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達佩斯學派復興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訴求

在20世紀這一文化激蕩的百年，存在主義、唯意志論、新馬克思主義，以及各種後現代思潮，都對20世紀的文化危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布達佩斯學派(主要包括赫勒、費赫爾、馬爾庫什、瓦伊達四人)也進入到了這一時代的主題中，提出要復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對抗人當下遭遇到的各種文化問題。「當20世紀人類自覺地意識到文化對於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的意義時，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文化的危機性的、悖論性的困境；或者說，當人們通過文化的自覺開始從自身確定生存的依據時，卻驚訝地發現人類自己的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歷史行動和生存活動正在破壞著這一基礎。」[1]可以說，文化是20世紀哲學理論的主要範式，也只有從文化出發才能理解20世紀的哲學。布達佩斯學派以文化作為研究範式，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和社會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在其復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包含著理論層面文化主題的確立、實踐層面對東歐社會的文化考察、對現時代文化危機的闡釋及對人類文化出路的探尋。所以，只有從文化出發才能理解布達佩斯學派在特殊的存在境遇中復興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主旨。

一、理論層面文化主題的確定

馬克思主義經由第二國際理論家及蘇聯馬克思主義者的解讀，逐漸演變為一種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遮蔽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本質。此時，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早期作品的面世，向人們展示了一個與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解不同的馬克思。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者提出要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復興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本質。他們對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異化和人的本質問題進行了重新探討和闡釋，在這種探討和闡釋中彰顯出了他們對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視；同時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啟的文化哲學轉向對布達佩斯學派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們在復興馬克思主義中進一步將這種文化批判引向了微觀的文化層面，在理論層面確定了文化主題。

布達佩斯學派對馬克思早期思想進行了重新解讀，他們尤其關注馬克思早期對「人的本質」思想的論述，在馬克思的基礎上，赫勒進一步分析到，人性不是「從內部顯露出來的東西」，而是「在內部築入的東西」，所以「第二自然」才是人的本質的來源處，「第二自然」指代的是社會文化因素，其對人的本質的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赫勒在《人的本能》中闡釋了這一思想：「人不是生來就具有不可剝奪的本能，這是因為人生來就根本沒有本能。人也不是一張『白紙』可以根據隨時受到刺激而將刺激的結果留於『紙上』。但是人也不是一個生來就具有類本質的化身，不是一個人的本質的化身。人確實有『第二天性』，這一『第二天性』歷史地得到了發展，並且在對象化中，在當今世界的個體中，作為一種相互影響而找到了化身。」[2]同樣馬爾庫什對馬克思「人的本質」的解讀，也展現出了對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視：「馬克思並不關心人類作為一個生物學物種得以形成的人類起源過程。其興趣點在於人的社會歷史發展，而非人的自然發展。」[3]馬爾庫什贊同馬克思對人本質具有社會性這一點的闡釋。社會文化因素決定人的本質是他們對馬克思「人的本質」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這為他們後面從文化層面對社會展開批判奠定了理論的基礎。

從盧卡奇強調意識革命的重要性開始，文化就進入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舞台，葛蘭西又通過對東西方社會的分析提出了文化領導權的思想，在此基礎上，法蘭克福學派又拓展出了文化解放的理論，凸顯了意識形態和文化的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化轉向，通過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的文化批判理論得以確立起來。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啟的這種文化轉向對布達佩斯學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們進一步在復興馬克思主義中，將這種文化批判引向了更深的層面，探尋社會更深層次的文化危機。赫勒說：「我要重複的是一場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運動，能夠在創造人道化的社會的方向上引導最廣泛的對於日常生活傳統形式的不滿。」[4]51這裡，指代的就是要從馬克思的思想出發，在深層的日常生活層面對社會進行反思和批判。正是通過文化的研究範式，布達佩斯學派探討了文化向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滲透，文化力量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展現，確證了文化已經不是在日常生活之上的高級文化，而是內在於人的社會生活的生存方式之中；論證到文化已經深入到社會的內部結構中影響、規範和制約著日常生活，從而影響日常生活之外的其他領域。所以，布達佩斯學派在復興馬克思主義中提出要理解現代社會必須要從文化出發反思現代社會，要克服現代性的危機也必須著眼於文化這一微觀層面。

布達佩斯學派在復興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凸顯了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並進一步發展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思想主旨，結合自己特殊的歷史境遇，在微觀文化層面上對社會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可見，在布達佩斯學派復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始終都貫穿著一種文化的訴求。

二、實踐層面對東歐社會主義的文化考察

除了理論層面對社會文化重要性的強調及對文化批判理論的發展，布達佩斯學派還在實踐層面對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進行了文化考察，通過復興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來解決實踐層面的社會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括匈牙利在內的東歐許多國家都進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然而，這種社會主義不是從東歐社會內部生髮出來的，而是簡單地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模仿。由於社會歷史文化的差異，這種外在嫁接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病在東歐國家逐漸凸顯出來。一方面東歐國家長期處於爭取獨立的歷史中，而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不但沒能實現國家的獨立自主，反而使這些國家處於新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東歐國家在文化傳統上更接近於西方而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後卻被嫁接了蘇聯的意識形態，所以，東歐社會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會出現不適應的癥狀。布達佩斯學派針對東歐社會的現實問題提出的復興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就在於反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以在實踐上找到促進東歐社會主義人道化的道路。

