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不一定寫好了女人，但寫好了對性的恐懼

文史 04-30

摘要帶有「性「標籤的田小娥自然被白嘉軒視為大敵，也被鹿子霖視為武器。這種由對性的恐懼發展到把女人當做敵人的潛在幽靈，正是陳忠實在看《貞婦烈女卷》時冒出來的那個女人。

作者謝竇

陳忠實曾說：「我想給我死的時候寫一本墊棺作枕的書。寫一輩子小說，到死的時候如果發現沒有一部能夠墊棺作枕的書，好像棺材都躺不穩。」這話頭裡有一種老手藝人對待自己手中活計的敬意和野心，從查閱縣誌黨史文史資料、去西安郊縣做社會調研到閉關宅中沉心靜氣寫作，陳忠實歷經六年終於寫出了可供「墊棺作枕」的《白鹿原》。

《白鹿原》甫一出版，便廣受歡迎，累積銷量已超過了150萬冊，作品還被改編成電影、電視、話劇等各種形式，並獲得了第四屆矛盾文學獎。《白鹿原》成就了陳忠實，但經歷這次藝術創作的真正激情之後，他也進入了一種很深的疲乏，在寫完《白鹿原》之後，他對長篇小說忽然喪失了興趣，甚至連中短篇小說的寫作也淡了下來。

儘管如此，這些年圍繞著《白鹿原》的各種爭論並未停歇，關於它究竟是怎樣的一部作品依然眾說紛紜。而在卷帙浩繁的《白鹿原》評析中，只有跳脫那些浮於套路和模式下的誤讀，才能帶來更多新的理解，當然也可能是新的誤解。

《白鹿原》因循的不是五四，而是三國的敘述傳統

《白鹿原》不一定寫好了女人，但寫好了對性的恐懼

電影《白鹿原》老年狀態的白嘉軒（張豐毅飾）

中國久遠的田園詩傳統曾賦予鄉土以根深蒂固的美感，五四以來，魯迅等人火力十足的農村批判，則整個翻了一面，直刺鄉土中愚昧、落後的一面。但自上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以來，一種「在運動中變動的鄉土」成為新的主題，陳忠實的《白鹿原》便是其中之一。

在有關《白鹿原》的批評中，「小說人物的模式化」是最常被提到的一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確實寫得太像教科書了。小說中的朱先生承載著鄉村中舊式知識分子的全部美好想像，不僅飽讀詩書，淡薄名利，還洞悉人情、知曉天命，兼有儒道之風，既雅正又洒脫。而其占卜算卦、預知未來的一面看似不真實，其實是長存於鄉村結構里鄉人對知識的一種尊重與迷信。

如果說朱先生被視為鄉村秩序的精神嚮導，那麼族長白嘉軒則是這一耕讀傳統的實踐者和教育者。我們也能在他身上找到很多優點，如重情義、講信用，遇事果敢鎮定，處事公私分明。這一類族長式人物自五四以來，經常被處理成一種封建專制力量，《白鹿原》的處理其實是把它從五四以來的小傳統中重新放回了幾千年的大傳統，但同時也帶上了五四以來的一絲冷酷色彩，比如他對待田小娥便是如此。

相比白嘉軒被視為鄉村中的正統力量，鹿子霖則更接近於一種野心力量。這類人往往精明世故，既工於心計，又善於把握時機，是一心想要攫取權勢的那一類人。因為容易脫出道德的約束，所以也容易被看作鄉村秩序的破壞因素。但相比鹿子霖的背後手腳，小說中純憑著野性行動的黑娃才是更直接也是更急劇的破壞力量，而且也具有更鮮明的時代印記。

在白嘉軒與鹿子霖的相互較勁中，我們或許很難說誰勝誰敗，但在年輕一輩中，他們卻是共同的失敗者。真正完整地接受了白嘉軒「耕讀教育」的，其實是他的長工鹿三，黑娃作為鹿三之子雖也被白嘉軒送進學堂，但很快就退學，不久還進山當了土匪。而白孝文作為白嘉軒之子，同時也是白嘉軒挑選出來的繼承人，卻更直接地忤逆父意，背向而行。

白嘉軒在年輕一輩教育上的失敗，其實正是鄉村大傳統的一次時代打斷。在這個意義上，小說人物的模式化，與其說是沒有創新，倒更像是作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因循舊傳統，自覺不自覺地類型化。這個幾千來的鄉土大傳統與五四以來的批判認知是不一致的，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啟蒙視角，這些小說人物更像是民間傳奇中土生土長的角色類型。就像民間意識產生《三國演義》一樣，民間意識也催生了《白鹿原》，他們來自同一個敘述視角和敘述傳統，即便在人物設置和情感傾向上也有著清晰的對位關係，諸如朱先生對諸葛亮、白嘉軒對劉備、鹿子霖對曹操等。

《白鹿原》不一定寫好了女人，但寫好了對性的恐懼

在《白鹿原》之前，陳忠實已經寫了不少短篇小說，大家普遍認為他寫老漢寫得好，但不會寫女人。1986年，陳忠實在查閱《藍田縣誌》時讀了卷帙浩繁的《貞婦烈女卷》，對女性背負的精神負擔深感震撼，他決定寫一個「純粹出於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發地反叛舊禮制的女人」，不僅要寫，還要撕開寫。

