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澳大利亞「與強國結盟」的世紀策略辨析澳對華政策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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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於鐳，澳大利亞南澳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澳大利亞國際問題研究會南澳分會會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訪問助理教授，北京建築大學客座教授。
內容提要：自上世紀初立國以來，澳大利亞一直奉行與世界強國結盟的策略以圖存圖強，並在全球權力等級體系中構築「中等強國」的地位。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對全球和次全球(區域)權力體系的演變產生了重大影響，也迫使澳不得不在全球力量發生重大轉換的時代大背景下，對其長期奉行的與美、英結盟的政策作出調整。與此同時，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推動了包括中國和澳大利亞在內的世界各國的經濟融合與依存。這種在「複合依存」架構下日益增強的經濟融合和多領域的合作促使澳不得不改變對其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的政策，強化澳中關係，並下定決心構建澳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澳中關係的提升與強化不僅有利於推動雙邊貿易和經濟合作的進一步擴大，而且也有利於雙方構築政治和戰略互信，夯實在亞太地區地緣政治合作的基礎。更重要的是，澳藉此強化了與中國的政治與戰略關係，這對於確保澳在未來任何變化的全球體系中繼續保持「中等強國」地位和經濟的持久繁榮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簡介
冷戰結束後，中澳關係儘管波折不斷，但大體上呈現出不斷強化的成長軌跡：1999年兩國領導人宣布啟動「面向二十一世紀互利雙贏的全面合作關係」：2013年初，在歷經10多年的搖擺觀望與政策考量後，澳政府終於下定決心與中國構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一年之後，在北京APEC首腦峰期間雙方領導人宣布締結中澳自由貿易區協定，從而終結了長達10年之久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同年底，在出席布里斯班G20峰會之際，雙方領導人進而宣布將兩國戰略夥伴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澳關係在新世紀第一個10年結束之際的快速升溫在澳對外關係史上，特別是在對亞洲鄰國的關係史上極為罕見，它反映了澳對外政策和國際關係的重點在全球權力體系行將發生重大轉移之際業已發生根本性轉向。這一變化對於中澳兩國關係，乃至亞太區域的地緣政治格局都將產生深遠影響。在中澳雙邊關係的層面上，兩國關係的發展有助於增強政治和安全互信，為兩國在亞太地區開啟地緣政治合作夯實基礎。在亞太區域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層面上，中澳關係的增強對於推動亞太區域新的政治秩序和安全架構的構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澳關係在新世紀，特別是第一個10年結束之際的快速發展是全球地緣政治、經濟力量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必然結果，也是澳立國百年基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關於「中等強國」生存與發展策略的邏輯性演變結果。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易色。西方政要和學者在歡慶冷戰結束之際，也發出了西方政治體系是「人類歷史終結」的不智之聲。①與西方甚囂塵上的「中國崩潰論」相反，中國在冷戰後不利的國際環境中艱難前行，終於在新世紀第一個10年結束之際，確立了大國崛起的軌跡，成為一些西方學者稱之為「全球力量轉移和體系變化的重要推手」。②中國崛起前景的明晰使得澳政界和學術界，不論願意與否，比較普遍地接受這樣的預測，即「在未來的15年內，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③這意味著中國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地緣政治上都對澳人民的福祉和「中等強國」地位的守成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澳自1901年立國以來，歷屆政府均奉行「與強國結盟」的策略，藉以保障自身安全，提升國際地位，並藉以在全球體系中構築中等強國地位。包括澳在內的許多西方國際問題觀察家和國際關係學者認為正是中國的強勢崛起才使澳這個美國的「鐵杆」盟友在新世紀來臨之際斷然改變對華策略，不再一味「追美抗中」，在事關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問題上至少在表面上拉開與美距離。雖然澳政界和學術界在涉華問題上仍然不乏雜音，但相較90年代，明顯「謹言慎行」。在深化對華關係的問題上，無論是澳政治家、學者，抑或普通國民都較以往展現出更加積極的態度。④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中澳關係的快速發展和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構建並非是兩國關係自身隨意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中國崛起對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地緣政治板塊巨大作用的結果，也是澳政府堅持奉行「與強國結盟」的中等強國國家生存與發展戰略的邏輯性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與中國關係日益密切的同時，澳政界、學術界，特別是安全防務界要求與美國加強傳統軍事同盟的呼聲也不斷高漲。⑤這種呼聲既源於澳美特殊關係的歷史慣性，認為中國崛起可能給澳美關係和澳「中等強國」地位帶來巨大衝擊；更可能源於對中國崛起不確定性的疑慮，認為在中國事實崛起前，尚有可能發生許多不可測事件令中國崛起戛然而止，因而許多澳政治家和學者建議不可將「所有雞蛋置於一籃」，而應「兩面下注」，同時強化與中美這兩個世界大國的關係。
