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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普里欽深度訪談:法國學生如今已不那麼 「迷影」 了

依然迷戀著新浪潮的法國導演阿諾·德斯普里欽認為,作為導演,拍電影時應該抱著一種對電影本身的志向,而不是一種出於個人的或者對公眾的野心,應該有一種電影永遠大於自己,且永遠無法企及的想法。


文 kyd 編輯Agnes


法國導演阿諾·德斯普里欽(Arnaud Desplechin)近日攜他的電影回顧展訪滬,並和我們深度、深情地談了他的寫作與電影創作,從其代表影片中涉及的不同結構到那些他情有獨鐘的人名,從特呂弗、拉斯·馮·提爾、馬修·阿馬利克到賈樟柯,從昔日新浪潮到當下的法國電影現狀聊了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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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諾·德斯普里欽


Q:您以往的影片大多關於30歲上下的知識分子的困境,這次為什麼會想到拍這樣一部青春題材的影片?


A: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到了生命中的這個階段,我知道我能為有經驗的演員、為明星去寫作。但如果我不能為年輕人、為那些從未在攝像機前表演過的人寫作,那麼之前所有這些成就都不值一提。而我自己年輕時去拍年輕人,可能不會像現在這樣得心應手。

我剛開始選演員時非常緊張,你們也看到,我剛認識他們時,Lou Roy(飾Esther)17歲,Quentin(飾年輕時的Paul)19歲,我們能成功地建立起一種藝術的友誼,從而完成影片嗎?事實證明這次相遇是不可思議的,為我注入了強烈的生命力。


《青春的三段回憶》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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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青春的三段回憶》三段結構非常不平衡,這是怎麼設計的?


A:當我自己在回憶往事時,映入我腦海的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而是無數個自成一體的、相互間可能毫無聯繫的片段。我總在這些片段中迷失。正因為如此,我決定這部影片不應由單一的敘述、而是由幾個單獨的片段構成。

而第三段,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在一小段關於童年的回憶、一小段發生在前蘇聯的故事之後,你們看到了名為「Esther」的部分——也就是整部影片的大頭。我想Paul會時常問自己「我是誰?」,「我」是那個童年逃離母親的孩子嗎?是那個青年時代把證件送給猶太人的夢想家嗎?並不確切。哪個角色最能定義Paul?——他是那個笨手笨腳深愛著Esther的人。


當我開始拍片時,有一個時刻,我知道必須讓Esther成為整部電影。Esther一開始是配角,但就如同她在電影中逐步佔據Paul整個生命一樣,她逐漸成為了電影的中心。


Q:您似乎對Esther這個名字情有獨鍾,之前還有《伊斯特·康》。


A:(笑)我總是回到那些名字……Esther這個名字出自《聖經》,是一個猶太女王。(在電影中)我們可以這樣把玩文字——當一個女人說出「Je m"appelle Esther」(我叫Esther),她的存在似乎比一個男人更強烈。她以一種更強大的方式存於這個世界。而男人有時是有些搖擺不定的,Paul無疑就是這樣。正如他給Esther的信中所寫,「你的存在就像一座山。」(Tu existe comme une montagne),這種立於世間的強大存在,就是「Esther」這個名字賦予我電影中所有得此芳名的女性角色的意義。


《伊斯特·康》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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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們會經常看到在你作品中演員會看著鏡頭說出內心獨白,非常舞台化和戲劇化。為何偏愛這種方式?


A:這是一種類型(genre),我們稱為「épistolier」(書信體)。我很欣賞馬丁·斯科塞西的《純真年代》,這部電影中也有演員對著鏡頭念信件對白的場景。您提到了「戲劇化」這個詞,很有意思,因為對我來說恰恰相反——我覺得那是一種私密性,這種私密性連接著兩端,一邊是我,一個坐在昏暗電影院內的觀眾;另一邊是銀幕上看著我、對著我說話的巨大臉龐。對我來說,在電影人物所呈現出的這種孤獨之中,是有一種絕對的「電影化」的成分在裡面的。


Q:您的電影不斷觸及冷戰的話題,這個歷史性的話題對你而言有怎樣的重要意義?

