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大師恩怨錄︱書房記
章太炎的舉動與打扮十分離奇。他經常穿長袍，外面罩上和服，頭髮留五寸許，左右兩股分開梳理，下垂額際，不古不今，不中不西。蔣維喬（清末至民國時期氣功學家）曾與他同住一屋。一天蔣維喬看見章太炎有一張寫給汪允宗（曾與于右任等人創辦上海《神州日報》）的紙條：「今已不名一錢，乞借銀元兩枚，以購香煙。」蔣維喬笑著對章太炎說：「既已向人借錢，曷勿多借幾元？」章太炎則回答：「此君只有兩元之交情。」
章太炎的弟子黃侃自命為風流人物，玩世不恭。他在北京住在吳承仕（亦為章的弟子）的一所房子中。本來挺好的朋友後來不知怎麼鬧翻了，吳承仕叫他搬家。黃侃在搬家的時候，爬到房子的樑上寫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
有一段時間劉師培失業在家，黃侃向蔡元培推薦他到北大任教。蔡元培以劉師培曾經依附過袁世凱不肯聘任，黃侃堅持說：「學校聘其講學，非聘其論政。何嫌何疑？」最終蔡元培接受了黃侃的意見。
譚鑫培的戲風靡北京，各大學多有譚迷。一天課間休息，教師們閑話譚的《秦瓊賣馬》，胡適插話：「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在場者都靜聽高論，無人說話。只有黃侃立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1985年11月，宗璞曾經打電話邀請梁漱溟出席她父親馮友蘭的壽宴，誰知道作為老友的梁漱溟一口回絕，在給馮友蘭的信上連馮友蘭的姓名都不願寫，即無上款。信中直言：「尊處來電話邀晤，我斷然拒絕者，實以足下曾諂媚江青。」
齊白石家裡人口多，每天煮飯的米都是他親自量，用的是一個香煙罐頭（盒）。「一下、兩下、三下……行了！」――「再添一點，再添一點！」――「吃那麼多呀！」有朋友曾提出把齊白石接出來住，這麼大歲數了，不要再操心這樣的家庭瑣事了。老舍知道了，攔住了說：「別！他這麼著慣了。不叫他干這些，他就活不成了。」
艾青多次陪外賓去訪問齊白石。有一次，齊白石很不高興，艾青問他為什麼，他說外賓看了他的畫沒有稱讚他。艾青說：「他稱讚了，你聽不懂。」齊白石說：「我要的是外賓伸出大拇指來。」
五四前不久的一天，陳獨秀在朋友家裡，看到了沈尹默寫的一首五言古詩，便問沈尹默何許人。第三天，陳獨秀到沈尹默的寓所拜訪，一進門，就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劉三原名劉季平，為當時頗有名望的文人，與陳獨秀友善）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尹默聽了心裡很不是滋味，從此就更加發奮鑽研書法。
1914年，康有為作了著名的《物質救國論》一文，正好撞在辜鴻銘對「中體西用論」所慣持批評的槍口上。據胡適記述說，辜鴻銘同他談起孔教會時，曾大罵「陳煥章當讀著『陳混仗』」，又罵以聖人自居的康有為根本不懂孔子，連拜孔子的資格也不配有：「監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孔會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註：1912年10月7日，康有為授意其學生陳煥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會」，以「昌明孔教，救濟社會」為宗旨，實則是反對革命，力圖復辟清室。並希望其成為「國教」――一個宗教實體，把孔子作為中國儒教的教主，以對應西方國家的基督教、天主教等。）
老舍在北京教育會做文書時，同時在第一中學兼任兩小時國語，每月收入四十幾元。除奉母自瞻以外，還要到燕京大學去念書。但他艱苦掙扎，謝絕各方的引誘。一天晚上，羅常培去教育會會所看他，老舍含淚告訴他：「昨天把皮袍賣掉，給老母親添制寒衣和米面了。」羅常培說：「你為什麼不早說？我還拿得出這幾個錢。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凍？」老舍答道：「不！冷風更吹硬了我的骨頭！希望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你再幫助我！」
