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美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是哥大歷史系永不消散的靈魂

書目推薦人：邢承吉，研究興趣：跨國史，美國史。本科論文《鏡像中的自我：一八三五年版在美國的反響》獲愛爾蘭本科生論文特別推薦獎、「長三角『世界史』研究生學術論壇」論文一等獎；碩士論文《被邊緣化的激進主義：托馬斯·潘恩與跨國史視野下的美國革命》以重新梳理了「常識之父」潘恩在英國、法國、美國的經歷，以及他在美國革命以後被邊緣化的處境；現為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方向在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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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0.

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0.

如果美國有一種集體想像和認同的話，那是什麼？猶然清晰地記得著名政治史學者Meg Jacobs在2016年秋季學期的 「美國政治史」 課上提出這個問題，以及她手裡搖擺著的那本已經有點發黃、並且據說被她許多年前養過的小狗啃爛了邊角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改革的年代》。然而即便已經發黃、陳舊、連當年啃過此書的小狗也已作古，《改革的年代》仍舊不失為一部不會過時的作品。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哥大歷史系永不消散的靈魂。這次大選後，人們紛紛開始重讀他撰寫於六十年代的關於美國反智主義和偏執多疑症的兩部著作（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1964;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1965 ），但對霍夫施塔特這部早期作品的解讀卻似乎不足。

Richard Hofstadter（1916.8.6~1970.10.24）

霍夫施塔特寫於50年代的《改革的年代》或許是關於20世紀美國史最經典的著作之一，其理論框架和核心觀點在 「後川普時代」 依舊充滿鮮活的政治洞察力。書中充滿了霍夫施塔特式的幽默且充滿洞見的句子。他在第一章開篇寫道： 「美國是一個出生在鄉村、繼而挪到城市的國家」 ，類似充滿想像力和擬人化色彩的宏大結論立即引起了讀者的興趣。霍夫施塔特繼而引出他類似於心理分析的理論框架：美國一直以來存在一種淵源久遠的（上溯到傑斐遜和克雷夫科爾的寫作傳統）對鄉村社會的留戀與憧憬，然而在1815年到1860年之間，這種幻想已然隨著農業和機械工業的發展日漸脫離實際，美國的生活也日漸變得愈髮帶有進步主義的色彩，與商業緊密結合，愈發貼合都市生活的節奏，而大城市也快速崛起。在霍夫施塔特看來，美國的民粹主義就是建立在這種的鄉村情結之上、脫離商業和城市發展實際的、「極度鄉土化、地方性的」的思潮，它實際上與內戰以後城市、工業和鐵路的發展格格不入，只是一種想像，一種脫離現實的留戀。

深受弗洛伊德理論影響的霍夫施塔特對美國大眾心理的二元分析委實精彩，然而作為一個典型的紐約客，他對民粹主義的尖刻評價是否公正，這些分析在後川普時代里，是否還有生命力？如何通過他的二元分析，理解美利堅合眾國眼下的分裂與相互敵視？曾為1952年敗選於艾森豪威爾將軍 (Dwight D. Eisenhower) 的總統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扼腕痛惜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倘目睹了今年大選中川普和民粹主義的意外崛起，又將作何感慨？

Ira Katznelson,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W.W. Norton & Company, 2013.

Ira Katznelson,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W.W. Norton & Company, 2013.

在最近哥倫比亞大學紀念霍夫施塔特誕辰百年的會議上，一位滿頭白髮的學者告訴大家，當年的討論課上，霍夫施塔特教授總是管他叫Mr. Katznelson，但到六十年代末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教職，與他同搭乘辦公室的電梯時，霍夫施塔特卻開始親切地管他叫Ira。

我想推薦的另一本書就是霍夫施塔特當年研討班課上的學生、艾拉·卡茨尼爾森（Ira Katznelson）教授2014年班克羅夫特獎的獲獎作品《恐懼本身: 新政及我們時代的來源》。「恐懼本身」（fear itself）一詞典出富蘭克林·羅斯福（FDR）的第一次總統就職演說，在大蕭條前，羅斯福總統試圖緩解美國民眾的恐懼：「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在《恐懼本身》這部著作中，在羅斯福新政以後成長起來的美國歷史學家艾拉·卡茨尼爾森試圖效仿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審視法國革命的姿態，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全面地理解羅斯福新政時期的美國歷史。不出意料的是，他所描繪的羅斯福新政並無溫情脈脈的敘事，而是充滿了馬基雅維利《君主論》式的悖論——為促進普遍的善，政治家時常不得不違背良心做一些道德上不那麼光彩的事——而卡茨尼爾森告訴我們，儘管美國最終維繫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卻也曾與蘇聯結盟共同抵抗納粹德國，任由來自美國南部的政客主導國會，並且對當時明目張胆的種族主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此書最有意思的是卡茨尼爾森對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各個層面的、關於「恐懼感」的富有想像力的解析。他首先描繪了一個暴力在世界各地變得稀鬆平常、自由民主面對集權勢力的威脅、政治局勢充滿了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集權勢力正在興起、反猶主義重新抬頭、民眾的情緒愈發容易被煽動蠱惑的三十年代的美國。三十年代的美國人有充足的理由對自由民主的未來感到恐懼和憂慮。當義大利法西斯領導人伊塔洛·巴爾博（Italo Balbo）抵達芝加哥時，這位黑衫黨的成員、墨索里尼的下屬，竟然受到了美國本土民眾與官方最熱情的歡迎。芝加哥的民眾為了歡迎這位義大利人，甚至全體起立示以納粹舉手禮，而紐約的民眾（尤其是許多義大利裔移民）繼而在市中心集會歡迎他的到來。

羅斯福（左） 卡茨尼爾森（右）

除過對國際局勢未知性的擔憂和恐懼，美國國會當時又倚重南部的政治勢力，這些政客恐懼南方的利益格局遭到破壞，故全力維持種族隔離政策，不能容許任何挑戰黑白種族等級的舉措，並將他們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帶到華盛頓的政治舞台上。黑人為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深深的恐懼，私刑被到處濫用，而為了獲取政策的支持，羅斯福總統不得不向這些保守的政治勢力妥協而犧牲有色人種的權利。

多個層面的「恐懼」在艾拉·卡茨尼爾森的文本中交疊出現，深化了我們對羅斯福新政的國際與國內政治維度充滿複雜性的理解；當然，這種對大眾心理恐懼感和焦慮感的把握，也與霍夫施塔特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次大選前後，美國普通民眾的心理有幾分是恐懼，幾分是偏執，幾分是懷疑，幾分是竊喜，幾分是憤怒？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和艾拉·卡茨尼爾森的作品都提醒我們，眼下在美國社會發生的這一切絕望、沮喪、恐懼、喜悅、亦或憤怒，在不久的未來，或許都將成為歷史學家感興趣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