本文通過對西方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關於國際權力體系與架構和澳基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所奉行的「與強國結盟」的世紀策略的剖析，著力論述中澳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構建是繼澳英、澳美同盟之後，澳政府作出的又一項關乎澳未來命運的戰略性舉措，反映了澳政府在全球權力體系面臨歷史性變化的重要節點，試圖通過同時強化對華、對美關係，兩面下注，以實現包括經濟和地緣政治在內的雙重目標。在經濟層面上，澳希望在「複合依存」的框架下，與中國全面深化戰略性經濟互補關係，以儘可能地維持澳經濟的持久繁榮和人民福祉；在地緣政治層面上，冀強化與中美這兩個最重要的全球性大國的關係，力避在未來可能發生的中美衝突中選邊，並繼續奉行與未來的超級大國結盟的戰略，以便在新的全球體系里繼續保有中等強國的地位。基於以上論述，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關於全球權力架構，以及中等強國生存策略的概念性框架和澳外交政策的歷史性框架里釐清澳巨大的政策性變化背後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動因對於分析澳對華政策和中澳未來關係的演變趨勢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二、全球權力體系架構理論和澳「與強國結盟」的世紀策略
西方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大師摩根索(Morgenthau)在探索國際政治的本質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論國際政治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它與國內政治一樣都是對權力的追逐。⑥正是基於這一理念，西方主流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理論認為任何一國在全球體系里的地緣政治地位從本質上看均是一國「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功能性結果。⑦「硬實力」通常指一個國家的經濟，或軍事實力，尤指兩者的綜合。「軟實力」則是指一國推動本國文化走向全球，並影響他國的能力。西方學者認為，當今的全球權力體系架構既是各國「硬、軟」實力的產物，同時各國的「硬、軟」實力又決定了他們在全球體系和地區次體系中的地位。⑧西方學者根據各國的「硬、軟」實力，大體上將世界各國劃分為三大類：超級大國(superpowers，全球體系的主導國家)，中等強國(middle powers，全球體系，或地區次體系中的重要國家)和底層國家(bottom-levels states，全球體系和地區次體系里的弱國)(見圖1)。
圖1：全球權力架構國家層級與地位關係示意圖
超級大國之所以在全球體系里佔據主導地位，主要是因為它們既有包括經濟和軍事實力在內的「硬實力」，也有具有全球影響的「文化」軟實力。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曾出現過兩個超級大國：英國和美國。處於全盛時期的英帝國曾構建過以其經濟和軍事霸權為主導的全球體系(Pax Rritannica)；而現存的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在二戰後的兩極體系和冷戰後的單極體系里都曾構築起以美國霸權為主導的世界體系(Pax Americana)。縱觀英、美這兩個在近現代史上成功構建起以自己霸權為主導的世界體系的全球性強國的特質可以發現，這兩個國家的共同點是都曾既具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的「硬實力」，又具有無遠弗屆的文化「軟實力」。例如，在英帝國如日中天時，「日不落」帝國的輝煌即建立在舉世無雙的「世界工場」，「無敵艦隊」和「世界語」——英語，等「硬、軟」實力之上。而美國自二戰後建立的全球霸權體系，也同樣是依靠自身無可匹敵的經濟、軍事和文化實力。
從國際關係的互動架構來看，超級大國在全球體系中處於「主導」地位，而中等強國和底層國家則通常處於「從屬」地位。⑨超級大國具有對不「順從」的中等強國和底層國家予以「遏制」、「孤立」，甚至排斥於世界體系之外的能力。中等強國在全球體系里的地位則具有明顯的兩重性：相對於超級大國而言，他們通常居於「從屬」地位；但對於底層國家，甚至是二流中等強國(tier-two middle powers)而言，他們通常又具有「主導」地位。在全球體系里具有「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具有全球影響力，而中等強國作為相對獨立的區域次體系的力量中心，在某一定區域內如果不是具有「主導」地位，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相較於超級大國和中等強國，「底層國家」在現存的全球體系中處於「從屬」地位，通常位於全球和區域事務決策機制的末端。因此從全球體系的決策架構來看，「底層國家」通常僅擁有有限的外交政策主權。面對超級大國和眾多的中等強國，「底層國家」的外交折衝空間總的來說非常有限。在許多國際事務，特別是全球事務上，「底層」國家常常被排除在決策機制之外。
中等強國在全球體系里居於擁有「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和處於「從屬」地位的「底層」國家之間。在西方學者看來，對權力的追逐使得新興中等強國具有不斷向上攀登的強大動力，最終可能導致新興中等強國與超級大國之間形成激烈的權力競爭；而守成中等強國的目標則是維護現有全球體系和等級架構的現狀，即維護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中等強國地位。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守成中等強國通常會採取兩種策略，一是積极參与國際事務，成為現有國際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和「利益攸關方」，從而維護自身在國際體系里地位。歐盟就是採用這一策略的成功範例。在現存國際體系內，歐盟積極構建、參與並影響國際各機構和政府間組織的活動，努力擴大與各國的經貿往來和合作，從而在經濟和投資領域與眾多國家和地區形成了緊密的相互依存。與此同時，歐盟還特別重視構建國際各個領域的合作機制，並通過這些機制強化與各國在外交、安全和防務領域的合作，從而增強自身在全球權力體系里的地位。
中等強國採取的另一策略就是與現有的國際體系里的超級大國結盟，從而享受與之俱來的國際「聲望」和中等強國地位的鞏固。當然，面對超級大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和眾多的中等強國的激烈競爭，與超級大國結盟的戰略不僅僅是因為它能夠給相關國家帶來國際聲譽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極為務實的國家戰略，能夠有效地保證一國的生存與安全。在霍華德擔任首相期間，澳大利亞就是通過與美國強化軍事同盟，爭當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利益的「副警長」，藉以提升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地位。⑩
