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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 日本東洋文庫的壓箱底來自中國

註:「壓箱底」引申的意義是指看家的寶貝,或者壓在箱底的值得珍惜或珍藏的有一定意義的物件。


今天,我們的話題是東洋文庫的壓箱底!


東洋文庫是日本最大(也是全球第五大)的亞洲研究圖書館,也是日本三大漢學研究重鎮之一,位於東京都文京區。是一個專門把中國與中國文化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圖書館兼研究所,1948年起成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分館。

東洋文庫的前身是英國人莫里遜(Geoge Ernest Morrison)在北京創立的莫里遜文庫。


在中國私人藏書的歷史上,由澳大利亞人莫理循百年前在北京建立的「亞洲書庫」,可能要算得上最出名的私人圖書館,但是,莫理循的全部藏書,最後卻成了日本東京圖書館東洋書庫的壓箱底,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揭秘 日本東洋文庫的壓箱底來自中國


(莫理循.中)

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1862年—1920年)出生於澳大利亞維多利亞省的吉隆,從青年時代開始,他就喜歡上了旅遊探險,曾先後到過許多國家和地區。


1894年,莫理循隻身一人來到中國,他身穿中國長袍,頭戴瓜皮小帽,懷揣18英鎊,從上海出發,徒步穿越了中國西南的四川、雲南兩省,最終到達緬甸仰光。在這段歷險的基礎上,莫理循完成了著作《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此書在英國出版後,立刻引起了強烈反響。倫敦《泰晤士報》因此聘請他為該報駐中國記者。


1897年,莫理循以記者的身份再次來到北京。此後,他在中國工作了20多年,走遍中國10餘個省份,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國通」。


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為增進與英國的關係,他聘請莫理循擔任中華民國政府第一位政治顧問,年薪3500英鎊。莫理循出於對中國的好感,辭去了《泰晤士報》駐華記者的職務,進入北洋政府工作。


從擔任《泰晤士報》駐華記者伊始,莫理循就開始用敏銳的眼光觀察中國社會。他發現,在中國文化底蘊十分深厚的北京城裡,除了幾個私人藏書家外,還沒有一家像樣的圖書館,特別是社會上自然科學書籍奇缺,這與一個文明古國的都城極不相稱。於是,他產生了創辦圖書館的想法。此後,他利用各種渠道,開始有計劃地、系統地搜集圖書。僅僅幾年的時間,他就建成了自己的圖書館。此館被外人稱為「莫理循文庫」,莫理循自己卻稱之為「亞洲書庫」,因為他要建一座在亞洲首屈一指的圖書館。「亞洲書庫」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位於皇親溥倫的府宅里,這也是莫理循剛來北京時租用的住房。

揭秘 日本東洋文庫的壓箱底來自中國


(莫理循的亞洲圖書館一角)


莫理循經營「亞洲書庫」可謂用心良苦,當時有許多圖書價格很高,莫理循有時要欠債購買這些圖書。經過他的不懈努力,「亞洲書庫」的規模越來越大,聲譽也越來越高,其中收藏的書籍、文獻、史料達2.4萬餘冊,還有110多種報刊以及1000多種畫冊和圖片資料。


這些圖書來自中、英、法、德、俄、荷、意等十幾個國家,內容不僅涉及中國,而且還涉及中亞諸國、日本、印度、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暹羅(今泰國)、安南(今越南)等國家,門類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宗教、歷史、地理、文學、法律、美術、地質、礦物、醫藥、娛樂等,對當時的學者們深入研究亞洲幫助很大,「亞洲書庫」也由此而得名。


這些圖書中有很多是珍品,如義大利人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又名《馬可·波羅遊記》),這裡就藏有40多個最古老的版本;各國關於日俄戰爭的圖書,這裡藏有500多冊,彌足珍貴。「亞洲書庫」還藏有一些關於中國動植物的圖書,也十分罕見。

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稱讚莫理循「熟悉中國政治社會情形,對於當時政要之履歷、志趣、能力、弱點、黨派、交遊、嗜好等項,知悉詳確。對於中外時局,觀察敏銳,分析細密,有『活的中國百科辭典』之綽號」,他還認為「亞洲書庫」藏書「最為豐富」,堪稱「東亞第一」。


莫理循並沒有壟斷這些精神財富,他十分歡迎中國的知識分子到「亞洲書庫」來閱讀,也接納歐美學者來此從事東方學研究。一些來訪者受益匪淺,歸國後在媒體上大力推介該書庫,使莫理循及其「亞洲書庫」名揚海外。


1916年6月,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死去,莫理循又先後效力於大總統黎元洪、馮國璋和總理段祺瑞。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於是想返回英國治病,但「亞洲書庫」卻令他割捨不下。經過一番考慮,莫理循決定將「亞洲書庫」出讓。


他公開表示願意將書庫賣給中國政府、學術團體或個人。但當時的中國動蕩不安,忙於爭權奪勢的北洋政府里根本無人關心和重視文化事業。而團體和私人中的有識之士苦於囊中羞澀,無力購買。

「實業狀元」張謇曾拜訪負責整理寧波天一閣書目的藏書家錢恂,希望他能夠幫助收購莫氏藏書,但不知何故,此事最後沒有下文。


消息傳到美國,各名牌大學深知「亞洲書庫」的價值,紛紛聯繫收購。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表現得最為積極,爭相報價,加州大學的報價高達3.5萬英鎊,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目。然而,莫理循最大的願望是將書留在中國,最起碼能夠留在亞洲。


恰在此時,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總裁小田切萬壽之助來到北京辦事,聽說此事後,立即委託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院長上田萬年到書庫評估,上田發現這是一批無價之寶,當即決定收購。


岩崎決定以美國人所出最高價3.5萬英鎊最終購買「亞洲書庫」。


他託人到北京與莫理循商談,莫理循對價格沒有異議,但提出三個條件:


藏書必須永久保存;


圖書館用「莫理循文庫」名義;


為學者閱讀提供方便。


岩崎痛快地應允了莫理循的條件。隨後,岩崎託人將圖書裝箱,從北京由鐵路運往天津大沽,從大沽裝上「高砂丸」號郵船。1918年9月,書籍運抵日本橫濱。岩崎將圖書轉送東京,臨時放在位於深川的岩崎別墅中。


在以後的幾年中,他利用雄厚的資金,對書庫進行了補充,先後購進涉及中國、日本、中亞、波斯、印度以及南洋諸國的圖書近5萬冊。還從日本記者渡邊哲信手裡徵集到清末民初在北京發行的全套《順天時報》等史料。這樣,「亞洲書庫」不僅補上了損失的數量,而且在莫理循原有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各種圖書資料3.1萬餘件。


鑒於書庫規模迅速擴大,已經超出了「亞洲書庫」原有的內容,岩崎決定將書庫改名為「東洋文庫」。


1922年,岩崎在東京建成了一座新的「東洋文庫館」,並組織專家對文庫進行了系統整理。


這也是東京大學圖書館「東洋文庫」的由來。


時至今日,這批藏書仍是研究中國及亞洲歷史文化的寶庫,遺憾的是,中國的學者只能去日本查閱這批存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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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後,北京大學國學門主任沈兼士仍為之耿耿於懷,其稱「流傳國外者,如《永樂大典》、莫利遜文庫、敦煌石室之書簡古書」,乃中國文化不可彌補之損失。


沈兼士將莫理循文庫與《永樂大典》、敦煌文書相提並論,足見其價值之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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