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用影像給世界寫下遺書
電影《犧牲》海報
文 |李舫
《國家人文歷史》2016年5月下（微信號：gjrwls），原標題《寫給世界的遺書》，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歡迎廣大讀者以個人名義分享至朋友圈。
《犧牲》是一部宏大駁雜的悲劇，充滿了清冽、峻切的氣息。《犧牲》是塔可夫斯基的最後一部電影，是他生命的絕唱和創作的告別，也是他用影像寫給世界的一封遺書。
如果世界是高深莫測的，那麼影像也必然如此。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他散文詩一般的著作《雕刻時光》中寫道。
世界電影史上，塔可夫斯基被譽為「聖三位一體」的導演。除他之外，也許沒有誰對人類精神抱有如此執著而深切的關懷。1932年，塔可夫斯基生於俄羅斯的札弗洛塞鎮。作為詩人阿爾謝尼伊·塔可夫斯基的兒子，他讓與生俱來的詩的氣質和稟賦，終其一生努力用電影雕刻時光，探視人類的苦難與孤獨、終極與救贖。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1961年，塔可夫斯基畢業於蘇聯電影學院，此後一直奮鬥在他鐘情的攝像機前。他一共僅僅拍攝過八電影作品：《壓路機與小提琴》(1960)、《伊萬的童年》(1962)、《安德烈·盧布廖夫》(1969)、《索拉里斯》(1972)、《鏡子》(1975)、《潛行者》(1979)、《鄉愁》(1983)、《犧牲》(1986)，卻以其博大深邃的精神氣質與莊重沉鬱的詩性敘事，贏得了他在世界電影史上無可爭議的經典地位。這些作品都是令人在睡與醒、愛與恨之間掙扎的巨作，《犧牲》是他的最後一部電影，是他生命的絕唱和創作的告別，也是他用影像寫給世界的一封遺書。
這天，評論家亞歷山大在瑞典的家中過生日，他和剛動完咽喉手術的6歲小兒子種下了一株樹苗。回到家裡，他和家人卻突然聽到電台廣播發射一批核導彈的消息，一場全球性的核災難眼看就要爆發。
《犧牲》是塔可夫斯基《鄉愁》之後的又一部作品。《鄉愁》之後，塔可夫斯基宣布了他的流亡之旅。1979年，塔可夫斯基就罹患癌症，拍攝《犧牲》時，他的病情已經惡化，拍攝期間時常穿梭在片場和醫院之間。正是源於這種時不我待的心境，《犧牲》中貫穿始終的巨大的絕望和孤獨，比他以前的所有作品都更清晰，更徹底。
《犧牲》劇照
面對隨時將至的死亡，亞歷山大突然感到心力交瘁。他和他的家人——妻子、女兒、兒子、女僕、家庭醫生——焦急地等待結果，不，應該說，等待宣判——生與死的宣判。這個家庭里的每個人都像沒有思想的遊魂，了無生氣，困惑，恐懼，甚至絕望，表面的平靜下潛伏著一股暗涌。終於，某一刻，妻子徹底崩潰。
亞歷山大獨自躲進書房，絕望地向上帝許願奉獻他所有的一切，只求恢復正常的生活：「只要一切都恢復到從前的樣子，讓我怎樣都可以，我願意摧毀我的房子，放棄生活中的一切東西。我將啞口無言，我將不再跟任何人講話，我將切斷一切我和生命之間的關聯。主啊，請助我實現這一誓約。」入夜，他被郵差職員奧托叫醒。奧托悄悄告訴他，只剩最後一個機會，最後一個希望了，他必須去找女僕瑪利亞，她有特別的能力，只有她能拯救這個世界。而亞歷山大，必須與她結合才可以拯救這個世界。
夜深了，亞歷山大想了很久，他暗暗地觀察他妻子女兒的一舉一動，鏡頭緩慢而又凝重，他終於下定決心要犧牲自己，騎車去找女僕。在一個小水坑前，他摔倒了，狼狽地爬起來又猶豫了。去，還是不去？他折回，停頓幾秒，卻又毅然掉轉頭，向著女僕的房子騎去。緩慢的鏡頭把亞歷山大的心理掙扎刻畫得淋漓盡致。
亞歷山大給瑪利亞講了一個花園的故事：我的母親住在鄉下的一個小木屋，屋前有一個花園，裡面長滿雜草，但這個荒廢的花園有一種特殊的美；有一天我想去好好整理它，為了讓母親更快樂一些，我剪，割，鏟，鋸，鋤草，想儘快弄好，母親已經病得很重了，我想讓她看一個全新的花園，但當一切完工後，我發現：那些美哪去了？自然的魅力哪去了？花園裡留下的，只有被侵犯過後的痕迹……他終於泣不成聲。
瑪利亞，是基督教中聖母的名字，在電影里充滿了象徵意義——犧牲，就意味著救贖，奉獻，就意味著聖饗。亞歷山大在瑪利亞的農舍里請求她的幫助，甚至威脅著要開槍打死自己。瑪利亞把他摟在懷裡，脫下衣服，而當他與馬麗亞合為一體的一刻，兩人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托到空中，瑪利亞像天神般撫慰著他痛苦的靈魂。
《犧牲》劇照