在蘇聯的幫助下，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國都建立了自己的無產階級政權，這些國家一時在經濟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然而，同時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在東歐社會的各種不適應癥狀，也逐步表現出來，如東歐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卻並未實現社會主義對自由和民主的承諾，而且蘇聯的干預也限制了東歐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所以，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東歐一些國家就開始探索政治、經濟層面的改革，了以發展出與本國實際狀況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布達佩斯學派從生髮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源頭出發，研究馬克思的思想和理論，得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思想相背離的結論，認為只有回到馬克思早期人道主義思想去理解社會主義，才能發展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他們舉起了復興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大旗。可見，布達佩斯學派復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正是在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反抗中、在對東歐社會主義的考察中確立起來的，在復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暗含的是對東歐社會主義問題的探討和考察。

以馬克思的早期思想為參照系，布達佩斯學派從文化層面考察了東歐社會的問題，他們從人在蘇聯模式社會主義中的存在境遇出發，探討人受壓抑、受控制的存在狀態。在布達佩斯學派看來，東歐社會的危機除了體現在計劃經濟體制不考慮市場需求和國家社會主義管理模式限制自由和民主的宏觀層面外，更主要體現在微觀文化層面，即對人的需要、日常生活方式等的控制。因為他們認為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的主要矛盾地位已經讓位給文化的危機，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對人的壓迫和控制主要是在微觀文化層面進行的。因此，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考察，也要深入到文化層面，「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的轉變和將異化權力結構轉換為地方和社會水平上的自我管理形式，這些只有在我們的意識革命目的也被定位為日常生活的變革時才能夠實現。這些因素是相互決定的。生產關係的轉變和統治關係的消除沒有日常生活的有意識的革命重構是不可想像的，反之亦然」[4]8。所以，布達佩斯學派在復興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中進一步提出了激進需要、改變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等主張，主張進行微觀層面的文化反抗。因為他們認為，日常生活與需要結構等微觀層面能夠集中體現出人的生存方式，對人的影響更為直接、更為強大。

可以說，布達佩斯學派復興馬克思主義思想針對的是實踐層面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他們藉助於馬克思的早期思想，在文化上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進行了考察，探討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對人的生存方式的影響，也試圖在微觀的文化層面上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進行文化的反抗。

三、結合現代社會對現代性文化危機的隱憂

現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是一切都變得不確定、模糊，甚至碎片化的時期，很多現代哲學家都指出，現代的這種不確定、模糊，甚至碎片化已經逐漸統治了人的思想領域，摧毀了人類的精神家園，在現代社會人處於一種無家可歸的境況中，人生存的意義和價值變得落寞了。尼采通過上帝之死宣告了現代時期道德的危機，進而以人本身替代上帝作為評判一切價值的標準；在人對自己的理性充滿自信的時候，福柯又再次振聾發聵地宣布了人之死。這一時期，人類文明何以延續下去，成為困擾人類的重大問題。現代性的前景是終結，還是能倖存下去?處於現代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布達佩斯學派也拓展了自己的理論視域，從共時態對現存社會的文化反思進入到歷時態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的主題中，進一步延伸了復興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主題，融入到了20世紀現代性批判的理論大潮。

赫勒的歷史哲學三部曲《歷史理論》、《碎片化的歷史哲學》、《現代性理論》都是對現代性問題進行的批判和考察，她的另一本著作《現代性能夠倖存嗎?》也反映了她對於現代性的憂患意識，雖然她希望現代性能夠倖存，但她並沒有給出對這一問題的確切答案，認為現代性能否倖存完全取決於現代人。「現在來評價新的安排與原有的安排相比是否成功還為時尚早。新的安排孕育著很好的發展前途，但是其中也隱匿著不可預知的危險。即使現代性能夠倖存，並且對稱性的相互作用原則通過為每個相關的人打開政治決策、行動和規則的路徑而採取民主的形式，然而這個世界最終依然可能成為無生氣的、缺乏文化、缺乏主體和喪失意義的。然而，這些最重大的重要問題超出了當前探尋的範圍。」[5]費赫爾在《法國大革命與現代性的誕生》中通過法國大革命後歷史解釋模式的轉變，表達了現代時期的多元化趨勢，因為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現代性誕生的標誌，而法國大革命的失敗後，歷史學家們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中，展現了一種後歷史的解釋模式，爾後歷史的解釋模式正是對現代性特徵的展示。馬爾庫什理論研究針對的主要範式就是現代性文化，力圖通過文化說明現代性的問題。瓦伊達對極權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考察也是圍繞著現代性的文化危機這一主題進行的。所以，布達佩斯學派的理論是對現代性危機的文化考察。通過復興馬克思主義這一主題，布達佩斯學派在橫向上對現存社會進行了文化闡釋，通過反思為什麼現存社會會產生危機，又在縱向上延伸到社會歷史領域，試圖解釋和解決人類文明在現代時期所遭遇的文化危機，從而找出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的現代社會的深層結構，以及現代時期在政治、經濟、道德、哲學、歷史等方面出現了什麼樣的變化，起決定作用的機理、範式等的變化能否為走出危機提供有益的思路，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