澳奉行與強國結盟的策略是依自身國情所定。澳四面臨海，地廣人稀，沒有獨立完備的工業體系，海外貿易是其賴以生存的生命線。因此，自1901年澳聯邦正式成立以來，如何抵禦外來入侵，保護海上生命線安全一直是其頭等大事。18世紀末，隨著德國的崛起。澳特別擔心其公海艦隊會隨時截斷澳與英國之間的海上生命線，因此澳不得不加強與英國的軍事結盟，以期獲得保護。1905年，日本在對馬海峽一舉殲滅俄國艦隊，這是近代史上亞洲艦隊首次完勝歐洲強國，給澳帶來了巨大的心理震撼，也迫使澳在英帝國日趨沒落的情況下不得不考慮尋找新的強國結盟。正是在這樣一個全球力量發生轉移的大背景下，與強國結盟的「孟菲斯」主義在澳日益盛行，成為影響澳外交決策的最主要因素。二十世紀初，當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益增長，並明顯超越英國之後，澳即毫不猶豫地轉而與美國結盟，並追隨美國參加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所有的有美國參與，或發動的戰爭。(11)即使是象越戰這樣在西方廣為詬病的戰爭，在英國、加拿大和《澳新美條約》三成員國之一的紐西蘭拒絕參戰的情況下，澳也義無反顧地追隨美國參戰，並付出了重大的人員傷亡，表現了對美國的耿耿忠心。
冷戰後，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達到了巔峰狀態，澳對美國的態度更是亦步亦趨，緊緊追隨。霍華德總理上台伊始就不遺餘力地為美國於冷戰時期在亞太地區構築的軍事同盟，即所謂的「輪輻體系(Hub-Spoke system)(又稱舊金山體系)」，大唱讚歌，並一再強調澳美特殊關係是澳對外政策的基石。霍本人甚至還當眾大談澳應當做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利益和價值觀的「副警長」。(12)當小布希總統咄咄逼人地宣布堅持奉行「先發制人」的戰略時，包括許多西方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紛紛表示不安。但是霍華德又在第一時間公開表示支持小布希的「先發制人」的戰略，即便引起周邊國家的不滿也在所不惜。在美國宣布啟動彈道導彈防禦體系時，澳政府又在第一時間表示為了「鞏固澳美同盟」，澳將鼎力支持該體系在澳部署。(13)
澳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奉行全球體系超級大國的「鐵杆」追隨者的戰略，並非如一些學者所言是基於澳與英、美文化、歷史和價值觀的相似性，而更多的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面對國際體系中眾多的中等強國的激烈競爭，與超級大國結盟的戰略不僅能夠給相關國家帶來國際聲譽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有效保證一國的生存與安全，而這也正是澳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先後扮演英美國利益忠心耿耿的追隨者的真正原因所在。從澳英同盟到澳美同盟的演變既反映了澳在關乎國家重大利益上的「善變」，同時也印證了英國首相邱吉爾的斷言：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永恆的只有利益。
三、二戰後全球力量變化與嬗變的中澳關係
上述關於澳自立國以來堅持奉行與大國結盟戰略的理論與實踐，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澳在冷戰顛峰時期積極充當美在亞太地區反華的「馬前卒」；為什麼澳在後冷戰時期，堅持強化澳美軍事同盟，擔當維護美在亞太地區利益的「副警長」和安全「南錨」(即《人民日報》所說「蟹鉗」)；(14)為什麼澳在1996年台海危機、2001年中美撞機等與澳並無直接利益關聯事件上公然跳出袒護美國，甚至直接挑釁中國。
澳與人民中國的對立最早發生在1949年初，在中共領導的解放軍即將渡江之際，澳外長伊瓦特(Evatt)率先跳出，公然要求聯合國干預，為美英干涉中國試水。(15)在中共奪取全國勝利後，美國務卿艾奇遜發表講話，宣稱承認人民中國的前提條件是新中國必須履行「國際義務」，承認西方列強與舊中國自晚清以來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伊瓦特隨即發表聲明，支持艾奇遜開列的「前提條件」，並特別要求中共必須「尊重香港的現狀與領土完整」。(16)朝鮮戰爭爆發後，澳隨即追隨美國出兵朝鮮，並長期對澳軍在朝鮮戰爭中的所謂「重大貢獻」津津樂道，藉以鞏固澳美特殊關係。
自此，中澳兩國在全球冷戰的氛圍下長期對抗。中國視澳為美國霸權主義在亞太地區的小夥計，視澳積极參与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和《澳新美條約組織》為美國在亞太地區輸出冷戰的工具。澳則視中國為「侵略性共產主義」國家，支持東南亞共產黨在澳「前院」革命，威脅澳安全與「中等強國」地位。儘管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澳雙邊經貿關係發展迅速，中國業已成為澳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但澳長期以來一直視中國為美澳同盟的戰略威脅，甚至在2009年發表的《國防白皮書》中還公然指稱中國是亞太地區安全的最大潛在威脅。(17)
在冷戰結束後的第一個10年里，中澳政治關係處於明顯的僵持和下降期，這主要是由於蘇聯的垮台使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澳政府既得意於自身與美國結盟戰略的英明，同時又更加堅定了追隨美國的立場。因此，中澳雙方對冷戰後的世界秩序和安全機制，特別是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秩序和安全架構產生了重大分歧；同時澳錯判形勢，以為失去西方資金和技術支持的中國必將「崩潰」，或「停滯」，因而緊隨美國，對中國的核心利益頻頻作出挑戰。
在後冷戰時代，全球形勢並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趨於穩定，反而因為美國的單邊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盛行而更加動蕩，這直接導致了國際社會對西方學者主張的美國「單極穩定論」、「霸權穩定論」和「歷史終結論」的疑問。但是，澳在冷戰後繼續堅持澳美軍事同盟是澳對外政策的基石，也是維護亞太現有格局和澳國際地位的重要因素。霍華德(Howard，1996～2007)當選總理後，一改前總理霍克(Hawke，1983～1991)和基廷(Keating，1991～1996)「面向亞洲」的基本方針，代之以「背向亞洲」，轉而進一步強化澳美軍事同盟，並多次強調澳要做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副警長」。為了表現出對美國的忠心，霍華德不顧國內外的反對，高調宣布支持美國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並同意在澳部署。霍華德這種公開的亦步亦趨地追隨美國的舉動即便在西方國家領導人中也實屬罕見。霍華德政府的外長亞歷山大·唐納(Alexander Downer，1996～2007)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直言不諱地承認霍華德政府同意在澳部署彈道導彈防禦體系最主要原因就是為了顯示對美國的「忠誠」和「強化與華盛頓的軍事同盟」。(18)霍華德對強化澳美同盟所表現出來的激情很自然地得到了美國的積極回應，雙方軍事交流和在亞太地區的聯合軍事演習也隨之大幅度增加。
