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奧運120年：體育中的古今之變和性別政治
整理：周官雨希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世間大事不斷，不知各位都在關注什麼國際要聞。想來歐洲難民問題和美國總統大選的關注程度應可匹敵。愛足球的人會重視曼聯球場發現的可疑包裹，愛音樂的人會知曉烏克蘭贏得了歐洲電視歌唱大賽的冠軍，愛科學的人會關注宇宙第一網紅霍金的跨界人生。
風起雲湧間，你可曾發現，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火炬傳遞已經默默開始了。
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雅典舉辦，今年恰逢120周年。依照常理，今年的奧運會本應受到世人矚目。無奈的是，巴西跌宕起伏的政治局勢搶走了奧運會所有的風頭。
四年一屆的奧運會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已是習以為常了。然而，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究竟從何而來？又是如何演變至今日之勢？對何人有何影響？體育比賽與政治、經濟、文化是何種關係？這些問題的答案卻並非人所共知，也並未有蓋棺定論。本期外刊掃描，我們來回溯現代奧林匹克的前世今生，再來談談美國女運動員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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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會的前世今生
整理自："The Global Sport Monopoly: A Synopsis of 20th Century Olymp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2.
作者：Kevin B. Wamsley
提起奧運會，我們會想到盛大炫目的開閉幕式、點燃激情的奧運火炬，還有伴著國歌冉冉升起的國旗。世界上恐怕再沒有其他的體育賽事可以在參與度和知名度上與奧運會媲美。但是，這些表面的、儀式化的記憶極易遮蔽對活動本身客觀而深刻的認識，譬如有關其組織機構、財務運作和指導理念的真實情況。經過一百年的打磨與完善，奧運會和奧運精神已被廣為接受且深入人心。而正是這種思想意識的普及給了其組織機構——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以下簡稱國際奧委會）——以資本，不僅讓它有能力組織一次次大規模的體育賽事，而且能夠定義何謂「體育」，何謂「競爭」，影響人們對體育的理解，也改變了人們鍛煉和展示身體的方式。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實際是一場「托古改制」。表面上源於對古典時代的美好追憶，實則立足於十九世紀的思想和實踐。十九世紀是民族國家逐步成型、大規模軍隊開始組建、國際交換和競爭剛剛起步的時代。體育在以上各個轉變過程中都有參與。在國家層面，體育運動常與軍事訓練和國家榮譽感相關。德國、丹麥、瑞典等國最初用風格獨特的體操運動來訓練年輕人，同時加深他們對國家榮譽感的熱望和對民族身份的認同。英國很注重男性氣概的培養，英國人認為國家是靠強有力的年輕男性來支持的，同時藉機推廣自己的帝國和殖民政策。在國際層面，體育是文化資本的一部分，和工業製成品、原材料、科學進步一樣，都是政治、經濟的附屬品。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創始人 皮埃爾·顧拜旦
