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傳位的歷史懸案——大禹之子是破壞禪讓制的野心家

文史 05-11

【小編按】越是上古歷史，越撲朔迷離。到了後代，同一事件，出現在不同文獻里，張冠李戴，面目全非，說法亂七八糟。典籍中記載大禹死後，王位給了大禹之子啟，沒給賢人伯益，於是禪讓終結。至於益、啟的關係，錯綜複雜，成為懸案。到底誰是誰非？大禹傳位的歷史懸案——大禹之子是破壞禪讓制的野心家？

文／李凱

關於大禹傳位，益啟關係的說法，大體有三說。第一種是「益啟揖讓」說。以《孟子?萬章上》、《史記?夏本紀》等文獻為代表，主張大禹是英明領袖，啟、益也是大賢，之所以禪讓廢除，大勢所趨，人無力回天。

孟子說，先說禪讓在堯舜那兒是合理的，因為「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因為堯子丹朱，舜子商均，全是扶不起的阿斗，而部下舜、禹卓有才幹，老百姓擁護，所以大位禪讓給舜、禹，再合適不過。同理，「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但是禹的繼承人益做不到這一點，「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益，你年輕人，資歷淺，老百姓不買賬，認命吧。於是決定禪讓不禪讓的不是首領的意思，而是天意人心：「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孟子還總結：「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沒想做，但是冥冥中就這麼做了，那是天意；沒追求，但是冥冥中它就來了，那是命。對於益來說，點兒背不賴社會，命苦不賴政府，命不好。

《史記?夏本紀》基本承襲《孟子》之說：「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後帝啟。」《史記》這裡講的有鼻子有眼兒，還有老百姓的話，跟漢朝人聽見了似的。雖然是王位爭奪，但是「其爭也君子」，你好我好大家好。此說寫進《史記》，成為正史。《越絕書?吳內傳》索性迴避了啟益間的糾葛，「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意，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此之謂也。」啟依然把益當作受禹禪讓之君，故此用犧牲行君臣之祠禮。嚴格的君臣之分蘊涵在其中，這是秦漢以後濃墨重彩渲染的。

但是，真這麼高尚么？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顧頡剛、童書業先生作《夏史三論》一文，在《啟和五觀與三康》里，顧老站立在批評儒家經典的立場上，批評《孟子?萬章上》的杜撰：「啟是被禹認為不足任天下的……但是禹的這個不肖子到了儒家的學說里卻變成了一個克家的令子了」，儒家把益、啟都說成了賢人，「啟固然是禹的的兒子，益也不失其大賢的資格；一場征誅的慘劇變成了揖讓，我們真不能不佩服儒家改造古史的聰明的手段！」《孟子》的說法太完美，顧先生的批評不無道理。第二種是「益干啟位」說。《古本竹書紀年》說「益干啟位啟殺之。」是說啟已為王，益不甘心，搶奪王位，為啟所殺。很明顯，啟雖有家天下的私心，但挑起事端的責任在益。《楚辭?天問》「啟代益作後，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後益作革，而禹播降？」這一段文字說的雲里霧裡，顧頡剛先生《啟和五觀與三康》中對《天問》此語解釋說，「王逸云：『離，遭也；蠥，憂也。』朱子云：『王逸以益失位為離蠥，固非文意，補（按指洪興祖《補註》）以有扈不服為蠥，文意粗通，然亦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啟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按，即《古本竹書記年》）至雲益為啟所殺，是則豈不敢謂益既失其位而復有陰謀，為啟之蠥，啟能憂之而遂殺益，為能達其拘乎？』案，朱熹說近是！」這裡，顧先生不同意洪興祖的有扈氏不服啟的解釋，而贊同朱熹所說，這應該是益先囚禁了啟，啟反擊，殺了益，逃過此劫，獲得王位。這下，顧先生把《天問》此語，和益啟之間的宮廷政變掛上了鉤。越來越離奇了，像宮廷戲。顧老的思路，是依靠《天問》、《古本竹書紀年》等文獻來否定《孟子》與《夏本紀》，脈絡清晰。

第三種是「啟干益位」說。《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說：「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戰國策?燕策》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啟自取之。」《史記?燕世家》略同，說：「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漢書?律曆志》說：「化益（伯益）為天子代禹。」這些流露的信息是，益的確接受禹的天下，而又被啟所奪，益竹籃打水一場空。後面兩種說法，可就沒這麼溫情脈脈，改朝換代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沒那麼多溫良恭儉讓，是一個集團消滅另一個集團的鬥爭。

到底哪個合乎情理呢？針對「益干啟位」說，我們仍有疑問：首先，上述諸多文獻年代都比較晚，是戰國以後的作品，何以偏偏認定《古本竹書紀年》的「益干啟位」為真，而《孟子》的「益啟揖讓」為假？第二，上述論證，最重要的依據，就是《天問》。但「啟代益作後，卒然離孽；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語義含糊，誰又有十足的把握說出其背景？所以，《天問》所指代的事件，還有以後待考的餘地。按《天問》上下文的格式，應該是兩句陳述、兩句發問相交錯；所以顧老引的《天問》，應該再加上後面兩句「何後益作革，而禹播降？」，合起來看，原文如下：

啟代益作後，卒然離孽。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後益作革，而禹播降？

顧老所引「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句是在承接前四句說啟化險為夷；但加上「何後益作革，而禹播降」的話，意義變化為：「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是說禹、益的同樣經歷非武力的禪讓，沒有傷害自身；但伯益遭遇兵戈，而禹卻能建立治水之功，兩者命運不同。