在許多亞洲鄰國和中國學者的眼中，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和以雙邊軍事同盟為主的「輪輻」體系(或舊金山體系)無疑是冷戰的殘餘，和亞太地區以和平與發展為主的大趨勢格格不入。在冷戰後時代，美澳軍事同盟的加強和頻頻軍演只能增加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一些東南亞和澳學者指出，美澳冷戰式軍事同盟關係在後冷戰時期的加強只能加深本地區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疑慮，認為美國已經將其冷戰時的矛頭從前蘇聯轉向了這些國家。一些學者還認為，美國將日本和澳大利亞描述為其在西太平洋地區安全架構的南北「雙錨」極大地增加了中國對美國戰略意圖的疑慮，因為它令中國不能不想起美國自1949年以來長期奉行的對華封鎖和包圍戰略。
1999年，霍華德又發布了「霍華德主義」，聲稱澳將更加積極地在亞太地區扮演美國的「副警長」角色，包括必要時對亞洲鄰國採取軍事干預。澳學者廣泛認為霍華德主義表明澳政府不僅要在亞太地區保衛美國主導下的和平與穩定，保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而且要不顧亞洲鄰國的意願和亞太地區的多元文化背景，執意擴大西方價值觀。(19)霍華德主義因此被亞洲鄰國認為是專門針對亞洲的澳版「新干涉主義」，旨在以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為名，在文化多元化的亞太地區推行西方價值觀。因此，霍華德主義一出籠即遭到了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在內的亞洲鄰國的廣泛批評，認為它標誌著澳外交政策正式從「面向亞洲」轉向「背向亞洲」。香港的《亞洲時報》為此評論說：「霍華德主義讓澳承擔了沒有亞洲國家歡迎，卻廣為批評的義務」。(20)
2001年，霍華德政府又提出舉辦美、日、澳三方安全會議的動議，得到了小布希政府的讚賞和積極回應。包括澳在內的許多政策分析人士和國際關係學者指出這個三方安全會議顯然是針對中國，因為它明確不過地印證了小布希上台伊始即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21)這些學者認為三方會議與其說是美、日、澳三國對朝鮮核能力的擔心，不如說是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防能力的擔憂，反映了「美澳意在將兩國間的雙邊安全會談擴充為以美為首的多邊安全框架，旨在首先，並主要防範中國」。(22)相當多的學者還強調「一些國家有選擇地糾集起來將另一些國家排擠出去的做法在政治上並不明智，這完全是冷戰模式。一個合作與包容而不是排斥與遏制的多邊架構顯然是一個更好的選擇」。(23)霍華德政府倡導的美、澳、日三方安全會議因此被廣泛認為不利於亞太地區的安全與合作，加劇了本地區的「囚徒困境式」的軍事競賽。許多學者從澳大利亞的建議中看到了冷戰思維。他們認為三國安全會議實際上是美國及其盟國刻意構建的亞太版的北約，意在遏制中國。(24)
中澳雙方除了在上述的國際政治新秩序和亞太安全體系上存有巨大分歧外，霍華德政府還在台灣、西藏等諸多問題上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例如1996年，霍華德政府不顧中國的警告，允許台北市長陳水扁出席在布里斯班舉行的亞太市長會議，導致中國大陸的與會市長們集體退會以示抗議。不久，霍華德政府又與台灣當局舉行秘密會談，討論如何繞開澳法律規定向不是主權國家的台灣出口鈾礦石。(25)隨後，霍華德執意會見達賴。在1996年的台海危機中，霍華德不僅對中國反擊台獨的行動妄加批評，而且還高調錶示支持美國派航母戰鬥群到台海。(26)在2001年的中美撞機事件中，儘管澳與此事並無直接關聯，霍華德仍大放厥詞，宣稱「美國有權要求中國歸還人員和設備」。霍華德還攻擊中國「不應扣留美國飛機，並審問機上的軍事人員」。(27)霍華德政府在中美撞機事件中不僅對美國大為偏袒，而且事後還派遣三艘戰艦巡弋台海。霍華德選擇這個敏感時刻派艦台海被廣泛認為是向中國施加壓力，向美表忠心。
四、中國崛起與澳大國平衡新策略
澳在冷戰結束後的第一個10年間執意奉行「背向亞洲」的戰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基於21世紀美國仍將是決定澳經濟繁榮與安全最主要因素的戰略研判。80年代末，在西方對華制裁和技術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崩潰論」和「停滯論」在西方盛行。這是霍華德政府敢於拋棄霍克和基廷政府「面向亞洲」戰略的重要原因。但是，霍華德再次轉向歐美的策略，並沒有給澳經濟帶來繁榮，相反，澳經濟增長乏力，物價躥升，失業率居高不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自信地預言：儘管澳有著豐富的資源，澳仍將淪為「亞洲貧困的白人渣滓」(the poor white trash of Asia)」。(28)但是澳很幸運，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使李光耀的預言沒能成為現實。中國經濟在經歷短暫的困難之後，重抬高增長態勢，吸收了歐美等發達國家無法消化的澳鐵礦和煤炭等資源，帶動了澳經濟發展和繁榮。至2005年，中國躍升為澳第一大貿易夥伴，2010年後成為澳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進口商品來源地。中澳雙邊貿易額也從建交之初不足1億美元，躍升至1200億美元，約為澳美、澳日貿易額之和。正是中國經濟的崛起，令澳受惠無窮，也使澳政府不得不放棄「背向亞洲」的外交政策。新世紀之初，澳對華政策開始出現與美逐漸拉開距離的苗頭。霍華德在新世紀澳外交政策主旨講話中雖然重彈澳美同盟是澳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石的老調，但他在講話中又反覆強調澳並非依據美國的利益，而是依據澳自身的利益來制定自己的亞洲外交政策。霍還刻意申明「中國是本地區影響力增長最快的國家，澳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對華關係，願意在戰略層面上與中國發展關係」。(29)這表明自天安門事件之後一再強調只與中國保持經貿關係的澳對華政策開始出現重大變化。
