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不能把農民工逼成遊民

日前，2016年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提出，完善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落地，制定實施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

顯然，讓非戶籍人口融入城市，避免他們成為遊民，是當下中國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

在學界，有學者認為，王學泰先生的「遊民文化」，與吳思的「潛規則」、余英時的「士文化」，可以並稱為中國當代三大人文發現。

王學泰的專著《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出版以來，已經經過了多次修訂和增補。迄今為止，這一研究所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深遠。就此，鳳凰評論《高見》專訪了王學泰。（此為專訪之上篇）

訪談嘉賓：王學泰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

鳳凰評論《高見》欄目訪談員：張弘（鳳凰網主筆）

「遊民」將一切都工具化了

鳳凰評論《高見》：你認為，遊民意識是強烈的反社會性，破壞性，拉幫結派，做事不擇手段，狠，殘忍，有奶便是娘等等，中國人靈魂中都有遊民意識。那麼，遊民意識在現代社會的特徵是什麼？

王學泰：遊民對自己的未來不相信，對原則不相信，他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北京過去拉洋車的有一句話，吃到嘴裡的窩窩頭才是真的。遊民意識在現代社會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人類追求的目標說到底就是兩個：一個是短淺的，一個是長遠的。短淺的就是眼前利益。遊民就追求短淺的。因為他想不到那麼長遠，今天晚上的飯還存在問題，你跟他講五年後怎麼樣不現實。追求短淺的目標一旦成為習慣，就會將一切都用工具化，只要能實現自己的短淺目標就去做。

鳳凰評論《高見》：就像柏楊提到的「醬缸文化」提到的那樣？

王學泰：對，因為長期生活在柏楊先生所說的醬缸文化里，人們很容易受到污染。每個知識人都應該警惕，別被遊民意識所污染，不能把一切都工具化，美好的目標一定要通過正當的手段去實現。

同樣，也不能無視民眾現實生存狀態，把美好的目標推得特別遙遠。正像海涅的詩說的，「你把未來的幸福許給了我們的子孫，那你給了我們什麼。」秦始皇開始中國進入皇權專制社會，兩千多年來，統治者折騰來折騰去，皇權專治完全忽視了個體存在的價值，個人追求被壓制了。治亂循環，壓迫至極導致的亂，也是缺少目的的亂，除了殺人放火、摧毀社會積累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外，很少有其它追求。直至近世歐風東漸以後，造反才逐漸有了目的性。

鳳凰評論《高見》：你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提到了韋小寶，他顯然有著深厚的遊民意識，與貴族氣格格不入。

王學泰：對，我總結了四條遊民性格：第一，遊民具有天然的反社會性，希望天下大亂，他才能改變自己處境和地位；第二，有主動進擊精神，主動向別人進攻；第三，只講敵我不講是非；第四，遊民脫離宗法網路的同時，也脫離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宗法文明，而當時又沒有其它文明的存在，遊民更趨向返回原始的野蠻。

《左傳》中記載的歷史，已經是禮崩樂壞、貴族社會解體了，《孫子兵法》就是一個標誌。貴族社會打仗，本來講規則的，而《兵法》作者以取勝作為唯一目標，認為「兵以詐立」「兵者詭道」。戰爭只是少數人的遊戲，不能作為社會的普遍規則，陰謀就是戰爭中不可避免的手段。

紅軍過草地的時候，吃藏族人的奶要留點錢，為什麼要讚美？吃東西給錢，在正常社會理所當然。但紅軍長征是處在戰爭狀態下，在戰爭中還遵守正常社會的規則，所以要讚美。解放之後，階級鬥爭就把戰爭的手段推到全民去了。毛澤東曾講階級鬥爭是沒有硝煙的戰爭，大傢伙互相猜疑，人和人之間要互相鬥，鬥爭的勝利者不是更善良。最後，人與人之間都缺乏誠信。全民互斗的結果，必然導致遊民意識泛濫。