1934年的一天，山東大學請老舍作學術報告。老舍講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時，說：「一般文藝作品中的壞人形象大都是腦滿腸肥、一臉橫肉的大胖子。」第二星期的學術報告，走上講台的是一個比較粗大的白胖子，西裝革履，舉止穩重，看來頗有幾分洋紳士派頭。這就是山大外文系的系主任梁實秋。他針對老舍上周所講的壞人形象問題，振振有詞地說：「就我個人所知，中外文學作品中的壞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細得像猴兒子一樣……」
1956年北京金秋的一個下午，陽光燦爛，周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召見了一批作家和文藝家，老舍在座。老舍在會上談到自己想到新疆石河子軍墾農場去住些日子。周總理表示異議，老舍年紀大些，邊疆地區條件比較艱苦，怕他不適應。周總理感覺自己打斷了老舍的話，表示歉意，要老舍繼續把話說下去。老舍提高了聲音：「話都給你說完了，我還說什麼！」周總理深深地望了老舍一眼，微微一笑。他很了解老舍這個耿直的脾氣。
北伐勝利之後，一天，在蔡元培家裡，傅斯年和幾個同學都喝了點酒，蔡元培喝得更多。傅斯年就肆口亂說：「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但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到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元培聽到這裡，不耐煩地、聲色俱厲地說：「這除非你作大將。」見先生如此神情，傅斯年的酒馬上就醒了。
四十年代，傅斯年幹得最漂亮的事情，是先後趕走了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蔣介石為了平息此事，曾請傅斯年吃飯，並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傅斯年經常向羅家倫誇讚自己的夫人大綵的小品文如何好，小真書（即小楷書）寫得如何好，說得津津有味。一次羅家倫和傅斯年開玩笑說：「大綵賞識你，如九方皋相馬。」傅斯年大怒，要來扑打羅家倫。當傅斯年對羅家倫盛誇自己的兒子仁軌如何聰明時，羅家倫笑著說：「犬父竟有虎子。」傅斯年卻為之大喜。
北平解放後，北大教授馮至和季羨林在這考驗的關頭都留了下來，從此他們一起共度了一段歡喜、激動、興奮和甜美的日子。然而跟著來的還有長達40年的開會時期。五十年代的一次會議上，周揚笑著對馮至和季羨林等人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馮至也套用李後主的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陳寅恪在德國留學。一天晚上在一家華僑開的飯館裡，他無意中和周恩來、曹谷冰（曾任大公報經理）等三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飯，由於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很雄辯，曹谷冰等人都說不過他。曹谷冰惱羞成怒，動手就打，竟同時連陳寅恪一起打。陳寅恪和周恩來一同退入老闆娘的住房，從裡面鎖上門，直到曹谷冰等人走後才出來。陳寅恪笑著說：「沒想到他們竟把我也當作了共產黨。其實我那天什麼也沒有講，只是聽他們辯論。」
有一段時期，戴季陶想到美國去讀書，托蔣夢麟向孫中山請求。孫中山說：「老了，還讀什麼書。」蔣夢麟據實報告戴季陶。戴季陶就自己去向孫中山請求，孫中山說：「好、好，你去。」一面抽開屜斗，拿出一塊銀洋給戴季陶說：「這你拿去作學費吧。」戴季陶說：「先生跟我開玩笑吧？」孫中山說：「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電影好了。」
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博士，包括福州話、廈門話和北京官話在內，能說十多種語言，照「草上之風必偃」的邏輯來說，在當時廈門大學中是具有濃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氣息的，魯迅於是在1935年11月寫的一篇《理水》中說，文化山上，聚集著許多學者，「只聽得上下在講話：『古貌休！』『好杜有圖！』『古魯幾哩……』『OK！』」