重大變化的另一個跡象就是，在小布希總統在澳議會發表講話的第二天，霍華德即邀請到訪的胡錦濤主席到澳議會發表講話。這是澳有史以來第一次邀請中國領導人到議會發表講話。澳學者普遍認為霍華德總理如此刻意不偏不倚地安排胡主席和小布希總統到議會發表演講，意在向外界傳遞一個信息，即澳已決意尋求在中美兩大國之間實施平衡外交的新戰略。霍華德後來對他的新戰略作了解釋：澳的政策就是推動中美兩國在那些有可能引起兩國關係緊張的問題上開展理性和建設性的對話。澳的戰略目標就是要推動這種對話，因為澳與中美兩國之間有著不同，但都很密切的關係，澳願作中美間的建設性橋樑。(30)
澳對華政策的轉變同樣體現在台灣問題上。唐納外長在被媒體問及澳協助美保衛台灣的義務會否影響中澳關係時，唐納立即糾正說：「《澳新美條約》是澳美同盟的象徵，只有當美澳其中一國遭到攻擊時才會啟動。而世界上其他地區發生的軍事行動，不論是在伊拉克，還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會自動啟動《澳新美條約》」。(31)唐納還刻意提醒說，「到目前為止，《澳新美條約》只啟動了一次，那就是在「9·11事件」之後，因為美國本土遭到了攻擊」。許多國際關係學者和政策分析人士從唐納的此番話語中似乎悟出了澳政策業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因為唐納對《澳新美條約》的如此政策性詮釋絕無可能發生在美國單極霸權如日中天的9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霍華德政府不得不面對中國日益崛起的現實，轉而採取更為務實的對外政策。(32)在中國制訂了《反分裂國家法》，宣示中國將動用包括軍事在內的一切力量維護國家統一後，唐納再次發表講話，表示根據《澳新美條約》，澳並無義務參加美國發起的一切戰爭。美國立即對唐納的講話作出反應，要求霍華德政府作出明確解釋。令人玩味的是，霍華德並沒有如美國所願明確作出澳將參戰的承諾，而是一再表示，澳將依據自己的國家利益作出決策。霍華德反覆強調：「我們在亞洲有利益，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日益增長，中美之間發生衝突不符合澳利益」。(33)
霍華德政府在採取較以往更為務實的對華政策的同時，還試圖說服美改變觀點，不要視兩國關係為零和遊戲，以免殃及澳「這隻池魚」。2005年，霍華德在訪美講話時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作出了正面肯定：「中國崛起為全球性經濟和政治強國對世界有利，因為中國經濟的自由化，以及中國經濟與世界的融合使數億人脫貧，並對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霍華德由此得出結論：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是機遇，而不是威脅。他還警告說：「用零和的觀點看待中美關係不僅極其悲觀，而且異常危險。世界既不應該害怕中國，也不應當遏制中國的崛起」。(34)霍華德甚至坦言：「我們應該明白在人類的歷史上，所有的崛起大國常常伴隨著更加強硬的外交態勢和更加先進的軍事裝備」。(35)霍華德的「中國機遇論」的觀點在澳朝野並不孤立。澳駐華大使芮捷銳(Geoff Raby)似乎對中國的現狀和歷史更為了解，他強調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深度依賴海外市場，並且中國是一個非常自製的大國」。(36)唐納在澳著名的《廣告人》報紙上撰文聲稱：「中國不是澳大利亞的軍事威脅，中國有自己的理由增強國防力量。中國的國防力量會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變得越來越強大。但你完全可以在晚上放心地睡覺，因為中國無意入侵澳大利亞」。(37)
隨著澳對華態度的變化，霍華德政府又正式通知美、日和中國，宣稱美、日、澳三方安全對話無意針對中國，並且也不應針對中國。霍本人還一再解釋，澳與美強化軍事同盟亦非針對中國。與美、日立場截然不同，霍華德政府還多次表示支持歐盟取消對華軍事禁運，令美、日十分不滿。(38)此外，霍華德政府還不顧某些西方國家的反對，堅持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霍華德政府這一不與西方國家保持一致的態度，引起了一些國家的不快，認為澳只將自身的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對此，霍華德反駁說：「澳中關係並非僅僅建立在經濟機遇的基礎上。我們尋求將關係建立在共同目標之上，而不是沉迷於我們的分歧上」。(39)
霍華德還認為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形勢迅速變化的大背景下，舊有的冷戰思維應當被更加合理和務實的外交代替，因為只有靈活、務實的外交策略才能更好地維護澳利益。正是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霍華德政府不得不逐步調整對華關係，以充分利用中國機遇。正是在這種經濟和地緣政治考量下，「霍華德努力試圖與中國建立良好的戰略經濟關係」，因為「它使澳既能從密切的美澳同盟中獲得政治和安全利益，又能從日益加深的對華關係中獲取經濟利益」。(40)為此，霍華德就對華關係發表外交政策講話，強調澳中兩國應當「跨躍差異，關注共同目標，利用互補優勢，爭取在今後的25年，甚至更遠的未來構建成有效的夥伴關係」。
霍華德政府在新千年的表現與90年代形成了鮮明對比，澳一些學者和政策分析人士認為霍華德政府「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對華政策，承認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戰略力量，並試圖在中美之間採取更為平衡和務實的戰略，以免在中美這兩個世界性大國之間選邊。(41)這些學者認為這種新策略的出台並非權宜之計，而與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密不可分。澳四面臨海，經濟發展和人民福祉完全依賴對外貿易，澳無法錯失中國機遇。一些國際觀察人士指出，作為美國的忠實盟友和西方陣營的重要一員，澳立場轉變意義重大，對美國的其他盟友有著重要的榜樣作用。