現代奧林匹克之父——皮埃爾·顧拜旦（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便是受到普法戰爭法國戰敗的影響。他希望法國人能重視強身健體，以此促進法國在軍事和文化上的強硬形象。顧拜旦遊歷四方，在英國公立學校體育和遊戲教育的啟發下，他設計了一套學校體育教育的方案。可惜，法國當局沒有接受他的建議。顧拜旦被迫轉向其他方面，在這個過程中，他注意到了風靡一時的大型體育比賽。當時，歐洲各國都有各具特色的大型運動會，例如德國的體操比賽（the German Turnfests）、蘇格蘭高地運動會（the Scottish Highland Games）、以及在馬奇文洛奇舉辦的英國奧運會（the English Olympick Games）等。同時，世界性的博覽會又給了他靈感。組織世界性體育比賽的願望由此而來。1894年，顧拜旦聯繫了一批富有的、熱愛體育的高級人士，開始正式商討活動籌備。這一過程進行地異常順利，1896年，在雅典舉行的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大獲成功。儘管如此，甫一問世的奧運會並沒有得到媒體廣泛的關注，畢竟當時最受關注的國際活動一直是萬國博覽會。直到二十世紀初，世界局勢愈發緊張時，奧運會作為一項國際活動才收穫了真正廣泛的關注，雖然其中不乏惡名。
國際友好和廣泛參與一直是顧拜旦強調的信條，但當時的體育始終難以脫離它的階級基礎和排外性質。有機會參加奧運會的只有社會的中上層男子，它實際上是利用所謂專業與非專業的分野掩蓋了階級差異。從這個意義上看，奧運會強化了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強調了工業資本主義的競爭觀念。體育比賽變成了人類自然進化程度的假定的衡量標尺。面對種種不公，女性和工人分別開始組織自己的奧運會。女子奧運會（Women"s Olympics）的出現是為了應對1920年安特衛普奧運會禁止女性參加田徑項目。工人奧運會（Workers" Olympics）則試圖突破社會階層限制，放寬參加條件。然而，這些嘗試註定只能是曇花一現。女子奧運會在國際奧委會決定允許女性參加五項田徑比賽後就解散了。工人奧運會則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反共產主義情緒而被取消。成功吸收或清除其他類似的體育活動也是國際奧委會能夠發展壯大的原因之一。
從組織建設上來看，到1912年，國際奧委會的內部構成和地位已逐步明晰，顧拜旦牢牢把控著整個機構的運轉。作為掌舵人，他的政治嗅覺十分敏銳，他能夠在山雨欲來之時保證比賽依然能夠正常舉辦。他在團隊建設上也很成功，他精挑細選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夥伴。到了20世紀20年代，國際奧委會已成為國際體壇的領導力量，公信力有了極大飛躍。國際奧委會還和世界其他體育組織建立了緊密而良好的關係，譬如國際田徑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至此，顧拜旦的奧運理想已然實現。他最大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抓住了國家上層和普通民眾的共同追求。原始的「奧林匹克精神」是一系列樸素的人文主義價值的融合。但是在現代奧運實踐中，被機構化的、妥善管理的體育已經漸漸喪失了最初的內核，成為幫助強化時代所需要的價值觀的工具。在這種文化語境下，即便人們仍堅持追求純粹的體育精神，但實際上，這些追求已經是經過裝飾處理的了。普世卻單一的體育文化就此形成。
20世紀30至80年代，國際政治大環境對體育運動的影響顯而易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敗國沒有接到參加奧運會的邀請。而奧運會也成為了戰後重建的契機，不管是1948年的倫敦，還是1920年的安特衛普。1936年，希特勒更是利用奧運會大肆進行政治宣傳，當時的與會國其實都心知肚明，奧運聖火傳遞也是他的創造。冷戰時期，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艾佛里·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頂住層層壓力，堅持奧運會必須如期舉辦。在大國爭霸的國際背景下，體育競賽變成了對成績和勝利近乎變態的追求。為獲得勝利，運動員們開始藉助藥物突破生理限制。非力量對抗的技巧類項目難度越來越高，危險越來越大，體育與雜技界限模糊。花樣滑冰和體操等需要考驗身體靈活性的比賽，參賽人員年齡越來越低。托米·史密斯和約翰·卡羅在1968年墨西哥城的奧運頒獎台上無聲地抗議世界範圍內黑人公民的普遍貧窮和缺少權利，結果他們反而被遣送回國。
1936年奧運會宣傳海報