鳳凰評論《高見》：去年年底提出一個政策，爭取要把農民工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的居民。但是步驟特別緩慢，比如說農民工在北京，孩子不能方便地上學，不能在北京平等地參加高考，享受不到北京市民的福利待遇。一些學者很擔憂，老一代的農民工年紀已經大了，有的可能就回老家了。但是，他們的子女在城市長大，農活幹不了，城市又不接納，這會造成潛在的問題。按照你的遊民研究，他們很有可能成為遊民，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王學泰：農民工年輕時抱著希望到城市來，等到老邁還鄉，他們二三十年所創造的財富，自己基本上沒有享受到什麼，這是極其不合理的。但他們得到的，和他們應該得到的相差太遠。所以國家要推動農民工融入城市，不能以加強城市管理的名義排斥農民工。

遊民意識讓群眾運動變得可怕

鳳凰評論《高見》：前幾十年一系列的社會運動，比如三反五反，文革等，都可以歸結為遊民文化的產物？

王學泰：社會運動，特別是暴力推動的運動，有時是反文明的。不僅遊民反文明，底層社會都有這種反文明的傾向。當然底層社會也可能因為沒文化而嚮往有文化，但是文化跟錢不一樣，打土豪分田地，把財產弄過來，這個很好做到。毛主席那會說，我們都共產了，他們頭腦和知識不能共產，所以就改造。有些人真相信改造。

社會底層的民眾經歷過太多的苦難，他們的同情心被磨鈍了。革命了那麼多年，但他們從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把革命理解為經濟、社會變革乃至文化的蛻變，而是與具體的人掛鉤，把變革社會的激情化為對個人的仇恨。對所謂「革命的阻力」「打翻在地」，還要「再踏上一隻腳」。這與缺少同情的遊民十分契合。上海資本家跳樓自殺，有人說，「今天又多了幾個空降部隊」。那時自殺，叫「自絕於人民」，不僅沒有同情憐憫，而且「要像冬天一樣嚴酷」，如果有人稍顯同情的，就會被認為喪失了階級立場。

鳳凰評論《高見》：這本身也很可怕。

王學泰：張聞天1953年到山西調查，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對他說「不論搞什麼運動都要死人。」「在掃除文盲的運動中，就有一個老太太上吊了。我們要消滅文盲，她以為消滅就是弄死。她說『不要你們消滅，我自己把自己消滅算了』，結果還真上弔死了」。群眾運動之所以可怕，就在這兒，也就是它的盲目性，容易流於極端。

從中國思想史來看，最早重視人的是周民族及其思想意識的繼承者儒家學派，這就是周情孔思的核心。然而周孔重視的「人」是人類，即作為群體的人，在儒家思想里個人只是宗法網路中的一個點，其維護的是這套體制。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傳統當中缺少對個體價值的尊重」，這個判斷是十分正確的。這套宗法意識直至現在也沒有消除乾淨。

鳳凰評論《高見》：其實是有其歷史淵源的。

王學泰：前二三十年，人們批判「造神」，可是忽視了「造奴」，其實「造神」與「造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歷來「神」特別是人間神，都是依靠奴而存在。現在史學界對於中國古代沒有奴隸社會有了比較一致的意見，但這不等於沒有奴隸，宗法網路中的個體都是廣義的奴隸，因為它有一層溫情脈脈的紗幕和宗法，讓人個性萎縮，乃至對這個網路依賴了兩千年。直到「五四運動」，一些進步人士才認識到自己原來是宗法的奴隸，所以魯迅提出要立人，也就是要建立對個體價值的認知和尊重。後來，巴金的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揭示宗法家庭的非人性、腐敗及其吃人的本質，青年一代在「五四」思潮影響下開始覺醒，追求個性解放。

宗法人受到儒家思想的約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宗法社會中儒家文明幾乎是唯一的文明，遊民脫離了宗法網路並沒有建立新的文明，遊民所建立的人際關係，還是模仿宗法式的，但他們幾乎等於告別了文明，宗法社會對他們的影響也停留在人的生存本能上。

鳳凰評論《高見》：你認為該怎麼採取什麼態度？

王學泰：現代社會應該對儒家抱批判態度，但也不能像文革那樣搞「批儒評法」，對儒家採取一概否定的態度。儒家思想能夠有持久的影響力，必然有它的魅力以及超越宗法制度的一面。

