對付共產黨。岡村原來是日本軍華北區司令，他用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對付共產黨的游擊隊，很受肯定，被提升為整個中國戰區司令。戰後岡村寧次被列為重要戰犯，本應該接受戰爭審判，卻被國民黨庇護起來，後來被揭發，不得已送回日本。但蔣介石和他秘密達成了組織「白團」的交易。出獄後我還特意去查了「白團」的檔案資料，不過沒找到這個白井。

「保密局」

我又從「保安司令部」情報處轉到「保密局」南所，這裡環境最差，因為抓的人太多了。房間不夠，一個房間關二十四個人，所以只能八個人躺下睡覺，十六個人站著或蹲著，三班輪換睡。這樣站了一個禮拜之後，腦子連思考的能力都沒有了。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這天早上喝稀飯，裡面有綠豆，簡直是美味，我一口氣喝了好幾碗，結果老是想上廁所，打了幾次報告都不許。後來看守說：「你出來。」我一出去，馬上就一頓暴打。原來，這裡的規矩是每三小時開放一次上廁所。

廁所是這樣的：大便的地方，是一個圍起來的池子，大家蹲在池子四周。之前在憲兵隊時，有人趁上廁所逃跑，所以他們加強戒備，犯人在裡面大便時，門是開著的。開著也算了，衛兵還站在門口，舉槍對著你。這怎麼大便得出來！所以我十幾天都便秘。終於便出來了，硬硬的，還有光澤。

之前那個人怎麼跑掉的呢？衛兵帶他上廁所，拿鑰匙開門，剛打開，這人忽然轉身就跑，衛兵慌了：如果去追他，門已經開了，廁所裡面的人會趁機跑出來；如果先顧鎖門，這人就跑了。這一慌，那人已經跑到院里，翻過牆去了。為了活命，人的腦筋變靈光，膽子也變大了。我第一次坐牢出獄後見過這個逃跑的人，但他已「自新」，沒事了。

對「保密局」南所還有一個記憶。這裡有土豆，也就是花生，有一次分到十九顆，我捨不得吃完，吃九顆，留十顆，包起來，想著下頓吃。沒想到調房間，忘記拿了。現在還會想起這件事。（現在也還是喜歡花生米下酒，沒有花生米就不痛快。有次跟那些支持抗議靖國神社的日本左派吃飯，笑他們，日本人吃花生都是一顆一顆吃，我是一口吃掉好幾顆。）

再後來，我又從「保密局」南所轉到北所。北所原來是辜顏碧霞（辜濂松的母親）經營的高砂鐵工廠，聽說附近有呂赫若的大安印刷所。呂赫若變賣了自己的祖厝，又從辜顏碧霞那裡拿到一筆錢，開辦了這個印刷所，表面上印樂譜、歌譜，實際印地下黨的宣傳品，包括《光明報》。一九五零年《光明報》案發，呂赫若關閉了印刷所，逃亡到鹿窟基地，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辜顏碧霞被捕，高砂鐵工廠被沒收，就改為「保密局」北所。

北所房間較寬，終於可以睡了，每個人都可以躺下來睡覺。

只記得晚上沒有棉被，覺得冷。大概是牢房不夠，趕工的結果，每間牢房的牆壁水泥未乾而顯得潮濕。最後，移到「軍法處」。

「軍法處」：馮錦輝和鍾浩東

「軍法處」在今天的青島東路，就是現在喜來登大飯店的所在。有二層樓，關押犯人的地方分幾個區。一區、二區在樓下。二樓是三區，關女犯，我太太馮守娥就關在那裡，那時我們還不認識。

馮守娥，蘭陽女中高三畢業照。（攝於1949年6月）

我關在二區二十房，謝桂芳就住對面牢房，看到我進來，很驚訝，說：「你怎麼來的？」意思是，他並沒有供出我，怎麼我也被抓了。我就說：「又不是我愛來。」同房人聽到，都笑起來。

這裡給犯人穿的囚衣是紅色的，紅內褲和短袖紅內衣。早上放出去洗臉五分鐘，要求必須穿這種囚衣，因為醒目，方便衛兵監視。很多人都不喜歡，只在那五分鐘穿。我因為被捕以後，轉移來轉移去，幾個月就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爛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紅衣褲，二話不說就換上。同房難友說，這個人很乾脆。