《犧牲》的故事情節非常簡單，毋寧說，它更是一部形而上的、超脫敘事的作品，人物的對白像夢囈一般，電影充滿了思辯和夢境，每一個場景都充滿了高更式的追問：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向哪裡去？塔可夫斯基執著於一種古老的信念——藝術家應當承擔近似上帝的使命，藝術創造不是自我表達或自我實現，而是以自我犧牲讓另一種現實、一種精神性存在。他借用亞力山大的一句自語傳達出他內心深處的聲音：「沒有死亡，只有面對死亡的恐懼。」
第二天早晨，亞歷山大回到家中，他似乎有了力量，也明白了什麼。他將家人打發出去，放火燒掉了自己的家。
《犧牲》的推進沉悶、緩慢，如同凝固的河流。然而，在這河流下面，卻潛藏著隨時可能爆發的巨大暗流。在生活的最後時刻，塔可夫斯基用盡最後的力氣來表明心跡，傳達著他對愛、對人性和信念強有力的信心和憧憬，而這透露出來的自信，有著即便是被人當作狂人瘋子也在所不惜的勇氣。
電影有兩段有名的長鏡頭。一個是在影片的開篇，巴赫《馬太受難曲》凄婉的小提琴，將人們帶入莫名的悲慟之中，接下來，鏡頭搖進湖濱，迷濛霧氣中，亞歷山大正一邊種樹一邊給兒子講一個故事，有一個老修道士種了一棵類似的枯樹，他每天給樹澆水，希望能把樹澆活。持續了整整三年，終於，那棵樹開花了。接下來便是亞歷山大那段經典的喃喃自語：
人總是疲於奔命，防範著別人，防範著他周圍的大自然。他總是強迫大自然，由此導致了一種建立在暴力、強權、恐懼和依附之上的文明。所有被人們稱為技術進步的東西一向只用於生產一種標準的起居設備和發明武器以保衛權力。人們象野蠻人那樣生活，使用顯微鏡可以象用搗錘那樣。不，實際上，野蠻人有一種更特別的精神生活。人類一旦有了重大發現，就把這改變成武器。一位智者說過：「所有為生活所不必須的就是罪惡。這是對安逸的宣判。」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全部的文明，由始至終就是建立在罪惡之上。我們達到一種不和諧，一種物質發展與精神發展的極不平衡……你明白，我們可憐的文化，或是說，我們的文明，它患病了。你懂了，孩子。你認為我們可以研究這個問題，並尋找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對，我同意。也許，當時不那樣晚，可現在太遲了。我真厭煩聽自己說話：「廢話，廢話，廢話！」現在我才明白哈姆萊特想說什麼。那些喜歡高談闊論的人，他不能容忍他們，完全是我的情況，我為什麼說話？希望某人停止高談闊論而去致力於某件有益的事情，這可能嗎?至少應該試試。
一個是在影片的結尾，六分半鐘的長鏡頭。亞歷山大在放火焚燒家園之前做了很多準備：他不慌不忙地收拾桌子，將椅子疊放在桌子上，蓋上紗幔；接著，不慌不忙地將汽車開遠，點燃桌布；然後，又不慌不忙地離開。烈火與濃煙升騰瀰漫，整棟房屋燃起熊熊大火，漸漸地，房屋終於變成灰燼坍塌下來，瓦礫橫陳。亞歷山大的家人從遠處跑來，醫院的救護車也聞訊趕來。
1986年歲末，影片在瑞典公映後不到八個月，塔可夫斯基便與世長辭。在他的葬禮上，巴赫的音樂纏綿不絕，以無限的悲傷和無限的歡喜，為他的生命划上了一個休止符。
154分鐘的《犧牲》是一部宏大駁雜的悲劇，充滿了清冽、峻切的氣息。塔可夫斯基對這部作品勤謹、苛刻，為了達到那種他所要求的生命終點的黯淡、絕望、憂傷的感覺，塔可夫斯基甚至對電影中的部分場景進行了高達60%的減色處理。與塔可夫斯基合作過的世界電影巨擘英格瑪·伯格曼這樣評價塔可夫斯基：「初看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宛如一個奇蹟。驀然間，我感到自己佇立於房門前，卻從未獲得開門的鑰匙。那是我一直渴望進入的房間，而他卻能在其中自由漫步。我感到鼓舞和激勵：終於有人展現了我長久以來想要表達卻不知如何體現的境界。對我來說，塔可夫斯基是最偉大的，他創造了嶄新的、忠實於電影本性的語言，捕捉生命如同鏡像、如同夢境。」
亞歷山大終於瘋了，急駛的救護車將他送進了瘋人院。
廢墟的近旁，亞歷山大和兒子種下的那棵樹苗在廢墟中靜默依舊。樹下的男孩正專註地澆灌著，在他純真而持久的凝望之中，奇蹟似乎在醞釀。
銀幕漸漸暗去，留下一行字幕：「獻給我的兒子，希望他擁有希望和信心。」
希望、信心——這是塔可夫斯基在遺書中留給世界的愛和祝福。
李 舫
《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高級記者，中國人民大學文藝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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