陸克文(Kevin Rudd，2007-2010，2013)和吉拉德(Julia Gillard，2010-2013)在執政後基本上延續了霍華德的平衡策略，陸克文不僅表示要做中國的「諍友」，而且還要做「東西方的橋樑」。(42)陸克文堅持霍華德的立場，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是澳近20年來免於像其他西方國家一樣陷於衰退的主要原因。陸還認為中國的崛起有利於推動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和經濟共治。為此，陸克文著力加強與中國的關係，他不僅將中國選為出訪的第一站，而且宣布退出日、美、澳、印四方戰略對話，不支持日本首相安倍關於建立所謂「亞洲民主之弧」的建議。包括澳在內的國際問題觀察家和國際關係學者普遍認為自美、日一路延伸至澳和印度的「民主之弧」實際上旨在包圍和孤立中國」。(43)因此，陸克文宣布退出四方戰略對話的決定引起了澳國內外政治領導人和國際關係學者的廣泛驚訝。(44)人們對一向追隨美國的澳政府作如此巨大的態度轉變表示不理解，同時他們也承認澳的退出給安倍的「民主之弧」予以「致命的打擊」。(45)但是，陸克文在加強與中國關係的同時，卻又在《國防白皮書》中堅持認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是「潛在威脅」。因此，與霍華德一樣，陸克文也著力強化澳美同盟，幫助美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陸克文甚至鼓動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要對中國「強硬」。據維基解密泄露，陸克文甚至私下表示：「西方要準備對華動武，以應對中國可能採取的不負責任的行為」。(46)
吉拉德接任首相後繼續尋求與中國強化關係，(47)她強調說：「中國的崛起並不僅僅是關於新興市場，而是根本性地改變了澳所面臨的形勢」。她還告誡說：「澳的命運在於和中國保持密切關係」。(48)為此，吉拉德明確表示：「我們的政策不是要遏制中國，而是要積極地與中國接觸，開放的中國對本地區、對澳大利亞、對中國都好」。吉拉德還強調說：「我們這個地區的形勢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國的崛起而改變，因此，我們應當建設性地與中國保持接觸，開誠布公地談論我們的分歧」。(49)在吉拉德訪華時，她明確表示，澳將加強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拒絕任何遏制中國的企圖。在全球化和亞太經濟日益融合的時代大背景下，吉拉德政府在經歷長期的思考之後終於邁出與中國共同構建戰略夥伴關係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一步。吉拉德在強調與中國保持關係的同時，也同樣秉承了霍華德和陸克文政府在中美間的平衡戰略。為此，吉拉德對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作出了積極回應。吉拉德一邊宣布在澳部署美國海軍力量，一邊又極力否認這一軍事部署針對任何國家。但是許多澳學者認為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崛起的一個明確回應，因為「人們不清楚航空母艦和核動力潛艇會在人道主義使命中扮演什麼作用」。(50)相當多的學者認為澳政府希望與美國加強同盟關係，以便增強在亞太地區的地位。同時，它也希望與中國加強經濟合作，以保持繁榮。因此，澳對華政策將會更加務實，繼續尋求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據澳媒體報道，吉拉德本人也認為中國崛起有可能導致美澳關係緊張，但她認為「與美國的軍事同盟並不會危害澳與主要的經貿夥伴中國的關係。在與美保持密切軍事同盟的同時，澳仍可以與中國保持良好的、建設性關係」。(51)
阿博特(Abbott，2013- )上台伊始便兌現競選諾言，在當選後首先訪問印尼、中、日、韓等亞洲鄰國，體現了他將與亞洲國家的經貿關係置於第一位的外交思想。在全球經濟重心發生歷史性遷移的時代大背景下，阿博特不可能有較此更佳的選擇。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經濟體，澳的近鄰，中國對澳經濟繁榮，民生福祉舉足輕重。澳上至政治領袖，下至普通民眾，無不心知肚明。只是或明言，或不語而已。早在2009年，中國就已成為澳第一大貿易夥伴，澳對華貿易長期順差。2012年，中澳貿易額近1300億澳元，約為澳日、澳美貿易額之和。據澳主流媒體披露，平均每戶澳洲家庭與中國的貿易額達1.488萬澳元(見圖2)，澳對華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31％，居發達國家之冠，成為世界上最為依賴中國市場的發達國家(52)(見圖3)。更為難得的是，中澳貿易有著極強的互補性。據澳有關部門研究表明，中澳經濟互補性高達80％，這就為中澳貿易的進一步增長提供了巨大機會。目前，澳鐵礦石出口的60％輸往中國，澳人均每年向中國出口2噸煤炭和11噸鐵礦石。(53)據澳中商會(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2009年的研究報告稱，對華貿易每年讓每個澳洲家庭平均受惠達3900美元。中澳貿易的快速發展，使澳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多次躲過了其他發達國家沒能倖免的經濟危機。與此同時，從中國進口產品的低廉價格使澳保持了較低的通脹率，令普通百姓享受了較高的生活水平。(54)2014年初，中國經濟走弱，澳股市立刻大跌，總市值縮水高達11％。澳洲經濟學家因此很無奈地說，中國經濟受涼，澳立即就感冒。
圖2：澳各州對華貿易概況
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板塊發生了急劇變化的時代大背景下，澳決策層和國際關係學界業已形成一個普遍的共識，即與中國保持密切關係至關重要。這種重要性首先表現在經濟層面上，中國經濟不僅對澳經濟繁榮、人民就業有著重大影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關係著澳的未來。澳政府希望中國投資商來澳投資，以進一步提升澳基礎設施水平和盤活農業與礦產等資源。此外，中國業已成為澳清潔能源技術的重要投資來源，澳政府和學術界認為清潔能源對澳經濟發展和澳在新世紀參與全球經濟競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對澳經濟的重要性令阿博持不得不比以往任何一位領導人更加重視對華關係，阿曾引用前總理霍華德的話說：「我們可以在不丟失老朋友的情況下，結交新朋友」。他還表示「儘管澳中關係比肩澳美關係尚需時日，但我們值得為此付出努力，並且我們一定得這麼做」。(55)為此，阿明確表示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而是繼續與兩國密切關係。
阿博特強化對華關係當然出於澳自身利益的考量。澳當前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就業情形更為嚴峻。因此與中國保持密切聯繫不僅關乎「澳未來的命運」，更直接關乎執政黨和阿本人的執政地位。阿在來訪前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直言不諱地說與中國等亞洲國家的貿易就「意味著就業」，意味著「澳將有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56)在人手一票的澳大利亞，任何一位政治領導人都不可能對作為澳第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輕言放棄」，阿也不例外。這或許就是阿為什麼在他當選之日即公開承諾澳將對各貿易夥伴實行「商務開放」政策，他本人將致力於盡早對華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正是基於上述考慮，阿才會在就職後不久，即率領一個由數百名企業家組成的龐大的代表團訪華，而阿本人則將這個代表團稱之為「非常高級的商務代表團」。(57)阿在訪華期間公開承諾一定要在2014年底之前結束中澳間曠日持久的自由貿易談判。
