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列寧說「不要過分寄希望於知識分子」

文史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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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聞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本期文章要點：

1. 在沃洛達爾斯基擔任出版、宣傳和鼓動人民委員的這段時間裡，有460多家報紙被查封，其中資產階級報紙226家，立憲民主黨和孟什維克報紙235家。

2. 1918年6月20日，沃洛達爾斯基半路加油，迎面走來一人舉槍將這位委員擊斃，兇手隨後就消失不見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迹。沃洛達爾斯基被殺後，肅反委員會在列寧格勒州槍殺了200人，在全國鎮壓了500人。

3. 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1918年是個極其不幸的年份，沃洛達爾斯基、烏里茨基和列寧先後遭暗殺，前兩人死亡，而列寧慶幸活了下來。這是蘇維埃政權在鞏固自己的權力之途上的嚴酷較量。

4. 1917年6月28日，列寧對知識分子的評價是這樣的：「工人和農民不要過分寄希望於知識分子，因為開始站到我們這邊來的很多知識分子總是盼望我們垮台。」

以下為正文：

1918年4月，在審理、查封俄國最古老的報紙《俄國消息報》以及《晚間燈火報》等報紙的出版革命法庭上，充當國家公訴人的正是當時的出版事務人民委員沃洛達爾斯基，不過這時出版事務人民委員部已經改名為出版、宣傳和鼓動人民委員部。他在公訴講話中談到《晚間燈火報》時這樣說：「這份晚報試圖在廣大的居民中間散布這樣的情緒，似乎蘇維埃政權長久不了，它面臨著這裡，那裡，還有不知從哪裡來的威脅。」他指控這些由有經驗的報人編造出來的謠言是如何傳播和影響的。站在被告席上的報紙編輯們抗議沃洛達爾斯基是有意污衊，試圖為自己辯解。而沃洛達爾斯基不容他們解釋，只是用一種標準的判詞嚴厲駁斥：「你們的所作所為已經損害了蘇維埃政權，這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嗎？」

聞一：列寧說「不要過分寄希望於知識分子」

出版事務人民委員沃洛達爾斯基

5月中旬，又有一批晚報遭到查封，出版革命法庭也即將審理此案。5月14日，一些報紙的記者為此採訪了沃洛達爾斯基，要求對此事作出解釋。第二天，《天天新聞報》對此進行了報道：「昨天，報刊的代表們向蘇維埃出版人民委員提出了根據該委員部的決定被查封的晚報和一些晨報的命運問題。沃洛達爾斯基說：『所有的晚報被查封都是因為連續兩個月來，在這些晚報上出現了一系列虛假的報道。蘇維埃政權將繼續與報刊作鬥爭，直至將它們改造過來並使它們極其認真地進行報道。』按照沃洛達爾斯基的說法，出版委員部對報紙的態度將繼續遵循這樣的立場：報紙無論如何也不會因為反蘇維埃的文章和對蘇維埃的批評而被查封，被查封的只是有反對蘇維埃政權傾向性報道的報紙。沃洛達爾斯基最後說：『我們現在容忍資產階級報刊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取得勝利，但是，當我們在《紅報》上刊印出：我們勝利了，那從這一刻起我們將不再允許任何的資產階級報刊。』」

收到查封指控的不僅是晚報，還有其他一系列報紙，如《新世紀報》也被送上了出版革命法庭。在與記者會面時，沃洛達爾斯基談到了《新世紀報》：「至於《新世紀報》，它將被指控叛國，因為該報在報道中為烏克蘭的政變進行辯護。所有被查封報紙的案件都將在不遲於4天內提交革命法庭。」

這時，身兼兩職的沃洛達爾斯基可謂重任在肩，作為出版、宣傳和鼓動人民委員，他要維護布爾什維克思想的正統和與異端思想作鬥爭，而作為國家公訴人，他必須負責查封資產階級報刊，蕩滌反蘇維埃政權的力量。但是，這雙重任務對他來說顯得過於沉重，因為他久居美國，十月政變前5個月才回到彼得格勒，隨後才匆匆參加了布爾什維克。可以說他是個喝洋墨水成長的知識分子，對俄國本土的情況知之甚少，對列寧的著作和思想也無深究。但是，在當時的俄國，這樣的知識分子是最容易激進、最能跟隨上時代的風暴的。這些人欣賞振臂一呼的運動，他們崇拜權力的集中和集中權力的人。在有著暴力就是英雄、就能解決改朝換代的信仰的俄國，這些人瞬間就會成為弄潮兒，逐浪前進。一時間沃洛達爾斯基成為查封資產階級報紙最堅決的行動者就不是偶然的了。

