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高山：「人民公敵」究竟是如何被建構的？

【編者按】「在20世紀，「人民公敵」不僅是一個道德判斷的辭彙，也是政治控制的一種重要形式。」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左高山在其新作《敵人論》對作為政治話題的「敵人」的概念進行了探究和反思。左高山認為，我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人為劃定的「內部敵人」涉及人口數量以千萬計，實際牽涉人數超億以上，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存續了三十多年，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以下為相關部分摘錄：

作者： 左高山，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人民公敵」的概念無視人民的異質性而過度強調其同質性

在20世紀，「人民公敵」不僅是一個道德判斷的辭彙，也是政治控制的一種重要形式。「最恐懼的事情是『思想犯罪』的任何跡象、異常的任何姿勢，因為這只能導致蒸發。恐懼、仇恨以及痛苦是允許的反應，而且它們按要求出現。」只要不存在比較的標準，「我們」就不會意識到自己所受到的愚弄和壓迫。實際上，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們的神經系統。「人民公敵」、「人民敵人」或「階級敵人」之類的稱呼，其性質彷彿同「賣國賊」和「漢奸」一樣，是能夠先驗地證明自身正確並可以使人在這種錯覺中獲得陶醉的詞語。

「人民公敵」的存在，意味著政治統治者無法正視人民的異質性而過度地強調人民的同質性。事實上，人民相互之間達成某種契約，同樣意味著存在衝突性和差異性，只不過在特定的情境中，共同利益或公共意志是人民達成的基本共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在一個政治共同體中的人民就不具有需求的個體性。所謂「階級敵人」表明：國家內部階級之間同樣存在「為了承認的鬥爭」。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類為了生存必須在既定的社會關係之中進行生產。顯然，馬克思的人民概念是建立在經濟關係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盧梭有機的公眾社團的共同體之上的。換言之，人民概念的歷史性產生和形成是服從於經濟規律的。人民是何以成為敵人的呢？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旦脫離執政黨的控制或者反對執政黨的政治統治，人民就會被執政黨宣布為「人民敵人」，甚至人類的敵人。

列寧在通過使用「人民公敵」表明工農革命專政思想

在蘇聯早期的政治實踐中，掌權者常常通過建構「人民公敵」或「人民敵人」這一內部敵人意象來對蘇聯公民進行政治動員並分而治之。在這種意義上，「人民公敵」或「人民敵人」的建構是掌權者進行政治統治和政治控制的一種重要方式。「把象徵性的敵人形象用於負面宣傳，這是俄羅斯政治生活中慣用的手段。」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剛成立的蘇維埃政權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敵人」真實地存在於蘇聯的政治生活中。列寧在1917年通過使用「人民公敵」一詞來表明他的工農革命專政思想與18世紀革命民主派的繼承關係，同時又擯棄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蘇聯在這一時期建構的「敵人意象」與真實存在的「敵人」密切相關，例如，「在國內戰爭時期，以鄧尼金、高爾察克、弗蘭格爾、尤登尼奇、克拉斯諾夫等舊俄將軍為代表的白衛軍和白衛分子，以馬赫諾、彼得留拉為代表的烏克蘭極端無政府主義者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是威脅蘇維埃政權的主要國內敵人」。而從20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蘇聯國內經歷了殘酷的路線鬥爭，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就成了「人民的敵人」。

除了上述各個時期因政見不同而被認定為「敵人」的人之外，蘇聯的猶太人也被認定為「人民的敵人」，這與「猶太人陰謀論」和歷史上的反猶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在衛國戰爭期間以各種方式參與建構「外部敵人」的著名作家、詩人和劇作家，很多在戰後被宣布為「人民的敵人」。1936年蘇聯通過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中強調：「人民的敵人」不是指叛徒和殺人者，而是「侵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的人，是人民的敵人」（第131條）。而對「人民的敵人」的懲罰較之叛變投敵之人的懲罰更為嚴厲。後來，赫魯曉夫曾揭露斯大林利用「人民的敵人」這一罪名來加害他的政敵。由此可見，「人民公敵」其實是將外部敵人意象投射到內部的人民之上，這樣他們也「具有」了外部敵人的邪惡性質。

