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新登帝位如何展示驚人的馭臣之術，防止官僚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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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政治勢力，防範權臣和朋黨的難度更大。因為皇帝行政，離得開家人、親戚和太監，卻離不開大臣。乾隆年間，全國約有兩萬名文官，七萬名武官。管理和操縱如此龐大的官員隊伍，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都是絕大的難題。

（圖）乾隆帝，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

只有親自坐到皇帝寶座上，你才會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男人為了這個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巔的感覺是語言無法形容的，那幾乎就是成為上帝的感覺。從父親咽氣的那一刻起，乾隆就發覺周圍所有官員面對他時的神情都變了。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臉上散發出特殊的光輝，讓他們睜不開眼睛。他明白這是因為從那一刻起，他手裡握住了他們的一切：從官爵榮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們的「主子」，他和他們的關係，就是主人和狗的關係。

正如戴逸先生所說的那樣：「新皇帝一旦從前一代統治者手中接過權力，他立即會發現自己置身於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的旋渦中。周圍充滿著歡呼和讚美，欺騙和謠言，搖尾作態的獻媚乞恩，誠惶誠恐的畏懼戰慄。這一切往往會使一個不夠老練的統治者頭暈眼花。」（《乾隆帝及其時代》）

（圖）乾隆帝印章圖

乾隆沒有頭暈眼花。他深知，這些官員絕對不像狗那樣忠誠和簡單。這些在宦海驚濤中一路摸爬滾打上來的成功者，個個身懷絕技。在他們馴順的外表下，掩藏著無窮無盡的野心、慾望和算計。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敵。歷代王朝最大的敵人，不是起義者，不是異族，不是災荒，而是官僚集團。中國歷史上壽命較長的大王朝，幾乎無一例外地喪命於這些衣冠楚楚、舉止高雅的人之手。

這話聽起來駭人聽聞，事實上卻千真萬確。作為個體，再狡猾、再有實力的官員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對手。但是，一旦這些官員結合成官僚集團，形勢就發生了逆轉。本來，官僚體系是皇帝親手建立起來的，但是，一旦建立和運轉起來，它就成了一個難以控制的龐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關切。就像弗蘭肯斯坦似的怪物，雖然是主人所創造，卻非主人所能控制。

（圖）乾隆帝便裝圖

皇帝關心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統治永遠不變；官員們的考慮卻沒有這麼長遠。歸根結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員們只是掙份工資。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為自己和親人朋友撈取最大好處。

官僚集團運轉的規律是：在沒有利益驅動時，官員們執行皇帝的政策，總是傾向於被動應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導致敷衍塞責、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而當他們發現政策的空子時，通常會把個人利益偽裝於國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經念歪。基於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員們熱衷於編織關係網，相互通風報信，十分默契地協調行動。在他們的集體努力下，國家政治很快會陷入腐敗的泥淖，每一位官員都會成為中飽私囊的「碩鼠」，本來屬於皇帝或者說國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國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終出現「官逼民反」這個命定的結局。

作為熟讀歷史，對人情世故領會頗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寬」並不是毫無尺度的。在軟的一手背後，他還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禮的同時，他認真觀察著官員們的每一個表現，細心諦聽著官僚機器的每一絲異常響動，一旦發現問題，他絕不放過。

（圖）乾隆帝平便裝圖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報，為修理太廟裡面的「慶成燈」，申請領銀三百兩，並二百串錢。區區幾百兩銀子，對於費用浩繁的皇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並且，這件小事夾雜在工部上報的幾十件大事當中，誰也想不到會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過人，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摺，從頭到尾卻不會忽略一字。看到這個數字，皇帝感覺這筆錢用於「粘補」燈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硃批詢問，此燈不過是小小粘補修理，怎至於用銀如此之多？

工部勾結內務府，在皇家工程中濫支濫報，已經成了習慣。多支個百十兩銀子，工部自己都沒有當回事。工部官員不知年輕皇帝的厲害，只含糊其詞地回奏說這是預支銀，將來按實用金額再行報銷，餘下的銀兩自會交回。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皇帝日理萬機，此刻支吾過去，第二天皇帝就會忘了。豈料乾隆登基以來，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更何況工部欺騙得如此明目張胆。他下旨說，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後領，並不交還，查遍工部檔案，歷來也沒有交還余錢的記錄。「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矇混，甚屬乖謬。」

一番話說得工部官員啞口無言，就為太廟一燈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小題大做，殺一儆百，整個工部衙門全堂都被降罪。尚書來保、趙殿最，侍郎阿克敦、韓光基等或遭降級，或被調用，最輕的也受到罰俸處理。此事一出，滿朝大臣都震悚一時，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實錄》）

（圖）乾隆帝書法

乾隆登基不久，因為他人舉報，以「因循不振，不求進取」的罪名罷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這事過去幾年之後，皇帝因事召見大理寺卿陶正靖，談完正事，又問他最近朝政有沒有什麼不當之處，陶正靖就以一副仗義執言的表情說，幾年前被罷黜的魏廷珍其實為人清正，沒有大過，丟官罷職，處理不當。陶氏所舉數條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當即首肯，表揚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過頭來，皇帝就開始琢磨陶正靖的動機是否像他表現出的那麼純正。他開始暗暗調查陶正靖與魏廷珍是不是科舉同年，或者同鄉。一番摸底，皇帝發現魏廷珍與禮部尚書任蘭枝同年（同一年考中進士），而陶正靖正是任蘭枝的門生。皇帝由此認定，一定是任蘭枝為了袒護同年，指使門生代為奏請。於是任蘭枝被革職，陶正靖被降級。（《清史稿?魏廷珍、任蘭枝傳》）。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們欺騙的種種伎倆，就逃不過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閱讀一份奏摺時，一個大臣奏道，他發現了地方上的一件壞事，要報告皇上：「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也就是說，正在寫報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彙報了此事，與他所了解的情況一樣。

乾隆會心一笑。這就是地方大臣的「會做人」之處，也是他們「取巧欺君」之處。如果單單報告這件壞事，這位官員固然是立了功了，不過同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職失察的嫌疑。為什麼人家發現了這件壞事，而你們沒有發現？所以，這位大員筆頭一轉，這樣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隱蔽！乾隆不覺輕輕嘆息，揮筆在奏摺上批道：這種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麼會次次那麼巧？（《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尋常帝王所難及。那些讓其他統治者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根本逃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他越來越心存警惕。幾次交鋒之後，皇帝的精明就給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有的官員對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的評價。

▌摘自《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 張宏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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