國際奧委會在這一時期對上述問題大多只是象徵性的干涉，並無實際處理。此時它正忙著從財務的泥潭中掙扎脫身。直到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電視轉播的收益開始抵消部分成本，國際奧委會才得以保全。1980年走馬上任的主席薩馬蘭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在其任期始終致力於拓寬國際奧委會的收入渠道。其中最利潤豐厚的調整莫過於頂級贊助權的出現。大約5千萬美元的價格可以讓麥當勞和可口可樂之類的國際公司獲得為期四年的奧運會官方授權。電視轉播的收益也是水漲船高。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電視轉播的利潤高達2億2千4百萬美元。而為了獲得1988年卡爾加里奧運會的直播權，美國廣播公司更是出價3億美元競標。政府、城市和各種利益集團對申報奧運會一直熱情不減。因為此舉既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政府的預算緊縮，又能吸引世界的目光，引發未來可能的經濟發展。獲得舉辦的機會先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據估計，申奧團隊的活動預算往往高達2千5百萬到5千萬美元。從奧運會的申辦，到正式舉辦，再到結束後的餘波，這場國際體育比賽的每一個環節都被巨大的金錢流動所裹挾。體育與經濟也已無法分割。
如此高額的商業利益很難讓組織機構不被腐蝕。日本奧組委為了幫助長野取得1998年舉辦冬運會的資格，捐款2千萬美元資助奧林匹克博物館。申報1996年奧運會的幾個城市包攬了國際奧委會考察、住宿、交通等所有費用。鹽湖城在1998年冬奧會申報失利後，修改了競標方案，把一般的紀念性禮物改成了「重要的私人禮物，包括醫療保健、就業、教育、瘋狂購物、奢華住宿、盛情款待和現金」。甚至有2000年悉尼申奧委員會成員被指控依靠和國際奧委會成員發生性關係來換取選票。興奮劑、收受賄賂、裁判失誤、腐敗等等種種醜聞，迫使國際奧委會做出了一些內部調整，但是它對國際體壇的控制卻絲毫沒有鬆懈。薩馬蘭奇在任二十餘年裡，國際奧委會獲得了財務上的穩定。僅2001至2005年，先後有十個贊助商累積資助6億美元之多。
2016年里約奧運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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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象徵或慾望的對象？
整理自："Icons of Liberty or Object of Desire? American Women Olympians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03.
作者：Mark Dyreson
近年來，關於體育與民族主義的研究層出不窮。在《愛爾蘭的體育與民族主義》一書中，作者克羅寧（Mike Cronin）就把世界盃和奧運會視為「把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植入絕大部分愛爾蘭民眾心中的最佳載體」。自十九世紀晚期以來，體育這個載體在英美國家也受到廣泛認可，尤其是在美國。克羅寧通過他的研究發現，通常所謂的國家身份認同似乎只是針對男性。那麼女性在這個故事裡又扮演這何種角色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美國社會，女性一直處於社會邊緣。在民族主義思想的推波助瀾下，人們將彼時正在不斷膨脹中的美國國家實力與美國男性運動員在賽場上的明顯優勢聯繫到一起，所謂「體育共和國」。這本質上就是一個強大的男權政治的體現。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女性運動員才開始參加運動會，開始在「體育共和國」中取得一席之地。很多女運動員因為自己在體育方面取得的成績而大受鼓舞，認為自己已經成為了女英雄。1920年奧運會上奪得了三塊金牌的布萊布特蕾（Ethelda Bleibtrey）在採訪時說，她相信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站在世界體育競技的舞台上，儘管她們要為此付出難以想像的巨大努力，才能打破男性先天身體力量的優勢。1924年，當時美國最出色的女性高爾夫球手科莉特（Glenna Collett）在接受雜誌《女性家庭良友》（Woman"s Home Companion）採訪時稱，她認為在20世紀的前25年里，女性獲得了兩個重大權利，一是選舉權，一是參與體育運動的權利。在她看來，對於女性的幸福而言，後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女性家庭良友》雜誌1924年11月封面