在與中國加強經貿合作的同時，阿博特也堅定地支持澳在軍事上與美國結盟，並多次聲稱這是澳「安全的基石」，而日本則是澳在亞洲的「有力盟友」。(58)阿政府外長畢曉普日前在與學者辯論澳外交政策時，堅稱美是澳最偉大的盟友，而日本則是澳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正是基於對美國這個所謂的「最偉大的盟友」的「忠誠」，畢才追隨美國對中國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發表甚至一些澳學者都認為「有失公允」的言論，招致中國外長的當面駁斥。
五、結語
儘管中國在經濟上對澳的重要性超過了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但是由於澳長期奉行與英美西方大國結盟的策略，並且自身屬於西方陣營的重要成員，因此，澳在享受中國發展紅利的同時，內心深處對中國的崛起懷著深深的複雜情愫。雖然中國一再向世界宣示將尋求不同於以往大國崛起的新路徑，澳一些政治領導人和安全政策專家基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和歐洲的歷史經驗，篤信「國強必霸」，對於中國是否會堅持「和平發展」的崛起路徑始終心存疑慮。
在全球等級體系重新組合的戰略層面上，澳政界和學術界也有一個深深的憂慮，這就是澳能否在全球力量重心發生重大轉移的語境下，繼續保持自己的「中等強國」地位。在現時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體系中，澳利用自己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將自身的利益與美英緊緊地捆在一起，以區區2000萬人口，成功地躋身於中等強國之林。但是亞洲和其他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無疑對老牌中等強國構成嚴峻挑戰，全球等級體系的零和競爭模式不能不令澳對自身的未來產生憂慮。儘管澳一向強調澳美同盟牢不可破，但是，兩國的國際關係學者和政策分析人士卻比誰都清楚，國際關係與其說是建立在虛無縹渺的價值觀等道義層面上，更不如說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澳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休·懷特在美歐經濟不振的背景下撰文稱「在英美之後，中國將是我們最好的朋友」。(59)其實說中國是澳最好的朋友恐非其本意，而與中國搞好關係，以便獲取經濟實惠，並在中國主導的新的全球體系里繼續保持澳現有的「中等強國」地位才是其本意，因為這才最符合澳利益。
注釋：
①Francis Fukuyama 1992,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Hamilton,London.
②Hugh White 2010,"Power Shift: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Quarterly Essay,Issue 39,pp.1-74.
③Greg Sheridan 2009,"A battle of words",Australians,2 May 2009,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opinion/a-battle-of-words/story-e6frg6zo-1225706180639〉.
④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4,"China as important as US to Australians",4 September,viewed 7 January 2015,〈http://news.smh.com.an/breaking-news-national/china-as-important-as-us-to-anstralians-20140904-3evr0.html〉.
⑤Maryanne Kelton 2008,More Than an Ally?:Contemporary Australia-US Relations,Ashgate:Burlington.
⑥Morgenthau,H.J.1966,Politics among nations,Knopf,New York.
⑦Shamsul Khan,"Middle Powers and the Dynamics of Power Shift",Harvard Asian Quarterly,Vol.XIV,No.3,2012,p.52.
⑧Ibid.
⑨Baldev R.Nayar,"A World Role:the Dialectics of Purpose and Power" in India:A Rising Middle Power,ed.Boulder Mellor:Lynne Rienner,1979,pp.117-145.
⑩William T.Tow 2004,"Deputy Sheriff or Independent Ally? Evolving Anstralian-American Ties in Ambiguous World Order",Pacific Review,Vol.17,No.2,pp.271-90.
(11)Josh Frydenberg,"Washington is intergral to our region",Australian,21 September 2010,p.8.
(12)William T.Tow,"Deputy Sheriff or Independent Ally? Evolving Australian-American Ties in Ambiguous World Order",Pacific Review,2004,Vol.17,No.2,pp.271-90.
(14)Michael Dwyer,"Australia and Japan are the claws US will use to entrap us,says China",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8 August 1996,p.16.
(15)Andrews,EM 1992,the History of Australian-Chinese Relations,Xiamen University Press,Xiamen.
(16)Ibid.
(17)Department of Defense,Australia 2009,"Defens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Defense White Paper,p.34.