人為劃定「內部敵人」給政治生活帶來嚴重後果

我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也是通過確立一批「內部敵人」來實現政治統治的目的的。所謂「四類分子」、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敵人」就屬於特定政治群體所建構的「內部敵人」，具有典型的政治象徵意義。這一人為劃定的特殊社會階層涉及人口數量以千萬計，實際牽涉人數超億以上，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存續了三十多年，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通常而言，「四類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四類分子又可以細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由於成分而成為「分子」的，例如本人是地主和富農，其後代就按血緣延續或傳遞這種家庭出身。因此，地主和富農是按照成分和出身等標準來劃分的。另一類是由於行為而成為「分子」的，包括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後來的右派分子，這些人成分複雜，包括地主、富農、貧下中農等。由於行為而非成分而成為「分子」的，其親屬會被稱為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家屬。無論「三類分子」、「四類分子」、「五類分子」還是「黑九類」等階層劃分，它們都屬於政治意識形態的一種界定和分類，一般都被當作敵對勢力或階級敵人來對待，帶有典型的歧視性，是人民民主的專政對象，而不是依靠對象。「分子」的範圍是變化的：最初只有地主、富農、反革命，稱為「三類分子」；後來加上「壞分子」，成為「四類分子」；反右運動後又增加了「右派分子」，成為「五類分子」；「文化大革命」後又增加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特務」四類，就成為「黑九類」或「九類分子」；1979年右派平反後，又變回「四類分子」的稱呼。例如，1964年中共中央發布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指出：「對於同地主、富農子女通婚的黨員、團員、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必須加強教育，要他們提高警惕，防備落入階級敵人的圈套。」被劃為上述階層的各類「分子」被認為是混進人民隊伍的階級敵人，因而大多被實施了管制、勞動教養或改造，被剝奪了某些政治權利，成了得不到信任的「政治賤民」，經常被當作政治鬥爭的靶子或者替罪羊，甚至遭受精神上的酷刑，更為嚴重的是從肉體上予以消滅。

什克爾關於敵友關係判斷的合理性

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進一步擴大了「內部敵人」的範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反右派鬥爭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數量上的擴大化，把極少數右派分子擴大到了55萬；二是性質上的擴大化，將一般性右派上升為資產階級右派；三是處理上的擴大化，將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來處理。其中性質上的擴大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不僅影響了中國數十萬知識分子的命運，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和政策的變化。反右派鬥爭之前，右派尚屬於「人民」的範圍，雖然他們屬於人民中的落後分子，但還不是人民的敵人，還是被當作人民來對待的。例如，1948年8月，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指出：「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裡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他們不願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分。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鬥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也就是說，儘管右派的頭腦中殘留著「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還不是敵人。1957年6月8日，毛澤東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一文中也未把右派完全視為反動派，即人民的敵人。但是，6月12日正式印發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則把右派稱為「毒草」、「牛鬼蛇神」和「喜歡吃人的鯊魚」。6月26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實際上有些已經超出了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但是，還需要按照情況的變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別確定。」7月1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一文中把資產階級右派叫作「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稱右派是「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和「醜類」。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明確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舉行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到此為止，右派已經完全脫離了「人民」的範圍，由於其「反共反社會主義」，所以右派和人民的矛盾就由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了。1957年10月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缺乏可操作性，為各級幹部隨意劃分右派和非右派留下了隱患。文件指出：「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符合上述標準的可被劃為「右派」。「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於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於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詞尖銳，也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顯然，這個文件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模糊性。10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說：「右派，形式上還在人民內部，但實際上是敵人。我們公開宣布，他們是敵人，我們同他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這樣，黨內右派和黨外右派都成了階級敵人，反右鬥爭不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階級鬥爭，右派由最初的人民中間的落後分子最終演變成了人民的敵人。正如什克爾所言：「人民的敵人當然不是人民的朋友……人民的朋友當然不是人民的敵人——然而當朋友的利益違背了人民的利益時，他們之間的友誼就有可能會受到損害，即便有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們也不會因此而成為敵對關係……不存在這樣的朋友、這樣的敵人，兩者都缺乏明確的界定，在具體處境中，他們有時不那麼像朋友，有時甚至更像敵人；他們所謂的存在，本身直接就是一種顯明了的非存在，黑格爾稱之為假象。」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證明了什克爾關於敵友關係判斷的合理性。

「人民公敵」究竟是如何被建構的？

我們還可以通過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所描述的「人民公敵」愛麥虞埃爾?果爾德施坦因）來進一步理解「人民公敵」究竟是如何被建構的。果爾德施坦因首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敵人，奧威爾是這樣敘述的：