沃洛達爾斯基在行動

聞一：列寧說「不要過分寄希望於知識分子」

所以，沃洛達爾斯基在革命法庭上對被查封報紙的裁決建議是從不寬容的，但是，革命法庭有時最後的裁決會與沃洛達爾斯基所要求的產生矛盾。到了5月中旬，新的革命法庭建立起來了，出版事務案件都轉交給新的法庭審理，但沃洛達爾斯基作為出版、宣傳和鼓動人民委員仍然是國家公訴人。在25日法庭對7家晚報的審理中，沃洛達爾斯基堅持一貫的做法，建議了對這7家晚報查封和沒收的裁決，但法庭卻作出了較為寬容的裁決：允許其中幾家晚報繼續出版。沃洛達爾斯基並沒有認輸，他動用自己的權力查封了印刷這些晚報的印刷廠，於是報紙實際上無法繼續出版。數天後，彼得格勒的報紙上刊登了一份對所有印刷廠業主的通令：沒有出版、宣傳和鼓動人民委員的許可令，任何印刷廠都不得印刷報紙。

這就是沃洛達爾斯基在向資產階級報刊宣告：不管革命法庭如何判決，沒有我的命令，就是不行。

這時，在布爾什維克的隊伍里，沃洛達爾斯基並不是什麼舉足輕重的人物，也不是蘇維埃政權里的關鍵領導，但是，他卻因為對領袖的先是查封「黃色的和綠色的」報紙，後發展至對所有資產階級報刊的監控、查封和沒收財產決策的絕對服從和堅決貫徹而名聲鵲起。而他這個部派出的檢查執法大員，也叫人民委員，就滿處跑，監控著所有「資產階級報刊」的活動，到處封閉、查抄，關押編輯，張貼告示。在《出版法令》和《出版革命法庭法令》實施的這段時間裡，出版、宣傳和鼓動人民委員部的人民委員大軍成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一些大城市街頭的喧鬧的一景。這些人民委員儼然以蘇維埃政權代表自居和行事，而他們的這種做法和隨後接管出版事務的肅反委員會的做法並沒有差異。肅反委員會也是到處派出自己的人民委員，這些人民委員也是以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自居和行事。這並不奇怪，就在1918年3月，捷爾任斯基在一份給「契卡」工作人員的《搜查和逮捕守則》中就明確規定：「契卡的每一名工作人員都應記住，他是蘇維埃政權——工農政權的代表，他的任何的威嚇、粗暴、冒失、無禮都會給這個政權添加污點。」而在1918年的年中，無論是出版、宣傳和鼓動人民委員，還是肅反委員會的人民委員，都沒有把查封報紙、沒收印廠財產和逮捕編輯和持有異見者當成是威嚇、粗暴、冒失和無禮，沒有把這一切看成是蘇維埃政權的污點，而看成是革命行動，是在為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而鬥爭。

在沃洛達爾斯基擔任出版、宣傳和鼓動人民委員的這段時間裡，有460多家報紙被查封，其中資產階級報紙226家，立憲民主黨和孟什維克報紙235家。而在將出版事務案件交由肅反委員會來處理、出版革命法庭取消和組建新的革命法庭的5、6月間，就查封了約60家報紙。

這種查封是與沒收財產聯繫在一起的，被查封和被沒收者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認輸，於是報復叢生，而沃洛達爾斯基的首當其衝就成了一種宿命。1918年是個多群眾集會的年份，到處都有批鬥資產階級的大會，街頭的，工廠的，發言者義憤填膺，慷慨激昂，領袖們的話語擲地有聲，為迷茫的人群指點迷津，口號聲、聲討聲此起彼伏。1918年6月20日，沃洛達爾斯基驅車去參加這樣的一次群眾大會。半路上停下來加油，而就在這時迎面走來一人舉槍將這位委員擊斃，兇手隨後就消失不見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迹。把所有的壞事、謀殺事件都說成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所乾的，這已經成為當時人們判斷是非的無產階級準則了。兩天後，彼得格勒負責人季諾維也夫在蘇維埃會議上說：「我們不知道兇手是誰，但是，最好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中誰也不用來參加葬禮。」《新生活報》把此話當成是蘇維埃政權將大力鎮壓異端思想者的信號。7月1日，列寧在《同記者的談話》中就明確指出：「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策劃的殺害沃洛達爾斯基事件，實質上暴露了反革命分子的虛弱。俄國革命的歷史證明，一個政黨如果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就總是採取個人恐怖手段。」（《列寧全集》，第3卷，第4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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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達爾斯基之死

隨後的事實是，沃洛達爾斯基被殺後，肅反委員會在列寧格勒州槍殺了200人，在全國鎮壓了500人。8月，列寧格勒「契卡」負責人烏里茨基被暗殺，沃洛達爾斯基擔任過編輯的《紅報》發表文章：「烏里茨基被殺害了。我們應該用群眾性恐怖來答覆這個別人的恐怖。我們的一位戰士的死亡應該用千萬敵人的生命來償還。」

