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愛》曾經被英國上流社會斥為「不良書籍」！

《簡·愛》觸動了誰？

周穎

來源：外國文學網

1847年10月，《名利場》連載發表到第10期。薩克雷正忙著謄清校樣，突然收到史密斯－埃爾德公司的審讀人威廉·史密斯寄來的一部樣書。他原想隨手翻翻，浮光掠影地過一遍，不料開卷一閱，竟無法釋手，顧不得自己的工作正在緊要關頭，印刷所還在等著他的謄清稿，一口氣讀下去，讀到情深意切處，還潸然淚下，把進房來添煤的僕人嚇了一跳，以為主人中了什麼邪。這本令薩克雷著魔的書，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

《簡愛》是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英國小說。它出版時「倫敦一片轟動，人人在猜匿名的作者」。文學界好評如潮，喬治·亨利·路易斯盛讚它是「靈魂與靈魂的對話」，喬治·愛略特則「深為《簡·愛》陶醉」。與此同時，它也遭到許多惡意攻擊。有人譴責它「不道德」，還有人把它歸入「不良書籍」。讀一點當時的負面報導，可以了解一點維多利亞時代女作家的寫作環境和精神壓力，也多少能看到，這些才華橫溢的女子怎樣超越了時代，又不可避免地為時代所局限。

所有惡評中，措辭最嚴厲、批評最猛烈的，要屬1848年底《評論季刊》上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分三節，先評《名利場》，次談《簡愛》，最後總論家庭女教師的狀況，署名伊麗莎白·里格比（Elizabeth Rigby）。第三節是作者受英國家庭女教師慈善機構委託所作的一個年度報告，第一次披露了女家庭教師的困境，指出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中，女教師所佔比例最大。此文對於今天想了解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女性狀況的研究者而言，仍然是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里格比算來也是一位才女：出身名門，美貌聰穎，受過良好教育，精通多門語言，諳熟藝術史，曾翻譯多部德文藝術著作，而且擅長繪畫，今天泰特藝術館仍藏有她60件作品。她還是定期為《評論季刊》供稿的首位女撰稿人。1849年，她嫁給後來成為倫敦國家美術館館長的查爾斯·伊斯特萊克勛爵，遂以伊斯特萊克夫人（Lady Eastlake）之名聞達於社交界（以下簡稱伊夫人）。

在伊夫人的筆下，夏洛蒂的小說一無是處：語言粗俗，結構鬆散，趣味低級，前後矛盾。女主人公呢，「除了自誇如何稟賦聰明，如何富有洞察力，我們從她那裡聽不到任何別的東西，而她說的每一個字都在冒犯我們，從中我們看不到她自誇的品質，只看到完全相反的品格：賣弄學問，愚昧無知，俗不可耐的粗鄙」。小說據說反映出一種可怕的「趣味」。她用「coarse」來描述這種趣味。這個詞反覆出現，有時用來形容男主人公羅切斯特，有時指小說的語言和作者的旨趣。

倘若真如伊夫人所言，《簡愛》只是一部內容粗俗、語言粗鄙、品味庸劣的小說，那她何必寫上洋洋數萬言的文章，對它無情撻伐·事實上，她也承認，《簡愛》是一部「真正有力量的傑作」。可恰恰在這股力量中，蘊含了一些新興的，危險的，具有極大威脅的元素。究竟威脅到什麼·小說究竟觸動了她哪根神經，以至於如此緊張，如此憤怒·伊夫人在文章第三節對家庭教師表現出深切的同情，何必要對親嘗職場甘苦的簡愛不依不饒呢·她說：「工人可以反抗，商人可以聯合，不致於使其勞動報酬和福利降到一定水平以下。但是，女教師沒有可倚靠的避難所——沒有後路。她有身份，可是窘迫，而她的服務如此可貴，不好明碼標價，因此，她們命運的乖蹇就要看僱主的仁慈與否了。」不錯，伊夫人是同情家庭女教師，然而，讓她放下架子，真正以平等心對待，她一百個不情願。理由很隱晦，「英國人特有的情感、風俗和成見」必然要使僱主同女教師們保持距離。其實，所謂「特有的情感、風俗和成見」，正是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她可以同情女教師，也可以幫助其改善境遇，但自己比她高一個等級，這是無可改變、毋庸置疑的事實。《簡愛》在這一點上，恰好觸犯了以伊夫人為代表的上流社會的禁忌。

貧寒女子嫁富家少爺，英國小說史上不是沒有成例，最有影響力的，當屬塞繆爾·理查遜撰寫的書信體小說《帕梅拉》。小說洋洋洒洒一千多頁，講述貴族家庭的一名女僕如何抗拒東家少爺的威逼利誘，誓死捍衛貞潔，最後使得對方真情感動，突破陳規，與之結為連理的故事。伊夫人認為，帕梅拉同簡愛既像又不像。據她說來，兩人都是地位低下的女子，都攀了高枝，入了豪門。可是，帕梅拉雖然落了個「不合禮俗」的名聲，在理查遜時代仍然「情有可原」，《簡愛》的粗鄙和低俗，則在「我們這個時代完全不可原諒」。

