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劇變是如何發生的？
撰文：邰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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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大致歷程
1989年，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內出人意料地發生了一場「東歐劇變」，絕大多數原先由共產黨執政的東歐及中歐國家都相繼放棄了蘇聯模式的一黨專政體制，轉而採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度。僅僅兩年之後，蘇聯也於1991年年末迎來了自身的解體，冷戰由此宣告終結。東歐劇變作為蘇東集團土崩瓦解的肇始與關鍵一環，其間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情？而各國又是如何走到劇變這一步的？本文便試圖對此作一個大致的梳理和介紹。
波蘭是東歐劇變中第一個開啟實質性變革的國家，但是其變革的肇始卻要追溯至10年前以萊赫·瓦文薩（Lech Wa??sa）為領導人的團結工會的成立。1980年11月，團結工會獲得正式註冊，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內第一個區別於共產黨官方工會的獨立工會組織。該組織的規模和實力在此後得到了迅猛的提升，其會員迅速躥升至1000萬人，占波蘭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強。團結工會也並未將自身的訴求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在其於1981年9月底至10月初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出現了要求實現國家自治、自由選舉以及多黨制等重要政治主張。但是在蘇聯方面以及東歐其他保守派當局的施壓之下，時任波蘭統一工人黨（PZPR）第一書記的雅魯澤爾斯基將軍不得不於1981年年底頒布戒嚴法對團結工會予以了取締，團結工會運動由此被迫轉入地下。
波蘭團結工會運動
然而到了1988年5月，波蘭日益惡化的經濟和政治局勢又再次引發了大規模的罷工抗議風潮，團結工會運動也得以重新浮出水面。為了防止日益惡化的經濟和社會局勢繼而演化為全面的政治危機，以雅魯澤爾斯基將軍為首的波共當局逐漸萌生了將反對派納入進政治體系的想法，並提出了開展政治談判的建議。於是在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這段時間內，波蘭國內包括波共、政府當局、團結工會、天主教教會、官方工會以及共產黨的衛星組織等各方政治勢力的代表們得以圍坐於一個巨大的圓桌旁邊，共同就國家未來的變革事宜展開了一系列的談判博弈，所謂「圓桌會議談判」的概念也即由此發端，該模式此後亦將貫穿整個的東歐劇變全程。在波蘭的圓桌會議談判中，團結工會爭取到了自身的合法地位，並且與波共當局達成了將於當年6月舉行半自由議會選舉的協議。隨後，團結工會在選舉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並且於9月主導成立起了社會主義陣營內的第一個非共產黨政府。1990年年底，波蘭舉行了自二戰結束以來的首次總統直選，團結工會領導人瓦文薩當選首任民選總統，波蘭至此確立起基本的民主憲政體制。
匈牙利是東歐集團中第二個開啟圓桌會議談判的國家。其實現變革的有利條件在於已經有了波蘭的改革先例以資參照，而且匈共當局也因迫於當時經濟和債務危機的壓力而於1989年年初決定放開黨禁並繼而實行多黨制。但是另一方面，相比于波蘭業已具備的那個組織完備且實力不俗的全國性反對派組織——團結工會，匈牙利的反對派組織當時還處於某種萌芽狀態，其組織眾多且極其分散，而且任何一個組織的規模和實力都堪稱有限。以反對派當時的狀況，根本難以與匈共當局實現任何有效且持續的互動與博弈，更遑論迫使匈共當局開啟政治談判、並進而在談判中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了。事實上，相比於對變革作出建設性的推動，反對派陣營倒更有可能會面臨著被匈共當局予以分化瓦解、進而逐個擊破的命運。如果局勢真朝著那個方向發展的話，那麼推行整場政治轉型的主導權就將完全掌握在匈共當局手中了。
匈牙利反對派圓桌會議的內部大會
關鍵的轉折發生在1989年3月15日，反對派陣營於當天組織紀念1848革命的民間集會示威活動時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此後各反對派政黨的領導人便借著這一契機，決定聯合起來，正式成立一個反對派的聯合組織——「反對派圓桌會議」（EKA）。在3月底至6月初的這段時間裡，反對派陣營便一邊通過召開內部會議來協調和統一其成員組織間的政治立場，一邊以一個整體的身份來與匈共當局就開展圓桌會議談判的各項事宜展開了籌備會議談判。匈牙利的國民圓桌會議談判最終於1989年6月13日得以開幕，截至9月18日舉行的閉幕大會，各方達成了於次年年初舉行全面議會選舉的重要協議，確定了實行議會民主制的基本目標。在1990年3月舉行的議會大選中，以匈牙利民主論壇（MDF）為代表的反對派政黨取得了勝利，並於其後組建了二戰之後的首屆非共產黨政府，匈牙利實現民主轉型的主體任務就此宣告完成。