我們這個房間三十多人，分兩班睡覺。我認識了同房的張伯哲，最初是他叫我過去，問：「你叫什麼名字？」我說：「陳明忠。」他說：「哦。」就把我的情況一一都說出來。我嚇一跳。他說：「不要怕，我是你上級的上級。」他是台灣地區地下黨的重要領導，台中地區地委。他在魚池鄉林業試驗所擔任總務科長，那裡離我工作的茶葉試驗所不遠，他曾偷偷地來觀察過我兩三次。

所以我不認識他，他記得我。

我進二十房不久，有一個叫馮錦輝的被叫出去槍決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個人都握手，帶著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溫熱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憲兵隊誤以為要被槍斃時，因有點緊張而感覺到自己腦袋頂部突突地跳，他居然這麼鎮靜。我們唱著安息歌送他走，我問張伯哲：「他是誰？」張伯哲說：「他是羅東的小學教員。」我在綠島時，朋友指著一個出來提開水的女生，告訴我說：「她就是馮錦輝的妹妹，叫馮守娥。」當時我完全沒想到，後來會和她結婚。（很久以後，我終於知道，馮錦輝是宜蘭地區的負責人，由郭琇琮直接領導，他早就知道一定會死，所以視死如歸。他是我岳丈最喜歡的兒子。）

「他(馮錦輝)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個人都握手，帶著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溫熱的。」（馮守娥提供）

又過了幾天，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也被叫出去了。本來基隆中學案，凡是外省地下黨員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訓（破案時「戒嚴令」下達不久）。鍾浩東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內湖小學「新生訓導處」（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前身），但他堅決不接受感訓，被調回「軍法處」。他是我高雄中學的學長，也是當年在高雄中學朝會時被點名大罵的兩個人之一，因為他們跑到大陸參加抗戰了。

1995年，台灣導演侯孝賢拍攝影片《好男好女》，著名女藝人伊能靜出演白色恐怖時期的犧牲者、共產黨人鍾浩東的夫人蔣碧玉。蔣碧玉父親的角色，侯孝賢特意邀請鍾浩東曾經的獄友陳明忠先生扮演。（劇照師蔡正泰，財團法人電影資料館提供。）

按照慣例，我們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們加唱《幌馬車之歌》。他說，他太太跟著他到大陸參加抗戰，他太太很喜歡這首歌。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就是著名作家鍾理和。在綠島時，有人告訴我，鍾理和其實也加入了地下組織，但那時他犯了嚴重的肺病，生死未卜，大家都不講他。（關於鍾浩東的事迹，大家可以參考藍博洲寫的《幌馬車之歌》。）

張伯哲告訴我，基隆中學案外省人都槍決，本省人都判感訓，讓本省人產生了不該有的幻想，以為國民黨對本省人比較寬大，加上大家以為台灣快解放了，於是許多人被捕後就坦白交代關係。他說，其實這是國民黨一貫的欺騙手法，沒有國民黨統治經驗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是絕對不會手軟的。

果然，以後的判決狀況證實了張伯哲的說法。抓了一大批人（如台北市委案、台中市委案、學委案等等）後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會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書記以上的人都會死。不久之後，判死刑的「行情」提升為三分之一，於是，小組長以上的都死了。再過一段時間後，行情更上一層，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來，連參加小組會議的人，以及繳過黨費的人都要死。

張伯哲在大陸時是東江縱隊團級政委，來台後是台中市、台中縣地區的地委委員，他當然一定死。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對他來說，「道」就是共產主義。張伯哲是廣東東江地區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蠻好的，全家只他一個人參加革命。他寫了遺書，給我看過，其中有一段大意是這樣：你們反對我參加共產黨，可是你們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證明我們是對的。那時候共產黨在大陸已經打贏了內戰，建立了新中國，所以張伯哲覺得革命基本上已經成功，他死而無憾。張伯哲是在我被送到「軍法處」新店分所以後才槍斃的，他把遺書交給一個判五年的人，我出獄後，找不到那個人，也不知道遺書是否送到了他家。那個人是因高雄市委案被捕的，一九四九年就被捕了，在牢里得了腳氣病、夜盲症，很瘦，很可能出獄不久就死了。