其中的「皆」很關鍵，就是著重強調這句是說下面的益和禹，他們都是「歸射鞠」的，而不是說上面的啟。「鞠」，本作「

」，窮也，本義為審問罪人（「

」意義有二：一是訓為窮，是一種窘迫兇險的生存狀態；二是訓為梏，有械繫拘禁的意思。這裡使用後一個意思。見趙平安：《釋「

」及相關諸字》，《語言》第三卷，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歸射鞠」這裡就是指放棄武力採用禪讓的方式。郭沫若先生《屈原賦今譯》未採用顧說，將這八句譯作：「夏啟代替伯益做了國王，而終於殺死了伯益，從失意的情況中，啟又為什麼能轉入得意？未行征誅，同受禪讓，為何伯益失敗，夏禹繁昌？」袁珂先生《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也認為，益之被殺，不是因為「益干啟位」，而是「啟干益位」，與《戰國策?燕策》、《韓非子?外儲說右》以及《史記?燕世家》的記載相合。

「啟干益位」更合理，之所以這麼說，有若干證據擺在這兒。第一，近年《上博簡》佚書《容成氏》的公布，佐證了「啟干益位」說，簡33、簡34云：

「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為後，見皋陶之賢也，而欲以為後。皋陶乃五讓以天下之賢者，遂稱疾不出而死。禹於是乎讓益，啟於是乎攻益自取。」

大禹在讓位伯益之前，曾要讓位給皋陶，可是皋陶「乃五讓以天下之賢者，遂稱疾不出而死」。皋陶這種表現耐人尋味：是他真的有隱居山林的許由之志？還是他已經預料到即使即位，也將面臨和啟之間的最高權力之爭？後者的可能性大。皋陶迴避，是因為他看到世襲代替禪讓，是場血光之災，不可避免，這個悲劇留給益吧，我不摻和。可見，益的命運悲劇是必然的；其責任不是益「干啟位」咎由自取，而是啟的野心膨脹與「家天下」時代的來臨，這和啟在文獻中的貶詞相合。益就是犧牲品。

第二，傳世典籍還可清晰地看到益對歷史發展的功績。《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史記?夏本紀》：「（禹）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淮南子?本經訓》云：「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帝王世紀?五帝》：「益為朕虞，庶物繁植。」甚至《吳越春秋》、《論衡》把《山海經》也歸功於伯益。《偽古文尚書?大禹謨》記載，三苗不馴，舜令禹討伐，不克。益建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把以德報怨、感天動地、至孝至仁的舜作為榜樣，誠心修德；至誠能感動天地鬼神，何況三苗？於是禹納益言，向帝舜建議改變策略，不興兵戈，舞干羽於兩階，七十天後三苗心悅誠服。此記載雖為偽古文，但也有參考作用。

在周人中口耳相傳的是，益是和禹、皋陶、后稷一樣的聖賢。如《墨子?尚賢上》：「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墨子?所染》：「禹染於皋陶、伯益」；《荀子?成相》：「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等等。《史記?秦本紀》講述益的功績較詳：「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就是「伯益」。益，他佐禹治水有功，被賜姓嬴氏；他作為虞官格外稱職，「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人們還歌頌伯益掌火、作井、種稻，並且以各種方式紀念他，《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得陶、化益（伯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說正是因為伯益等五人的輔佐，才使功績被後代記錄在銘文上。而金文中，不乏有名「益」者出現，這說明「益」在那時人的眼中還是很好的字眼：

「益公為楚氏和鍾。」（《集成》，16）

「畢鮮作皇祖益公尊簋。」（《集成》，4061）

「益公右走馬休。」（《集成》，10170）

「益公內即命於天子。」（《集成》，10322）

第三，在戰國後到西晉《竹書紀年》之前，人們是遺忘了「益干啟位，啟殺之」事件的，至少今天看到的文獻資料，支持這一點。其中原因，除了戰國時禪讓之風大盛，鼓吹禪讓的儒學被統治者利用外，「益干啟位，啟殺之」一事自身的脆弱無力同樣是被人們遺忘的原因。若「益干啟位，啟殺之」果有其事，何以古書中其佐證單薄，而頌益的記載很多呢？

第四，李學勤先生指出，為戰國現實政治而改造歷史是《古本竹書紀年》的一個思想傾向。「益干啟位，啟殺之」同「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后稷放帝朱于丹水」、「伊尹放大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的故事極其相象，「帶有戰國時期遊說的那種意味」。李先生以伊尹為例：「以伊尹一事而言，殷墟卜辭所見對伊尹的祭祀非常隆重，如果他是曾廢太甲自立，後來又被太甲誅殺的罪人，怎麼能享有那麼隆崇的地位呢？」李先生在這裡用卜辭說明伊尹的問題，與我們再認識益同理。益作為野心家的說法是很薄弱的。清人馬驌《繹史》批評「益干啟位，啟殺之」一句為「此好事者為之也」，這是有道理的。就連依據《竹書紀年》更改《史記》之訛誤的錢穆先生，也對「益干啟位，啟殺之」的說法採取存疑的態度。

當然，歷史複雜至極，以上的解說，只是今天人角度一廂情願的分析。但事情完全有可能是，益、啟之間既有爭鬥的一面，也有和平共處的一面，政客就是以種種表裡不一的面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於是流傳過程中，人們依據自己的需求，對種種「史影」進行放大。這樣就出現了文獻中的五花八門的故事，讓人真偽難分。

【作者簡介】李凱，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史學博士，從事先秦兩漢史、歷史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