對於布爾什維克來說，1918年是個極其不幸的年份，沃洛達爾斯基、烏里茨基和列寧先後遭暗殺，前兩人死亡，而列寧慶幸活了下來。這是蘇維埃政權在鞏固自己的權力之途上的嚴酷較量。但是，權力和命運的較量並沒有因為這三次謀殺事件停止下來，相反，蘇維埃政權不斷強化鎮壓行動，對報刊的監控就愈益的嚴厲和無情。而出版、宣傳和鼓動人民委員部的工作更是水漲船高，更加猛烈地開展了起來。沃洛達爾斯基死後，李索夫斯基繼任彼得格勒出版、宣傳和鼓動人民委員，他是「契卡」系統的人，因此比起沃洛達爾斯基來，他就更為強硬了，行事更無制約，常常自作主張地決定查封事宜。1918年7月，彼得格勒的象徵主義作家們成立了「人面鳥」出版社，出版了亞·勃洛克、安·別雷、阿·伊萬諾夫、阿·列米佐夫等人的著作。在作家們的這些書中，當然不會有推翻蘇維埃的言論，但是李索夫斯基仍然下令查封了6本書，說它們「對人民有害」。高爾基又出來為這些作家辯護了。他給李索夫斯基寫信，說出版這些書都向人民教育委員部請示過，而且現在已經排好版。高爾基還向這位大員強調：「現在的書籍是如此之少。鼓動書籍不可能滿足所有的精神需求。書籍——文化的武器，是文化的奇蹟之一。現在，當人們在如此迅速地淪為粗野之人時，書籍尤為珍貴。」高爾基還在信中告訴李索夫斯基。他要去莫斯科找列寧，向人民委員會請求出版這些書的許可令。但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高爾基沒有得到人民委員會的出版許可，而李索夫斯基照樣我行我素。在李索夫斯基眼裡，作家算什麼，知識分子算什麼，能有無產階級專政重要嗎？1917年6月28日，列寧對知識分子的評價是這樣的：「工人和農民不要過分寄希望於知識分子，因為開始站到我們這邊來的很多知識分子總是盼望我們垮台。」（《列寧全集》，第34卷，第440頁）

聞一：列寧說「不要過分寄希望於知識分子」

《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

這一進程在莫斯科同樣激烈。1918年7月9日，《真理報》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同時刊載了莫斯科蘇維埃出版部取消1918年7月6日前登記的所有定期報刊的出版許可證的消息。這時的莫斯科蘇維埃出版部部長安加爾斯基就是和李索夫斯基一樣強硬的「出版人民委員」。他查封「反蘇維埃的報紙」，監控所有的出版社，宣告的是：「沒有出版部的許可證，出版社不可以將任何一本書交付排版，印刷廠也同樣不可以接受這樣的書。」

對報刊和出版物的監控、查封和查抄實際上是對社會輿論的嚴密監控，是對不同於蘇維埃政權官方意見的異端意見和思想的監控。對布爾什維克來講，在政治上建立「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是必須有思想上的布爾什維克化，即布爾什維克所要求的統一的意識形態來保證的。在那個動蕩不安、內戰之火越燒越旺的1918年，以強力甚至「紅色恐怖」的暴力來保證全黨、全民的意識形態的統一就成為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其他領導人決策的不可捨棄的依據。（作者：聞一；編輯：鬍子華、張寧；文章標題、小標題與圖片均為編者所加；文章原標題為《出版人民委員沃洛達爾斯基》；圖片來自網路。)

作者簡介

聞一：列寧說「不要過分寄希望於知識分子」

聞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俄羅斯歷史與文化研究專家，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特聘教授，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蘇聯解體時正在莫斯科，目睹了解體歲月的最後時刻。此後又多次訪問過俄羅斯，足跡遍及俄羅斯的數十個城市，其觀察與思考集結在《走近俄羅斯》、《告訴你一個真實的俄羅斯》等文集中。發表過一系列探討蘇聯解體的文章。有《解體歲月》、《山外青山》、《回眸蘇聯》、《蘇維埃文化現象隨筆》、《走出北高加索》、《普京之謎》、《光榮與夢想——重讀俄羅斯》等20多部專著與文集。《十月革命——陣痛與震蕩》和《俄羅斯通史（1917-1991）》引起廣泛關注和好評。2016年2月，剛出版的《烏克蘭：硝煙中的雅努斯》探討了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千年的恩怨情仇和歷史關係，被人稱為「俄烏紛爭研究的開山之作」。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開設的《歷史進程中的俄羅斯文化》和《當代俄羅斯》是學生們選讀的熱門課程。

欄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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