A:這或許和我的身世有關。對於我父親來說,他們可能是見證北非解放的一代,而我童年時所生活的歐洲被一分為二。我見證了柏林牆的倒塌。我試圖與我正在經歷的這段歷史同呼吸共命運,我試圖去描繪它,不帶著意識形態,而是作為一個想法去呈現,即我們先見證了歐洲的分離,而後又統一。這不單純是一件令人高興的歷史事件,真正思考起來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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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三段回憶》劇照


Q:而當下歐洲的處境可能又不同了,您的新電影中會不會涉及諸如難民、恐怖主義等現在歐洲面臨的現實問題呢?


A:我沒有能力拍攝社會題材的影片。當然我試著將歷史、將當下的世界納入我的電影,但我沒法拍攝純社會題材的影片。我也不願這麼做。如果我去拍,可能也不會拍得太好。


然而當我在寫劇本時,巴黎發生了第二次恐怖襲擊。我停止了寫作。我無法繼續寫下去。我筆下的人物與當下的世界已經不處在同一個時代了。而我必須讓我的角色處於當下。於是,我把那次襲擊也寫進了劇本,但風格轉向了一種帶有批判性的喜劇。當下比起難民問題,恐怖主義可能是整個世界——尤其是歐洲面臨的最大困境。


Q:這些將在您的新片中呈現嗎?


A:對,新片中的人物生活在一個隨時可能有恐怖襲擊和各種威脅的法國。但我試著以小說的形式去呈現這些元素。我沒法以記者的視角去展現,也沒法通過一部電影去反應整個時代。我會讓電影更有故事性,更浪漫,但同時接納今日世界的種種現象。


Q:新片大概進行到什麼階段了?還會以類似三段式回憶的結構展開嗎?


A:新片的劇本已經完成了。不,不會。我每拍一部新片,都試圖與以往作品形成鮮明的不同。你們看到,我剛拍完一群年輕人,現在新片(影片名稱叫作「le Fant?me d"Isma?l」)的主人公變成一群上了年紀的人,關於一個年老的男人和他的朋友,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故事;《青春》的基調是輕快的,新片則非常直接而殘酷;《青春》的結構是三段式的,新片承載的是一整個龐大的故事。我總想讓每一部新片都能給觀眾驚喜。


Q:但您又回到了以往主人公的名字,比如Isma?l。


A:是的,還有其中一個女主人公名叫Sylvia,我在《現代法國艷情史》中曾用過這個名字。但還有兩個女性人物是新的,角色個性非常強烈,深深震撼了我。在寫作過程中,我似乎被這兩個我完全不熟悉的人物牽引著寫完了整個劇本。我本以為要五月或六月才能寫完,結果比預想快很多。電影預計今年夏末會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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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法國艷情史》劇照


Q:對您來說,電影寫作和拍攝的關係是怎樣的,哪個階段會給您更多的享受或焦慮?


A:特呂弗有一句話我很喜歡,他說,「拍攝的過程就是反劇本,剪輯的過程是反拍攝。」寫作時我總以為找到了真理,但演員一進來,就必須對一切重新提出疑問,在拍攝時必須全部推翻。有時我拍攝當晚會重寫一些對白,告訴自己現在這樣不好,要改變,要即興,要更自由;而到了剪輯時,我把鏡頭剪碎,跳切,從一段敘事跳到另一段敘事,這些都是為了不要單純地去「闡述」一個劇本。單純地把劇本搬到銀幕上,我對此毫無興趣。


寫作的過程是最讓我感到害怕的,這是最難的部分。那種孤獨和焦慮是很鮮活的。緊接著,是最辛苦的階段,也就是影片的籌備。因為一切都是可能的。在那個階段,劇本似乎是無窮的,而你突然會有很多調度的想法,那也是我擁有純粹的幸福的時刻。而之後拍攝的過程是如此暴力,以至於我記不太清了。完全記不清。我不知道具體做了什麼,但我完成了,就是這樣。最後做完剪輯我已精疲力盡,必須休息。然後再進行新一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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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我們的聖誕節》工作照


Q:我們知道您受特呂弗的影響很深,而在最近的訪談中又看到您說拉斯·馮·提爾是「在你身體里的」。這兩個導演風格完全不同,分別帶給你什麼?