果爾德施坦因是個叛徒、變節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沒有人記得清楚）是黨的領導人物之一，幾乎與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後來從事反革命活動，被判死刑，卻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他是頭號叛徒，最早污損黨的純潔性的人。後來的一切反黨罪行、一切叛國行為、破壞顛覆、異端邪說、離經叛道都是直接起源於他的教唆。反正不知在什麼地方，他還活著，策劃著陰謀詭計；也許是在海外某個地方，得到外國後台老板的庇護；也許甚至在大洋國國內某個隱蔽的地方藏匿著——有時就有這樣的謠傳。

果爾德施坦因是由大洋國的政治領袖創造的一個敵人，他被核心黨不斷強化成一個符號——叛徒。於是，人民仇恨他、害怕他並且厭惡他。因為這個「人民公敵」與反黨、叛國、破壞顛覆、異端邪說、離經叛道等政治辭彙密切相關。人們可能會質疑引證和利用一部諷刺文學作品來說明和闡釋政治哲學上的命題是否合適；換言之，我們用「果爾德施坦因」這個人物作為引證的例子來說明「人民公敵」是否具有理論說服力？正如美國著名政治理論家茱迪?史珂拉在《〈一九八四〉：政治理論應當關注嗎？》一文中所指出的：「政治理論的眾多任務之一是，通過批判和分析將鬆散的信仰和觀念同理性思考最廣泛的範疇聯繫起來，從而使得信仰和觀念更為一致。這是一種分類功能。我們通過將理念置於哲學框架的已有主體之中而使其易於理解。」實際上，人們可能沒有看到這部諷刺作品所包含的對政治問題的哲學分析的特有價值。因為人們常常只關注作品與現實的相關性。而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有很多政治理念恰恰是通過小說和歷史敘述來進行建構和傳播的。

根據意識形態的對立來區分敵我是荒唐可笑的

在政治的意義上，「敵人」是「我們」必須打倒的對象。因為如果不將敵人打倒的話，「我們」就會被「敵人」打倒。施米特指出：「如果能把全人類劃分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陣營，按照無產階級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劃分朋友和敵人，而且，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所有其他敵—友陣營統統消失了，那麼政治的全部現實就會浮現出來，那些乍看上去似乎十分純粹的經濟概念統統變成了政治概念。如果一個階級或國內其他某個集團強大到足以阻止本國與他國發生戰爭，卻沒有能力掌握國家政權或缺乏掌權的意願，進而無法決斷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也無法在必要的時候發動戰爭，那麼這個政治統一體就會瓦解。」按照我們上面所分析的人民和敵人的區分，我們可以如此推論：全世界無產階級都是人民，而全世界資產階級都是敵人。顯然，這種根據意識形態的對立來進行的「人民/敵人」或「朋友/敵人」的區分是荒唐可笑的，然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種區分確實真實存在。而在一個國家內部將一部分人認定為敵人通常有一個標準，即他們是否「愛國」、是否為國效忠，但是某些群體總是假借愛國主義來進行敵友區分。施米特指出：「如果被國家宣告為敵人的一方態度強硬，這可能就是內戰的信號，標誌著國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擁有國內和平與領土完整以及不受外國干涉的政治統一體的解體。這樣，國家這個政治統一體此後的命運便由內戰來決定了。」當不斷地尋找和確立內部敵人時，內戰和內亂就成了這種國家政治生活的常態。（編輯：陳菲）

本文由出版社獨家授權騰訊思享會刊發，略有刪減。文中圖片及小標系編者所加，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作者簡介

左高山，湖南雙峰人，哲學博士，中南大學升華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公共管理學院院長。2010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2年獲首屆「中國倫理學十大傑出青年學者」稱號。主要從事西方倫理學、政治哲學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國家精品課程《行政倫理學》主講教師。主持與「政治暴力」相關的國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等項目10項。代表性的學術著作有《戰爭鏡像與倫理話語》（2008年）、《政治暴力批判》（2010年）、等。

新書簡介

敵人論（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一本研究「敵人」的著作，作者左高山在政治哲學領域下探尋敵對關係。「敵人」既是人們建構的一種觀念，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國家需要敵人來界定自己的身份。近代以來，「敵人」是基於國家利益和理性計算之後得出的政治判斷，必須在「民族—國家」的理論框架中獲得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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