(19)William Tow 2001,"Australia,the United States and a China growing strong:managing conflict avoidance",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5,No.1,pp.37-54.
(21)Denis M.Tull 2009,"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scope,significane and consequences",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Vol.44,No.3,pp.459-479.
(23)Ibid.
(24)Wang Yusheng 2010,"ping ya zhou bei yue yin hun bu san(Comments on Asia"s NATO)",11 August,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2010-08/11/content_11135370.htm〉.
(25)Michael Wesley 2000,"the Challenges of China:Australian perceptions and reactions",Gladney,D.C.,Godwin,P.H.B.,Kim,T.,Ott,M.C.,Pei,M,Wesley,M.and Yang,J.,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INSS),Washington D.C.
(26)Yang Mingxing 2005,"On Howard"s China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International Forum,Vol.7,No.2,pp.34-38.
(27)Zaobao 2001,"Zhang Wanjian:zhuang ji shi jian jiang xun wai jiao tu jing jie jue(the incident of air-collision will be resolved through diplomatic channels",4 April,17 June 2013,〈http ://www.zaobao.com/special/china/sino_us/pages2/crash040401f.html〉.
(28)Kenneth Davidson 2010,"land of poor white trach approaching",4 October,viewed 7 June 2013,〈http://www.smh.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opinion/land-of-poor-white-trash-approaching-20101003-16211.html〉.
(30)Ibid.
(33)John Kerin 2004,"Beijing Puts the Flame to Downer",The Weekend Australian,21-2 August,p.3.
(34)Michael Gawenda 2005,"Rise of China good for all,says Howard",Sydney Morning Herald,13 September,p.17.
(35)Phillip Coorey 2012,"fear illogical,China will embrace democracy-Howard",Sydney Morning Herald,3 October,viewed 7 July 2013,〈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tical-news/fear-illogical-china-will-embrace-democracy--boward-20121002-26xi8.html〉.
(36)Paul Dibb 2012,"Why I disagree with Huge White on China"s rise",Australian,13 August,viewed 7 June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opinion/why-i-disagree-with-hugh-white-on-chinas-rise/story-e6frg6zo-1226448713852〉.(37)Alexander Downer 2011,"China is no threat to us",Advertiser,10 January,viewed 7 July 2013,〈http://www.adelaidenow.com.au/news/opinion/ downer/ story-e6freacl-1225984610390〉.
(38)Brendan Taylor 2005,"US-China relations after 11 Septermber:A long engagement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9,No.2,pp.179-199.
(39)Michael Gawenda 2005,"Rise of China good for all,says Howard",Sydney Morning Herald,13 September,viewed 7 June 2013,〈http://www.smh.com.au/news/world/rise-of-china-good-for-all-says-howard/2005/09/13/1126377262936.html〉.
(41)John Kerin 2004,"Beijing Puts the Flame to Downer",Weekend Australian,21-2 August,p.3.
(42)Michelle Grattan and Brendan Nicholson 2010,"the Prime Minister finds his voice",Age,12 April,viewed 7 July 2013,〈http://www.theage.com.au/news/in-depth/the-prime-minister-finds-his-voice/2008/04/11/1207856827687.html〉.
(44)Josh Frydenberg 2010,"Washington is integral to our region",Australian,21 September,p8.
(46)BBC News 2010,"Australian PM Kevin Rudd sought tough China policy",6 December,News Online,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1925438〉.
(47)Rowan Callick 2010,"Odd couple on the world stage",Australian,7 October 2010,p11.
(48)Daniel Flitton 2011,"PM seizes reins on China links",Age,29 September,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theage.com.au/national/pm-seizes-reins-on-china-links-20110928-1kxlv.html〉.
(49)Matthew Franklin 2011,"Julia Gillard rejects need to contain China",Australian,27 April,viewed 17 July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n/national-affairs/julia-gillard-rejects-need-to-contain-china/story-fn59niix-1226045266144〉.
(50)Australian 2012,"US seeks deeper military ties",28 March,viewed 17 June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defence/us-seeks-deeper-military-ties/story-e6frg8yo-1226311869939〉.
(51)John Garnaut 2012,"Gillard rejects Chinese concerns about US alliance",Sydney Morning Herald,28 March,viewed 17 July 2013,〈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fical-news/gillard-rejects-chinese-concerns-about-us-alliance-20120327-1vwwy.html〉.
(52)Pter Hartcher 2014,"Risky business:dependence on China leaves nation vulnerable",Sydney Morning Herald,11 March,viewed 17 March 2014,〈http://www.smh.com.au/comment/risky-business-dependence-on-china-leaves-nation-vulnerable-20140310-34hkz.
(56)Jonathan Swan 2014,"China disagreements no barrier to biggest free trade mission,says Tony Abbott",Sydney Morning Herald,3 March,viewed 17 March 2014,〈http://www.smh.com.au/federal-politics/political-news/china-disagreements-no-barrier-to-biggest-free-trade-mission-says-tony-abbott-20140303-33w8x.html〉.
(57)Karen Balow 2014,"Prime Minister Tony Abbott says Australia will move to finalise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na,Japan and South Korea",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pany,26 March,viewed 27 March 2014,〈http://www.abc.net.au/news/2014-03-25/abbott-speech-asia-society/5344354〉.
(58)Tony Abbott 2011,"Tony Abbott"s speech to Parliament",Canberra Times,17 November,viewed 17 July 2013,〈http://www.canberratimes.com.au/act-news/tony-abbotts-speech-to-parliament-20111116-1v2kz.html〉.
(59)Hugh White 2005,"After Britain and then the US,China is in line to be our new best friend",Sydney Morning Herald,24 March,viewed 17 July 2013,〈http://www.smh.com.au/news/Hugh-White/After-Britain-and-then-the-US-China-is-in-line-to-be-our-new-best-friend/2005/03/23/1111525218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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