這個女人就是出現在《白鹿原》里的田小娥，陳忠實自陳道：「我幾乎不懷疑這種女人的生活真實，這是我耳聞的大量民間故事和我親歷的真人真事給予我的自信。當然，這個女人的出現，也引發了我對文學創作中性描寫的理解和認識。」所以，什麼叫撕開寫？簡單點說，就是寫性。

在《白鹿原》的傳奇性開篇里，白嘉軒六娶六死，六死六娶，其中都充滿了生理秘聞和床榻尋歡的書寫。到娶第七房仙草時，也還是以一句「哪怕我明早起來就是死了也心甘」收尾，換言之，這種性的歡愉與死亡的恐懼在小說的一開始就被神秘地聯結在了一起。白鹿原上原本赫赫有名的白家已經家徒四壁了。但一輩子古板、嚴肅的白嘉軒卻時常將這七娶之事「引以為豪壯的」人生傳奇，原因何在？

白孝文在剛完婚時，因初嘗男女之歡而一發不可收拾，白嘉軒要仙草提醒兒媳，仙草又請出婆婆，各種明說暗示，都沒什麼效用。最後，白嘉軒只好親自出來訓示兒子，這才止住了兒子白孝文的貪色。可是好景不長，白孝文之後又被田小娥勾引，與白嘉軒分家之後，整日與田小娥廝混，將八畝半地和門房全賣給了鹿子霖。

在傳統鄉俗社會中，性是既讓人崇拜又令人恐懼的事物。白嘉軒六死七娶，自認為制服了性的恐懼，所以引以為豪；而白孝文則是沉迷其中，自然被視為失敗者。但事實上，白嘉軒和白孝文面臨的性恐懼並不相同，白嘉軒面臨的性恐懼，是性的身體性耗損，性被認為是身體的毀滅力量；而白孝文面臨的性恐懼，是性的身體性歡愉，它的本能力量經常成為教條和規則的破壞者，因此白孝文的提褲子硬與脫褲子軟，是一個精神隱喻。

正因為出於對性的這兩種恐懼，男女關係一直是大防之事。而帶有「性「標籤的田小娥自然也就被白嘉軒視為大敵，同理，也被鹿子霖視為武器。而這種由對性的恐懼發展到把女人當做敵人的潛在幽靈，正是陳忠實在看《貞婦烈女卷》時冒出來的那個女人。對田小娥來說，性帶給女性的既是屈辱，也是武器，她畢竟在鹿子霖的嘴裡尿了尿，她的鬼魂畢竟附身在鹿三身上，引來瘟疫，雖然最終依舊難免於被鎮的命運。

《白鹿原》重要的不在於「史」，而在於「秘」

茅盾文學獎獲獎長篇《白鹿原》被譽為「一個民族的秘史」，有評論家則進一步指出，「其可貴之處不在於秘，而在於史」。事實上，我想反過來說，《白鹿原》里重要的不在於「史」，而在於「秘」。

「秘」在《白鹿原》中，不是迷信。無論是小說中出現的「白狼」（災難和罪惡的化身）、「白鹿」（人健、谷豐、畜旺的象徵），還是朱先生的未卜先知、田小娥鬼魂的附身出沒，都不是簡單的迷信，而是鄉俗社會中的古老心理。從「集體無意識「的角度去理解，它是可信的。正如泰戈爾所說，人在出門遠行前，惡劣的天氣通常被視為不祥之兆，使人心情沉重。但作為現代教育下的人，我們的見解是成熟的、秉執科學的理解，所以對氣候的變化毫不在意。但我們的血液卻是幼稚的、原始的，它能繞開頭腦意識直接引發我們的心靈感受。

同樣，《白鹿原》中的「秘」，也不是秘不可傳的「秘」，而是時代沿襲的「秘」，因為它是一種古老的命運觀。這種命運觀與史學觀念是不一致的。線性史學觀念中的時間觀是直線地往前發展的，而且試圖把時間中的相繼發生整理成一種可理解的關係；但在古老的命運觀中，時間是一個圓，它並不是以日、月、年為單位的，而是以一個從產生、發展到死亡的自然循環為單位，它更多地與神秘的冥冥力量相關。

在史學思維中，這種圓的時間觀念是一種「循環的邪惡舞蹈」，它讓歷史陷於無希望的反覆，但這種循環時間觀的影響是如此廣泛，以致於最後史學觀念不得不把「圓的時間觀「納入歷史進程，將之視為歷史的螺旋式上升。但在《白鹿原》中，史學觀念並沒有擠占民間命運觀的古老心理，小說中的各種線索都鮮明地呈現出了圓形的狀態，白鹿一現一隱即是如此。同樣，這種命運觀下的圓形時間，還是民間應對歷史的一大策略，正是在此種時間觀念下，小說中的兩黨之爭才不會顯得那麼重大，不過是一個餅子煎完一面換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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