1925年，美國國家婦女選舉權協會（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的官方雜誌《女性公民》（Woman Citizen）把參與體育活動列為了女性的基本權益之一。這本雜誌的另一篇文章甚至把女性能否參加運動看作是新舊時代的重要劃分。由女性參與體育活動引起的有關性別、政治、民族主義、美國體育文化的討論在20世紀20年代一直是熱點問題。在第十九次憲法修正案通過後，美國媒體經常把這一問題作為政治事務來進行討論。與此同時，媒體討論中還廣泛存在著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論調——關注女性體育活動中的色情元素。正如體育評論員保羅·格里克（Paul Gallico）所言，報紙和雜誌刊登女運動員的圖片和報道，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性吸引來刺激消費、提高銷量，而不是為了讚美她們的運動實力。格里克還補充到，當時游泳和高爾夫是比較常見的女性運動，編輯們選取的照片往往是「一排身著泳裝的年輕女孩在泳池邊一字排開，或是正在做入水準備，或是身體在半空中划出美麗弧線」。這樣的照片「體面、有品位，而且捕捉到了有吸引力的瞬間」，最適合作為體育版的封面，吸引男性讀者。
因此，在對女性體育形象的描摹中，女性既是自由的象徵，又是慾望的對象。這充分說明了20世紀20年代的女性解放依然沒有徹底擺脫傳統社會觀念對女性的定位。如格里克一般的雜誌編輯，雖然出於性吸引的目的報道女性體育，但客觀上確實起到了宣傳和讚揚的作用。而如《女性公民》一樣的雜誌，也在嘗試利用女性的性別吸引力。它們把女性運動員們健美的身姿稱為「女性身體的卓越開發」，強調正是通過體育，女性才可以用於如此「精心打磨的美」。推而廣之，如果女性能在政治、社會的更多方面得到解放，她們必將煥發出更多風采，變得更加有吸引力。女性運動員身兼自由的代表和慾望的化身兩個看似對立的形象，但正是在這一體兩面的相輔相成之中，確保了「新女性」依舊能吸引男性，不會因得到解放前後的女性反差過大而被男性抵制，女性解放得以緩步推進。
如前所述，女性的體育活動引起了比選舉權更普遍的關注。體育在一部分女性和一部分男性之間建立起了利益關聯。有心者自可利用這一點對爭取選舉權的團體進行內部分化。歷史學家林恩·杜美尼爾（Lynn Dumenil）觀察到，進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女權運動逐步分裂成上百個碎片，每個小團體都有自己關注的「女性問題」。人們追求的已不再是「一個新女性」，而是「很多新女性」。人們找到了除了選舉權以外的訴求方式。有政治觀察者評論到，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很多女性已經對政治權利不感興趣了，很多男性也是這樣。與之息息相關的是整個社會文化由傳統政治文化轉向新興消費文化。
公眾知名度讓男女運動員們都成了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就像熒幕上的演員成為了演藝明星一樣，運動員們也成為了運動明星，化身為「消費文化中的偶像」。直接目的的差異使得不同的女性群體在政治活動和體育活動這兩條路上越走越遠。前者前行緩慢，而後者則是飛速向前。游泳名將布萊布特蕾、高爾夫選手科莉特、網球明星海倫·威爾斯（Helen Wills），以及橫渡英吉利海峽的格特魯德·埃德爾（Gertrude Ederle）的知名度遠超過好不容易當選為國會議員的蘭金（Jeanette Rankin）、諾頓（Mary Theresa Norton）和羅傑斯（Edith Nourse Rodgers）。
關於格特魯德·埃德爾橫渡海峽的報道