匈牙利的改革局勢還對周邊國家的政局造成了巨大的衝擊。早在1989年5月初的時候，匈牙利政府就已經拆除了奧匈邊境的電子警戒系統以及帶刺的鐵絲網，雖然邊界本身還仍然處於正常的關閉狀態。此後便有越來越多的東德公民抱著能夠穿越奧匈邊界進入奧地利、接著再進入西德的希望陸續湧入了匈牙利。截至9月初，滯留在匈牙利境內的東德公民已經達到了6萬人之多。9月11日，即匈牙利圓桌會議談判接近尾聲的時候，匈共當局正式對外宣布了奧匈邊界的開放，於是那個由各國共產黨當局共同建立起來的有形「鐵幕」便突然之間裂開了一道巨大的缺口——當天便有6500名東德公民啟程進入了奧地利境內，而東德民眾的出逃風潮此後更是不出意料地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
與此同時，東德國內的反對派組織也開始迅速發展起來，與此相伴的是範圍越來越廣泛、聲勢越來越浩大、頻率也越來越密集的集會示威抗議。以東德第二大城市萊比錫為例，其民眾每逢周一都會例行發起一場抗議政府的遊行示威，其參與人數從10月2日的1萬5千人，逐級增加至9日的8萬人、16日的15萬人和23日的20萬人，到了11月6日則達到了驚人的50萬人！來自各方（甚至包括蘇聯領導層）要求實行改革的壓力最終促發了東德保守派領導人埃里克·昂納克（Erich Honecker）的下台、以及政府當局在公民自由流動這一議題上的節節敗退。東德政府最終於11月9日宣布了允許其公民自由進入西德的決定，柏林牆也隨即被湧上街頭的民眾給自發地拆毀了。
匈牙利的改革局勢也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匈共當局不僅於1989年年初就改變了其對於「1956年事件」的立場，同時還試圖對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其自身參與軍事鎮壓行動的做法予以重新的評價與解釋。同樣是在圓桌會議談判進行期間，匈共當局就在諮詢了捷方大使意見的情況下於8月17日發表了一份官方公報。該公報宣稱，匈牙利政府原先是主張以政治手段來解決布拉格之春中的相關問題的，只是後來才迫於國際形勢的壓力不得不轉變了立場。作為華沙條約組織中的一員，匈共當局如今卻公然宣稱其並不認同當年的那場入侵行動，這無疑會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變革產生某種促進作用。
在波蘭的改革業已取得突破性進展、而匈牙利的改革前景也正愈益明朗的情況下，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民眾也開始大規模地走上街頭，公開舉行對於布拉格之春的紀念活動。當軍警於11月17日對一次學生示威進行武力鎮壓之後，遊行示威的風潮卻反而有增無減。僅僅2天之後（即11月19日），就有20萬民眾共同參與了抗議軍警此次鎮壓行動的遊行示威。考慮到柏林牆已然倒塌的事實，以總書記米洛什·雅克什（Milo? Jake?）為首的捷共常委會最終沒有決定實行更大規模的武力鎮壓行動，而是選擇了集體辭職。此後分別來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反對派組織——「公民論壇」（Civic Forum）和「公眾反對暴力」（Public against Violence）便與捷共當局展開了為時不過十數天的圓桌會議談判，並繼而產生了總理依然由共產黨員擔任、但內閣成員卻多為非共產黨員的新一屆政府。12月28日，議會將反對派領導人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選舉為國家總統。1990年元旦，這位新任總統隨即宣布對政治犯實行大赦，並於第二天解散了政治警察系統。捷克斯洛伐克也由此實現了被後人譽為「天鵝絨革命」的這場變革。
羅馬尼亞的劇變發端於1989年12月15日一群秘密警察試圖將西部城市蒂米索瓦拉(Timi?oara)的一位匈牙利裔新教牧師驅逐出城，理由是匈牙利電視台（又是匈牙利！）此前曾多次播放了該牧師批評共chan黨總書記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escu）的言論。然而此舉卻引發了當地一些教眾的不滿，他們紛紛聚集到那位牧師藏身的教堂周圍以示聲援。次日，這場守護行動就轉變為了一場反對專制政府的集會示威。在軍警向民眾開槍之後，示威風潮更是從當地擴散到了全國。
此時的齊奧塞斯庫剛剛結束了對於伊朗的訪問回到國內，他隨即決定於12月21日在黨的總部大樓的陽台上對民眾發表講話，為其所採取的鎮壓行動予以辯護。然而其強硬的措辭卻遭到了現場民眾的質疑與起鬨，反而激起了更大規模的抗議風潮。12月22日，羅共黨內的另一位領導人伊昂·伊利埃斯庫（Ion Iliescu）組織起了一個新的政黨——「全國解放陣線」（National Salvation Front），該組織在成功奪取了電視台大樓後便開始指揮軍隊與齊奧塞斯庫控制下的秘密警察展開對峙。齊奧塞斯庫夫婦也不得不乘坐直升機逃離了黨的總部大樓，不過二人隨後還是遭到了軍隊的逮捕關押，並在12月25日的草率審判中被判處死刑，隨即遭到槍決。「全國解放陣線」此後改組為臨時執政委員會，並指定其領導人伊利埃斯庫擔任了總統。1990年2月至3月期間，「全國解放陣線」與國內的反對派組織舉行了圓桌會議談判，確定採行多黨制，並繼而通過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的非共產黨政府。
