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傳統」論述中的沈從文
新時期的沈從文研究不斷有新的成果問世，先後出現三輪熱潮，其間從根本上發揮了推動作用的「事件」依次是：1980年代《中國現代小說史》進入大陸學界；2002年《沈從文全集》的出版以及由此引起的沈從文佚作發現的高潮；2006年以降，王德威開始在「抒情傳統」的知識框架與價值標準中討論沈從文的意義。
具體而言，沈從文在關於現代文學的歷史敘述中重新「歸隊」，進而開啟了晚近三十年間的沈從文研究；而文獻工作提供的基礎不僅使得沈從文的經典形象與本來面目日漸清晰，同時也為關於他的一系列新的論題與論域的打開準備了條件——例如1920年代的沈從文、1940年代的沈從文以及「沈從文的後半生」，都是在此前相當長的時期內未曾被批評界與研究界關注的對象與問題。在視野打開、材料具備之後，自然也就對認識與把握沈從文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最大程度上衝擊與調整了既有的評價標準，並且在學界產生廣泛影響的，是以王德威為代表的一批海外學人建構起來的一套適用於觀照現代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論述。而沈從文正是支撐這一論述的重要資源與主要範式。
根據同樣高度關注「抒情傳統」問題的陳國球的觀點，「抒情傳統」論述在中國淵源有自，從理論資源的角度講，可以追溯到先秦中國文學的源頭；而就學術層面說，在1960年代就已經濫觴。不過，「長時間以來中文學界的『抒情傳統』論述都以古典文學為重心」，是王德威「意識到現代文學中『抒情』的大用」，從而將這套話語引入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的分析。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或許事實上並非王德威拓展了「抒情傳統」論述的適用範圍，因為如此立論的前提乃是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存在一種從古至今一以貫之的「抒情」觀念及其實踐形式。但王德威的意義可能恰是基於他所理解的現代文學的立場與邏輯，重構了一種「抒情」意識，其展開方式更接近於霍布斯鮑姆所謂的「傳統的發明」。
是故，在長文《「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儘管王德威將沈從文、陳世驤與普實克的資源三峰並峙，但這恐怕更多是出於自己的學術位置感而展示的論述策略。而文章的正文部分，也正是從「1961年夏天，沈從文寫下《抽象的抒情》」寫起的。所以，沈從文在「抒情傳統」論述中的位置，也就成為了一個饒有意味的問題——他為何以及如何「抒情」？他的「抒情」為何以及如何有效？
王德威最早的沈從文專論，是他在英文著作《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中，對於沈從文代表的「抒情」的「寫實主義」面向進行的考察。根據自述，在面對沈從文時，他試圖處理的問題是，「在窮盡客體物象後，寫實敘事是否仍有安頓主體想像——尤其是抒情主體想像——的餘地」。在他看來，「沈從文的作品不但建構『原鄉』的空間，也同時顛覆這一空間」，「在沈從文的原鄉寫作盡頭，是對歷史暴力的感喟，對『抒情』作為一種救贖形式的召喚」。在《批判的抒情——沈從文小說中現實的界域》與《想像的鄉愁——沈從文與鄉土小說》兩章中展開的這些討論，無疑已經為他在日後建構「抒情現代性」方案包孕了契機。而這一「破」一「立」的紐帶，正是沈從文。經由王德威的闡釋，文學與歷史的辯證，便集中在了沈從文的作品與遭遇之中。
在他的論述中，沈從文的小說不僅能夠以「抒情」的方式完成「寫實主義」文學最為核心的「批判性」，而且在「批判」的同時還可以藉助「想像」的力量，實現對於「寫實主義」的超越，並且避免「抒情」本身也成為一種禁錮——因為內在於「抒情」的寫作機制、話語模式、道德圖景與倫理規範的「批判」與「想像」，同時也指向「抒情」文學本身。
在「抒情傳統」的視野中看待沈從文時，王德威的目光從「文」轉向了「人」。在專論《沈從文的三次啟悟》中，他不僅直接以「啟悟」取代「啟蒙」作為核心範疇，而且小說也不再是他處理的主要文類。此時，他使用的重要文本變為沈從文在「潛在寫作」狀態的中完成的「文論」與「詩論」。而他在闡釋時其實是把它們作為「史論」來進行分析的。
王德威反覆討論的文本有二：一是沈從文在家書中關於中國歷史的兩條線索——「事功」與「有情」的論述，一是他寫作的《抽象的抒情》一文。在前者中，王德威尤其關注沈從文的判斷——「對人生『有情』，就常與在社會中『事功』相背斥，以顧此失彼」；在後者中，他則突出了沈從文對於「抒情」的重新定義——「事實上如把知識分子見於文字，形於語言的一部分表現，當作一種『抒情』看待，問題就簡單多了。因為其實本質不過是一種抒情」。
通過梳理「抒情傳統」論述中的沈從文形象的演進過程，不難得見其間也存在若干縫隙甚至斷裂。在王德威的論述中，沈從文當之無愧地成為了現代中國「抒情主體」的標本，但這卻有意無意忽略了沈從文抒情類型的豐富性。基於小說這一文類的創作經驗展開的「抒情主體想像」的實驗，至少在目前的「抒情傳統」論述中還無法直接過渡為「抒情主體建構」。兩者當然存在關聯，但卻無疑分屬不同層面。在「文」與「人」以及文學與歷史之間具有的界限，不應被輕易忽略。
誠然，對於這一現象可以作如是觀，即之後，沈從文不再進行文學創作，帶有「史論」色彩的「詩論」，自然也就成為討論他在歷史進程中的主體問題時的重要參照。但問題的關鍵恐怕更在於，王德威定義的「抒情」概念本身，恰恰是一個去主體化的對話性概念，即概念的意涵不能被概念本身所賦予，而是取決於其對話對象及其所屬的領域、譜系與展開方式。在這一框架中，兩者之間的區別可能僅是立場與位置。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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