對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傲」，唐德剛有一段總結：「乍聞之下，我們會覺得康有為害了自大狂。其實非也。這是我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傳統儒生治學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種捨我其誰的個人英雄主義。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全是個人英雄的『單幹戶』和『個體戶』。他們真要中了頭獎，當了『總統』之類的，未有不是『獨夫』的。得不了獎，齎志以歿的，也不甘心與草木同朽。他們還是要以『帝王師』自詡。大家都有『捨我其誰』的抱負，誰也不會想到『以天下為「公」任』」。
1936年，魯迅逝世，郭沫若題寫輓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1940年，蔡元培逝世，周恩來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吳宓乍聞羅家倫要來清華，「頗不舒」，因為就在前兩天，吳宓私下裡還大罵「彼胡適、羅家倫之流排除異己，以邪說曲學召世惑眾」，這會兒哪能不緊張呢――「慮羅氏不能容我」。於是吳宓找楊振聲刺探風聲，聽說「羅家倫氏托其致意於（吳）宓，願在校合作，勿萌去志。羅君不以個人意見為好惡」。吳宓心仍不敢放下：「羅君他日在此穩固，不能排宓」，無奈何「與之委蛇」吧，就對楊振聲表態，「自願與之合作」。
畫家錢化佛是章太炎家的常客。一次錢化佛帶來一包紫黑色的臭鹹蛋，章太炎見了欣然大樂。他深知錢化佛的來意，便說道：「你要寫什麼，只管講。」錢化佛馬上拿出好幾張斗方白紙，每張都要寫「五族共和」四個字，而且要用「章太炎」三個字落款，不要用「章炳麟」。章太炎不出一聲，一揮而就。隔了兩天，錢化佛又帶來一罐極臭的莧菜梗，章太炎竟然樂不可支，又對錢化佛說：「有紙只管拿出來寫。」錢化佛仍然要他寫「五族共和」四字，這回章太炎一氣呵成寫了四十多張。後來錢化佛又帶了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物，又寫了好多張「五族共和」，前後共計有一百多張，章太炎也不問錢化佛用處如何。章太炎的弟子陳存仁和錢化佛極熟，問他何故。錢化佛告訴陳存仁：「三馬路一枝香番菜館新到一種『五色旗』酒，是北京歡場中人宴客常見的名酒，這酒倒出來時是一杯混濁的酒，沉澱了幾分鐘，就變成紅黃藍白黑五色的酒，此酒轟動得不得了。」於是錢化佛念頭一轉，想出做一種「五族共和」的屏條，漢文請章太炎寫，滿文請一位滿族人寫，蒙迴文請城隍廟一個寫可蘭經的人寫，藏文請一個紙紮鋪的人寫，成了一個很好的屏條。裱好之後，就掛在番菜館中，以每條十元售出，竟然賣出近百條，錢化佛因此多了一大筆錢。
1901年6月12日孫寶碹在日記中記下：「枚叔（章太炎）輩戲以《石頭》（《紅樓夢》）人物比擬當世人物，謂慈禧為賈母；光緒為寶玉；康有為為林黛玉；梁啟超為紫鵑；榮祿和張之洞為王熙鳳；錢恂（錢玄同弟，為張之洞幫辦洋務――編者注，下同）為平兒；樊增祥和梁鼎芬（二人皆為張之洞的弟子）為襲人；汪康年為劉姥姥；張百熙（清末政治家、教育家、管學大臣，負責重建京師大學堂）為史湘雲；趙舒翹（刑部郎中、依《辛丑條約》被處死的「首禍」）為趙姨娘；劉坤一（兩江總督）為賈政；黃遵憲（湖南按察使，曾協助巡撫陳寶箴創辦新政）為賈赦；文廷式（支持康有為發起強學會）為賈瑞；楊崇伊（李鴻章的親家，屬於「後黨」）為妙玉；大阿哥（溥俊，戊戌政變後慈禧欲廢光緒而立他為皇帝）為薛蟠；瞿鴻璣（和袁世凱鬥法落敗，被放歸原籍）為薛寶釵；蔣國亮（育才館漢文教習）為李紈；沈鵬（著名書法家）、金梁（曾上書殺榮祿）、章太炎為焦大……」
戊戌政變之後，康有為周遊歐美，對近代物質文明更加傾心，主張「物質救國」，也就是主張中國仿造資本主義。他甚至比附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國教角色，倡導孔教。梁啟超言：「吾中國非宗教之國，故數千年來，無一宗教家。」康有為不同意此種說法，認為「謂宗教必言神道」者乃「奇愚」。因為康有為所言的宗教，其意甚寬：「夫教之為道多矣，有以神道為教者，有以人道為教者，有合入神為教者，要教之為義，皆在使人去惡而為善而已。」
選自《百年中國大師恩怨錄》
程丕來 編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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