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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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特點與意義
牛津大學教授提摩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在概括東歐劇變這段歷史進程的時候這樣寫道——「東歐的變革，在波蘭用了10年的時間，在匈牙利用了10個月，在東德用了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10天，而在羅馬尼亞只用了10個小時。」這段頗富文學色彩的表述可謂十分傳神地揭示出了各國開啟變革的順序、各自實現變革的不同難度、以及因為先行者的示範效應而產生的變革加速度（即所謂的「多米諾效應」）。
在此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東歐劇變的最終發生其實也絕非毫無徵兆。事實上，東歐各國民眾、乃至統治階層中的某些群體對於蘇聯模式的反感及抵制一直都可謂其來有自。進而言之，或許恰恰是各種歷史事件的層層累積，才最終導致了東歐集團各國共產黨政權的相繼垮台。此外，各國不同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彼此不同的變革歷程，而那些先行開啟變革的國家對於後來者所起到的示範與影響，也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如果說東歐劇變的第一個特點是連鎖反應和出人意料的話，那麼其第二個特點就當屬非暴力了。在整場變革中，絕大多數國家都成功避免了政權更迭時常常會出現的暴力流血衝突，並且轉而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了政治轉型。如前所述，羅馬尼亞是東歐劇變中唯一發生過流血衝突的國家，然而即便如此，其衝突的烈度也是相對較低的。這就使得東歐劇變與傳統意義上的革命拉開了某種距離。
匈牙利中歐大學教授波佐克·安德拉什（Bozóki András）曾就本國的變革過程與傳統意義上的革命進行了對比研究，並進而指出了兩者間的具體差別：
首先，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往往是從底層發起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然而匈牙利的圓桌會議談判則顯得更為複雜，是通過政治精英與普通民眾、掌權者與反對派之間不斷進行的互動來實現的；
其次，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往往伴隨著諸多的暴力因素，或者至少存在著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與威脅，但是匈牙利的政治變革卻自始至終都並未出現任何暴力因素，而且各方政治勢力還都在極力強調實現和平轉型的重要性；
第三，以往的革命往往會呈現為新舊政治勢力的分化與對立，但是匈牙利的政治轉型卻呈現出某種更為複雜的面貌，即當權者（改革派與保守派）及反對派內部（溫和派與激進派）的某種分化與角力；
第四，以往的革命往往會強調對於民眾的充分動員，鼓勵其直接參与到革命的過程當中，但是匈牙利的轉型卻並非一味地鼓動民眾的政治參與，普通民眾也並未一直起著積極且直接的政治作用；
最後，以往的革命往往意味著統治階層的徹底替換，但匈牙利的變革卻僅僅呈現為精英階層自身的演變及流動，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換。
毋庸置疑，在參與推動此次變革的過程當中，各方勢力自然都懷抱著獲得某種政治收益的期望，然而這卻並不意味著其自身就必須要在下一屆的議會大選中贏得選舉。在經歷了以往那種要麼被取締、要麼大權在握的黨國體制之後，各政黨如今更期望能夠確立起某種可以通過定期的公平選舉來實現平穩政權更迭的政治制度。在該制度的安排下，任何政黨都既有權利以民主反對派的身份參與到日常政治的運作當中，也有希望在未來的某次選舉中贏得上台執政的機會。正是基於以上考慮，這些國家才得以成功擺脫了傳統革命中常常會出現的零和博弈、乃至於雙輸的結局，而是轉而確立起了一種能夠實現雙贏局面的制度性安排。
總而言之，東歐劇變似乎蘊含了更為豐富的歷史和政治意涵，因此也亟需一個全新的概念來予以定性——如果僅僅從結果來看，東歐劇變實現了各國政治制度的徹底轉型，無論是從一黨制到多黨制、從專制到民主、又或是從一元化到多元化，都無疑堪稱是一種根本性的變革，因而用「革命」來予以定性似乎也並不為過；但是如果從具體實現的過程來看，其又與傳統意義上的革命顯示出了極為明顯的差別，因為多數國家此次都是訴諸開展政治談判的全新方式來實現轉型的，其間並未出現諸如以暴力手段推翻政府當局並取而代之的所謂「革命手段」。