張伯哲死後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義寄來的西裝料，家人很驚訝，就以為他還活著。據我判斷，這個西裝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地下黨領導蔡孝乾和宣傳部長洪幼樵之間的聯絡員，蔡孝乾跟洪都投降了，所以國民黨也讓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張伯哲可能是同鄉，或者組織上常會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我在綠島時，因成績不好被迫寫文章登在壁報上，蔡寄天曾經在新生訓導處編壁報，有一次他在壁報上看到我的文章，偷偷跟我講，要我在文章中不要隨便暴露思想，免得引起別人懷疑。蔡寄天後來改名為蔡丹冶，專門研究中共文藝理論。（呂正惠按：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在一次大型研討會的休息時間，蔡丹冶主動來找我聊天—我看過他的書，知道他—他說，我這篇論文比較有民族主義色彩。聽了陳先生的話，我才知道他原來是地下黨的人。）

「解嚴」以後，有人回大陸探親，特別跑到張伯哲家，跟他們家人講張伯哲犧牲的經過，因為這個原因，張伯哲被大陸追認為烈士。後來才知道這個人叫作謝漢光，是張伯哲所服務的「魚池林業試驗所」的所長，是由張伯哲吸收入黨的。台中地區地下黨被破後，張伯哲通知謝漢光趕快離開。謝漢光逃難到台東縣山地後，剛好有一個少數民族往生，他就用少數民族那張身份證躲過三十多年的「戒嚴」恐怖。謝漢光在大陸結婚九天後就來台，他夫人生了一個孩子，而這個孩子又給他生了三個孫子。

我看到馮錦輝、鍾浩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記得張伯哲跟我的談話，這是我在「軍法處」牢房最大的收穫。

三個外省人

在二十房，我見過三個外省人，印象很深刻，到現在還記得。有一個人，是屬於搞情報的「洪國式案」的人，來台之前見過毛澤東和劉少奇，後來被槍決了。他曾跟我講，毛澤東對他們很親切，像好好先生，劉少奇看起來很嚴厲，對他們一個一個追問，什麼事情都不放過。他認為，是因為劉少奇在白區領導地下工作，毛澤東沒有這種經驗，所以做事風格不一樣。

還有一個「中央政治學校」（現在的政治大學）畢業的，南京人，跟著部隊來台灣，負責打電報。他的一個同學是共產黨，讓他給對岸發電報，他拒絕了，但沒有檢舉，後來被牽涉進來。那時的行情，「知情不報」一般是判七年，他以為自己會判七年，結果有一天竟然叫到他的名字，要叫出去槍斃了。他整個人呆了一陣，然後說：「我不相信！」又再說：「我不相信。」他走出牢房時，長嘆了一口氣，說：「啊—算了。」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判決書上寫著：「『中央政治學校』的校長是蔣委員長，你是他學生，竟然不檢舉共產黨！」

另有一個叫劉鳴鐘。日本投降時候，英國送了一艘軍艦（太平艦）給中國政府，國民黨戰敗，要撤退來台時，蔣介石是準備坐這艘船來台灣的，卻由於該船向共產黨投降（起義），讓老蔣沒坐成。劉鳴鐘是去英國參加接收的。但內戰後他當逃兵，帶太太來台灣。有個同事問他，太平艦的裝備如何？他就說了。那同事後來被抓，供出他。劉鳴鐘想，這也沒什麼，我又不是共產黨。後來他看到「中央政治學校」那個人因「知情不報」被槍斃了，就跟我說：「看這樣，我大概也要被槍斃的。你們是共產黨，要被槍斃時都會喊『共產黨萬歲』，我不是共產黨，不能喊『共產黨萬歲』，但也不能喊『國民黨萬歲』啊—國民黨都要槍斃我了。我喊什麼呢？」他想了一下，就說：「我要喊：『劉鳴鐘二十七歲！』」槍斃那天，看守進來叫：「劉鳴鐘！」我的名字的讀音跟他很相近，又睡在旁邊，我和他同時坐了起來。我以為叫「陳明忠」嘛。我們倆都坐著，互相看著對方。看守放慢速度，又喊了一遍「劉—鳴—鍾 」，他就出去了。但他太緊張了，「劉鳴鐘二十七歲」，忘記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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