A:特呂弗的電影有一種隱秘的暴力,而拉斯·馮·提爾電影中的暴力是感官的、驚人的、甚至帶有侮辱性的。我非常欽佩他。有很多導演是我欽佩的,但我覺得在世的導演中最有活力的,或許就是拉斯·馮·提爾和賈樟柯兩人。


Q:賈樟柯的哪些電影?


A:《三峽好人》和《天註定》。前者是最令我動容的,後者簡直讓我跪拜。《天註定》也是一部很暴力且直接的電影,我第一次看到這部影片時覺得太好了,我對自己說,法國應該也有一部這樣的關於法國社會的電影。相應地,一個美國導演也應該拍一部類似的關於美國的電影。這種對於自己國家的直接而殘忍的反思,是值得敬佩,且振奮人心的。


Q:您多次提到「暴力」這個詞,也似乎很關注不同導演電影中呈現的「暴力」,它們各不相同。而您剛才也說到自己拍攝過程中的「暴力」,這種「暴力」具體是指什麼?


A:那是一種由熾烈而直接的情感表達所產生的「暴力」,它是人物在自我認知、以及通過自己走向真實和真理過程中的顫慄。我關注更多的是一種情感的,而非感官上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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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兵》劇照


Q:自對您影響至深的「新浪潮」之後,法國電影經歷了80、90年代的現實主義浪潮,一直到現在,您如何看待的當下的法國電影生態?


A: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我先從壞的一面講起。在我目前所看的所有法國電影中,仍然有一些優秀的作品,我想到我的朋友奧利維耶·阿薩亞斯,他是對我非常重要的一個導演。還有貝特朗·波尼洛(Bertrand Bonello),也對我很重要。但總的來說,不得不說法國電影的質量總體而言有點下降了。而好的一面,就是現在的電影非常多樣化,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今天的法國電影呈現了更多樣的面貌。


Q:那更年輕的一代法國導演中有您特別欣賞或看好的嗎?


A:貝特朗·波尼洛。比他更年輕的一代嘛,我只能說我看過一些還不錯的……啊對了,是有一個!不久前他剛在法國昂熱的電影節(Festival Premiers Plansd"Angers)上獲得頭獎,我是電影節的評委會主席,我給他頒了這個獎。那是一個很年輕的比利時導演,名字一下子記不清了(可能是Guillaume Senez——編注),他的風格與我正相反,但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精彩。


Q:您剛才提到,這些年法國電影總體而言質量有些下降,在您看來,其中可能的原因在哪裡?


A:我覺得作為導演,拍電影時應該抱著一種對電影本身的志向,而不是一種出於個人的,或者對公眾的野心。應該有一種電影永遠大於自己,且永遠無法企及的想法。電影應該是我們的追求。這也是電影令我感動的地方。而當下,在法國,我覺得那些學電影的學生已經不那麼「迷影」了。他們首先與自己的野心搏鬥,而不是為了電影去搏鬥。但在美國、以色列、日本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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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諾·德斯普里欽與馬修·阿馬利克


Q:馬修·阿馬利克作為導演怎麼樣?他最近導了一部《藍色房間》,而您又那麼喜歡邀請他做男主角。他作為導演有沒有給您帶來新的認識?


A:他是非常非常好的導演。《藍色房間》有我見過最美的電影調度。但我其實最早認識的就是作為導演的阿馬利克。他那時已經是導演了。最早我讓他來試片的時候,他還以為是來做我的導演助理,他以助理的身份把劇本台詞分發給女演員,我說不不,我是來讓你演男主角的。他說「啊這樣!」(笑)因為我曾在他執導的一部短片中看過他的表演,那時就覺得他也是一個出色的演員,也開啟了之後這段緣分。


我一直忠於這個演員。我16,17歲時常納悶伯格曼為什麼一直啟用相同的演員。因為瑞典是個小國家,沒有很多演員。(笑)從這個意義上法國真的不是一個太大的國家。因此,雖然我不敢和費里尼相提並論,但我會拿阿馬利克和馬斯特洛亞尼(Marcello Mastroianni)比較。我認為馬修·阿馬利克有馬切洛·馬斯特洛亞尼般的天才。


(感謝Jean-Maurice Rocher等朋友在採訪整理上給予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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