例如中庸思想。傳統中國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種經濟不僅限制了其眼界，也決定了其胸懷，從而很難做到中庸。孔子甚至說「天下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不可能也」。但不能因為「不可能」，中庸就失去了意義。宗法社會中中庸還是作為精神價值為民眾所尊重和追求，可是脫離宗法的遊民，往往反中庸。遊民長期處在貧困中，這種生活使得他認定，一個好東西，可以通過簡單方法去得到，極端主義就是便捷的道路。因此，孔子說的中庸，有恆產、教養和一定的胸襟的人才能接受。中庸之道聽著庸俗，然而它是天下之「達道」也。如果說世界普世價值，各種文明對它都有貢獻，華夏民族就為世界提供了中庸。

過早結束科舉加劇了百年動亂

鳳凰評論《高見》：你曾經批評儒家，它論及君子和小人的時候，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使用了雙重標準。

王學泰：對統治者它就用軟標準，要修養，要正心誠意，要致知，等等。但是，對於被統治者，對於農民、工人、商人，要是不種地、不做工、不納稅的話，就不是用「修其身」「正其心」「誠其意」「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來解決問題了。用韓愈的《原道篇》話說，「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非常簡單，就是殺頭。雖然韓愈作為儒學家是不合格的，《原道篇》的儒學觀點也很粗糙，但《原道》所闡述的確是儒家的精髓。

儒家的許多觀念，如忠、孝、悌、義等都是通過情來推動才更有力量。杜甫的詩就具有這種力量。情感被艱難的生活磨鈍了的人，不太容易接受儒家。遊民經歷了太多的苦難，也不容易接受儒家。比如李逵，你不能說他一點善心沒有，李鬼說我有八十歲老娘，他就放了李鬼一馬。後來知道李鬼騙他，便趕盡殺絕。

鳳凰評論《高見》：你剛才說，遊民生活在社會底層，但是他希望社會劇烈的變化，產生很大的社會衝突，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有機會趁機而起。

王學泰：是的。遊民群體最大的時代是在清末。後來，社會動亂不斷，我有一個想法，這和中國在1905年過早結束了科舉制度有關。因為中國人讀書跟外國人不一樣，中國人讀書，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科舉結束以前，讀書人的培養方式大多是自學（學校除了私塾外，很少有做系統教學的），小學生從識字念「三、百、千」開始，待熟讀了四書、開筆作文，到進考場。只要到縣裡參加過考試，哪怕三次考試都給刷下來了，也算「童生」了，縣學裡就有他的名字了，死了寫墓志銘的時候就可以寫「業儒」了。如果沒有參加科舉考試，不管多博學，死了頂多寫個「布衣」，因為縣學裡沒有他的名字。

那時大多數人參加科舉考試，目的就是撈個秀才，不敢奢望考舉人，更不要說進士了。做了秀才，身份就跟一般平民不同了，免國稅，到縣裡見了縣太爺不必下跪，清代的秀才帽子有了頂子（銅頂子），就要改造門框，增加高度，所謂改換門庭了。這些現在看來無足輕重的東西，當時的確是一種身份標誌。

1905年結束科舉之後，中國開始興辦現代教育，這是一種工廠化的培養制度，批量地出產各種人才。科舉時是手工作坊式地培養讀書人，一個縣的秀才也就一二十個，舉人能出兩個就不錯了。剛辦新式小學、中學時，人們將小學畢業比作秀才，中學比作舉人。一個縣裡至少有兩三座小學、一所中學。這樣培養出了很多讀書人，但又沒有一定的渠道來接納他們。本來，他可以好好在家做個農民，或者在家鄉的宗族團體中做個骨幹，如果中一個秀才的話也很不錯。但是，在新式教育下，他成了小學生，這些榮譽全都沒有了，而且小學生的數量大幅增長，除了老實的，一有點風吹草動他們就容易騷動起來。

鳳凰評論《高見》：清末的知識人，在上升通道、個人出路、自我認同等方面，與皇權專制時代的知識人確實有了很大的不同。

王學泰：六年小學畢業，那會兒比作秀才；六年中學畢業，比作舉人；再四年大學畢業，比作進士。西方人辦學校，學生從學校畢業，有工廠和企業招錄他們，我們當時沒有啊。科舉取消，現代教育過早地讓很多人具有了知識人的身份，社會又無法吸納他們。中國近百年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全都進入中國，要試驗試驗。當然，這跟外國思潮的流傳有關。但是，也跟過早地結束科舉、興辦現代教育，又沒有足夠的出路安排這些人有關係。陳獨秀、李大釗、章士釗這些人遊走於高層，而底下人因為生活貧困，很容易投身於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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