從布達佩斯學派結合現代社會對現代性的闡釋和批判可以看出，布達佩斯學派在復興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繼承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精髓，從人當下的現實生活出發探尋現代文化危機的出路，他們對現代社會日常生活遭受的危害、主體的死亡、道德和情感的貧乏、文化的悖論等一系列現代性的危機都進行了探索，並試圖在後現代政治狀況下，重建現代性。可以說，布達佩斯學派對現代性文化危機的隱憂是從復興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主題中生髮出來的，是在歷時態上反思社會問題的結果。

四、後現代視域中對人類文化出路的探尋

布達佩斯學派結合了自己特殊的歷史境遇，在憂患現代時期文化危機的同時，也試圖找尋克服文化危機的途徑，希望找到一條能夠幫助人類走出文化困境的道路。在共時態和歷時態的理論闡釋中，他們得出了現代時期文化多元化的趨勢。文化多元化的結論是布達佩斯學派在復興馬克思主義這一主題的進一步延伸中得出的，在某種程度上這與後現代主義思潮對多元化的強調不謀而合。凱爾納和貝斯特闡釋了後現代的基本立場：「一些後現代理論因而拒斥那種為現代理論所鍾愛的關於社會和歷史的總體化的宏觀觀點(macroperspectives)，贊成微觀理論(microtheory)和微觀政治(micropolitices)(Lyotard，1984a)。後現代理論還拒斥現代理論所預設的社會一致性觀念及因果觀念，贊成多樣性、多元性、片斷性和不確定性。此外，後現代理論放棄了大多數現代理論所假定的理性的、統一的主體，贊成被社會和語言非中心化了的(decentred)碎裂的主體。」[6]可見後現代主義的主要特徵是拒斥同一性、消解主體性和強調多元性。與後現代主義不同，布達佩斯學派並不是完全拋棄共性的多元，而是要在多元的同時保證維持人的生存與發展秩序的規範和規則，這種規範和規則與意識哲學強調的一元不同，是尊重多元的一元，在多元基礎上得出的一元。所以說，布達佩斯學派對人類文化出路的探尋是基於後現代多元的視域，是在後現代視域下進行的，與後現代主義並不完全相同。

布達佩斯學派復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最終走向了對人類文化出路的探尋，他們主張運用後現代主義的視角看待現代社會的文化危機，看待現代性問題。布達佩斯學派的後現代主義視角與把現代性看作一個短暫的時期，預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現代主義不同，不再把現代性看作一個時期，而是看作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看作是人的生存方式。「後現代既不是一個歷史時期也不是一種特徵清晰的趨勢。後現代被那些對現代性心存疑慮或質疑現代性的人(和審美現代主義)、那些想要把它當作任務的人和那些發現了現代性的成就及其未解難題的人描繪為更廣闊的現代時空內的私人—公共時空(private-collective time and space)。選擇居住於後現代的人仍然居住於現代和前現代中間。因為後現代建立在空間和時間的多元性基礎之上。它是一個異質的中間地帶的網路，既不是一個時代也不是一場同質化運動。至少它是一個獨特的(生活方式的或藝術的)風格。」[7]在對後現代的這種定位的基礎上，布達佩斯學派對現代社會進行了批判。雖然布達佩斯學派與後現代主義都是對現代性的批判，但是與完全否定一元、普遍、系統，完全強調解構、多樣性、多元性、片斷性和不確定性的後現代主義不完全一樣。出於這個原因，赫勒稱後現代主義為「未經反思的後現代主義」，而稱自己的後現代主義是「經過反思的後現代主義」。因為布達佩斯學派在現代性批判基礎上，雖然確立了多元的價值取向，但卻認為完全的多元主義會導致極端相對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的產生，人作為類的存在還是需要集體的價值和規範作為一種共識，只不過這種共識要在多元的基礎上得出，在理解中得出。赫勒與費赫爾在《後現代政治狀況》中表述了多元並不一定必然阻止共識：「世界觀、哲學觀、形而上學和宗教信仰的多樣性並不會阻止共同精神的出現，除非一種世界觀完全決定著戒條和禁令，並且這樣做不僅是為了自己的擁護者，還懷有普遍化的雄心。」[9]可以說，布達佩斯學派在後現代視域下，對人類文化出路的探尋為思考20世紀的文化危機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總之，布達佩斯學派從復興馬克思主義出發，開始了自己對20世紀文化危機的反思，復興馬克思主義既是布達佩斯學派理論的出發點，也為他們開啟新的理論視域提供了基礎和前提。可以說，在布達佩斯學派復興馬克思主義理論內涵中，始終包含著一種文化的訴求，這種文化的訴求貫穿於布達佩斯學派理論發展的始終，成為其共時態和歷時態反思當下社會的理論範式。

（來源：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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