由此看來，東歐劇變可謂是以一種「革命性的」方式達成了一個「革命性的」結果，因而足以堪稱為一場「革命性的革命」（Revolutionary Revolution）。與此同時，這場變革也難免會令人聯想到1688年的那場同樣是以非暴力的方式確立起英國君主立憲政體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所以我們亦可將之視為一場東歐版本的「光榮革命」。而這其中所蘊藏的關鍵環節及重點案例，也值得我們予以進一步的關注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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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關鍵環節
在前文介紹東歐各國具體變革歷程的時候我們也許不難注意到，共產黨當局與反對派組織所舉行的圓桌會議談判，往往起到了某種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首先，面對1980年代末愈演愈烈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於道德危機，各國共產黨內出現了不同群體的分化與演變，而民間的反對派組織也同時得以逐步建立並浮出水面，隨著時間的推移，朝野雙方實現有效正式互動的需求也顯得愈發迫切，由此便催生出了圓桌會議談判這一獨特的模式；此後經由圓桌會議談判中的博弈與妥協，朝野雙方才得以就憲法的重新擬定或修正、政黨團體的組建與管理、議會選舉的日期與規則、以及新聞媒體的開放與管理等國家政治生活的各項基本議題達成了初步協議，從而提供出了一套替代性的制度方案；而由此所確定的各項政治規則，則不僅會對參與談判的各方主體此後的政治命運產生可觀的影響，同時更會對該國民主制度的設計與構建、以及該制度未來是否能夠得到完善與鞏固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進而言之，各國政治制度的不同安排以及各方政治勢力在此後民主選舉中的不同表現，對於各國後來所實行的私有化及市場化改革、以及對於所謂「轉型正義」的實現方式與力度，均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在某種意義上，圓桌會議談判的確在事實上承擔了國家制憲會議的某些核心職能。但同時值得指出的是，即便某些國家的反對派陣營有理由推測其自身要比共產黨當局享有更高的民意支持率，可是嚴格說來，其委派參與政治談判的那些代表也都只是得到了自身組織的授權而已，他們與其談判對手一樣，其實也並未得到過民眾通過法律程序所給予的正式授權。因此，圓桌會議談判所享有的合法性也並非是無懈可擊的。以這種方式來實現國家政治制度的民主轉型，也是迫於當時特定歷史情境的一種「次優」選擇而已。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圓桌會議談判大體可被視為各國劇變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環節，但也並非所有國家的圓桌會議談判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與影響。若是以歷史重要性而論，波蘭和匈牙利兩國的談判則無疑是首當其衝。波蘭是圓桌會議談判模式的開創者，考慮到當時各方主體所面臨的諸多不確定因素以及由此所生出的各項全新挑戰，我們是不難理解其中所蘊含的突破性價值以及重要歷史意義的。
而匈牙利作為第二個開啟圓桌會議談判的國家，雖然已經有了波蘭的談判先例可資參照，但是其國內反對派組織的弱小與分散，則無疑為朝野間實現有效的政治互動平添了一重新的障礙。雖然後來反對派陣營得以聯合起來，以「反對派圓桌會議」這樣一個整體的身份來面對匈共當局，但是其比之於團結工會所具有的諸多劣勢依然可謂是一望便知，這便為談判增添了更多的變數。然而匈牙利的談判卻最終達成了舉行全面議會自由選舉的協議，其突破性比之于波蘭也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其局勢發展更是間接促發了柏林牆的倒塌以及東德共產黨政權的垮台，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東歐劇變的連鎖反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匈牙利的劇變過程不僅堪稱是一場通過談判予以實現的革命，同時還更可謂是整場劇變大戲中起到承前啟後作用的那張最為關鍵的多米諾骨牌。
至於波蘭和匈牙利的劇變具體又經歷了哪些一波三折，這就要留待以後的文章來予以介紹了。（本文由作者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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