相對於國會中寥寥無幾的女議員，參加國際賽事的女運動員則數量眾多。1920年安特衛普奧運會第一次有女性加入，雖然她們涉足的項目很少，只有游泳、跳水、高爾夫、網球幾項。但美國女性運動員在這些項目上優勢明顯，鮮有敵手。布萊布特蕾包攬了游泳的三枚金牌，40歲的艾琳·里金（Aileen Riggin）在跳台上的表現也是無人能敵。由於女性選手的完美髮揮，美國穩坐獎牌榜第一位。勝利的喜悅對美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尤其是女性的情緒產生了明顯影響。里金曾寫過一篇題為《為你的國家跳水》的文章，告訴全國的讀者，美國的女性運動員為了在奧運會上獲勝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並以此來證明美國的實力遠在世界其他國家之上。這些為國家帶來榮譽的女運動員們，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自由的化身。在形象愈發高大的同時，她們的性吸引力也隨之增強。布萊布特蕾的成為「紐約的金髮美人魚」。《匹茨堡新聞》（Pittsburgh Press）的封面就是里金、布萊布特蕾，和另一位女游泳選手的合照，題目為「一群漂亮的美國美人魚」。她們的故事總是出現在畫報上，而不是體育新聞里。她們的照片也不同於男運動員，不是比賽過程中的真實抓拍，而是刻意的擺拍。在照片里，她們衣著清涼、妝容精緻、姿勢嫵媚。自由和慾望的雙重意義依然主導著她們的形象。
女性參與體育競賽已是大勢所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上女性又多了五個田徑項目可以參加。然而新的田徑項目卻帶來了與游泳等原有項目完全不同的評論。社會輿論出現了兩個極端。在傳統優勢項目中，美國女運動員依舊發揮出色，七個游泳項目中獲得五塊金牌，瑪莎·諾雷留斯（Martha Norelius）還打破了世界紀錄。在田徑項目上，美國選手也優勢明顯。短跑運動員伊麗莎白·羅賓遜（Elizabeth Robinson）一鳴驚人，被譽為「速度與優雅的結合」。這些美麗且能力出眾的女運動員依舊是畫報的主角，與以前一樣，她們身著青春的裝束，向公眾展示著她們姣好的面容和健康的身材。但是另一方面，女子田徑運動也收到了大量負面評論。美國的媒體報道了許多法國人的意見，他們認為應該阻止女性繼續參加田徑比賽。在4*100米接力賽進行的過程中，甚至有法國女人站起來高呼：「快停止這個殘忍的比賽吧！」因為在終點處，女性參賽者們常常聚在一起喘息，甚至累到啜泣。美國體育評論員瑞斯（Grantland Rice）也認為，批評者們的評價也是有道理的。「高爾夫、網球、游泳、跳水、短跑這些項目比較適合女性，但是她們確實沒有做好參加馬拉松、足球、拳擊和摔跤的準備。」所有項目中爭議最大的就是800米賽跑。此項目原本觀賞性就不夠強，最後觀眾們看到的只有所有運動員在比賽結束後的精疲力盡。女性運動員們優雅地勝利不復存在，即使贏得了比賽，也顯得十分狼狽。國際奧委會、國際田聯以及世界各國代表經過協商之後，決定把女子奧運田徑項目從5項增加到6項，同時去掉800米賽跑。
對於女子田徑項目的討論影射出了當時存在的對性別差異完全相反的兩種觀點和處理方式。一種認為女性與男性有著根本性的差異，女性應該有單獨的法律和獨立的社會認可機制。此為性別分離主義。另一種認為女性本質上與男性沒有不同，兩性之間應實現徹底的法律平等和社會平等。兩種觀念放在體育運動的框架內，即變成前者認為女性運動的設計和評判應徹底獨立於男性，而後者認為應該把女性完全吸納進現行男性體育運動之中。分離主義者主張組織女性參加已有國際賽事，而是專為女性設立比賽。他們還主張，太過關注女性運動，會使女性生活的其他方面失調。女性能民主、自由地參加體育運動有益於身心健康，但如果一味追求像男性一樣，或是超越男性，並依此證明女性並非弱勢性別，這種行為是十分危險且不必要的。更為重要的是，分離主義者明確指出，現存的男性體育模式本身也存在著重大問題。他們認為有節制有目的的體育運動才是有益的活動，把體育當成產業運作，已追求勝利為目標，這本來就是對奧林匹克精神的誤讀。分離主義的支持者主要有莎拉·阿丁頓（Sarah Addington）、達德利·薩金特（Dudley Allen Sargent）、約翰·突尼西亞（John R. Tunis）等人。遺憾的是，他們的觀點並不能減緩人們參與奧運競爭的熱情，還有不斷追逐更高、更快、更遠的信念。
四年一次的奧運會除了因為戰爭原因，從來不曾停下腳步。距我們最近的2012年倫敦奧運會設置了28個大項，302個小項，其中包括127個女子競賽小項。競賽內容不斷擴充，但女性運動員的形象卻似乎並沒有太多變化。體育給予女性自信與自由，但似乎對人們潛意識中對女性的角色定位並沒有產生足以引起變革的衝擊。不管是有意渲染也好，無意暗示也罷，在美國當代文化中，將女性商品化的傾向依然存在。美國女性奧運會運動員身上始終貼著兩種標籤，她們和娛樂明星一樣，既代表新的權力與權利，又象徵著慾望的對象。在社會中佔據主流地位的消費文化依舊在塑造美國的政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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