伊夫人這麼想，不難揣度其端由。首先，帕梅拉雖無門第與財富，卻仍有美貌、教養和溫柔。她是老夫人一手調教出來的，知書達禮，溫文爾雅，一副貴族小姐的作派。其次，她不僅恪守門第之別，也完全認同傳統的婦德觀念，依憑賢淑端莊、潔身自好、溫柔可人等品質才得到富家公子的青睞。簡愛呢，貧窮、低微、矮小不說，還蔑視權貴，深信自己的價值，反對將財產和地位作為締結姻緣的基礎，宣揚愛情的基石應當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上。正因為相信有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在簡愛的心目里，羅切斯特和她成了同一類人：「我相信他跟我是同一類的，——我肯定他是，——我覺得自己跟他相似，——我明白他面容和舉止中的含義。儘管財富地位相隔天壤，我的頭腦和心靈、血液和神經中卻有一種東西使我和他精神上彼此相通」。

夏洛蒂無疑刻畫了一個嶄新的，英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女性形象，威脅到了溫良謙卑的婦女操守和嚴格的等級秩序。從她身上體現的現代自我意識，讓等級觀念森嚴、性別觀念保守的伊夫人深感不安。她甚至認為，簡愛比《名利場》里的麗貝卡還危險。麗貝卡聰明伶俐，才貌出眾，雖然利欲熏心，有點不知廉恥，卻「從來沒有一個人物像她這樣，如此充分地滿足了我們關於女性邪惡的想像，而又絲毫不冒犯我們的情感和禮俗。」簡愛呢·伊夫人不得不承認：「不錯，簡愛沒有做錯什麼，還顯示出強大的道德力量」，但她傲慢，無可容忍地傲慢：

她身上體現出墮落品質最深重的罪孽——這就是傲慢。她自高自大，因此也就不懂得感恩。上帝讓她成為孤兒，舉目無友，身無分文——但是她畢竟得到了維持生存的衣食，得到了朋友和夥伴，在無助的少女期得到了指導和教誨，所有這些恩典，她不感激任何人，甚至一點兒不感激上帝。……相反，她以為這一切不僅是她應得的權利，而且遠遠不夠。她的思想里沒有謙卑（humility）的教義，她的心靈也拒絕接受這一教義。她能攀上幸福的高峰，完全是憑仗她自己的才智、美德和勇氣。

伊夫人所謂的「傲慢」，究其實質，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身上極為罕見的自我肯定意識。這種自我肯定，既是浪漫主義的餘音繚繞，也是在經濟迅猛發展，商業極速繁榮的背景下個人主義不斷得到拓展的一種表現。英國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是個人主義在商業領域愈演愈烈，在政治和經濟領域衍變為冷漠無情的放任自由主義（laissez faire），另一方面則是對女子的約束日益嚴苛，溫順、服從、謙卑等婦德反覆加以灌輸。謙卑（humility）同謙虛（modesty）不是一回事。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為女權一辯》里曾著意區分了這兩個詞：「modest是指一種清醒的理智，它教導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超過恰如其分的程度，但應該與humility區別開，因為humility是自卑自賤。」然而，能夠區分謙卑與謙虛，畢竟是少數人的先知先覺。經書有言：「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財富、尊榮與生命」（箴言22：4）。由於女性自古地位低微，輔以宗教的催化作用，「謙卑」歷來被視為女子應有的美德。自18世紀以降，隨著工場手工業的興起和工業革命的推進，英國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家庭與工作）逐漸分離，男子進一步穩固社會事務和公共領域的主宰地位，女子則退守家庭的私人空間。到勃朗特姊妹寫作的年代，公 / 私分離更趨明顯，性別區分更形強化，要求女子無條件順從、無私奉獻的呼聲越來越高。當時標榜的女子德行中，「謙卑」和「自我否定」乃最重要的品質。與夏洛蒂和伊夫人同時代的艾利斯夫人（Mrs. Ellis），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寫了一個系列，討論英國中產階級女子的社會地位、品格以及責任。其中，《英格蘭的女兒們》宣揚自我犧牲，稱「最嚴格的自我否定」，會得到「仁慈天父的祝福與榮光」。她甚至這樣稱賞那些勇於剋制和犧牲的女性：「從出生的那一刻起，直到死亡，她們的整個生命，都在感受，而非行動。她們最崇高的職責是忍受，默默地忍受；最大的享受都是跟別人相關的；至於自我，她們一無所有，一無所是；假如不參與別人的生活，她們的生命體驗將是一片空白。」

其實，伊夫人也好，艾利斯夫人也罷，並非食古不化的老頑固。伊夫人的報告發布後引起巨大反響，使家庭教師一度成為街頭巷尾、報紙新聞、小說虛構的熱門話題，要求社會關注其生存，改良其處境的呼聲也隨之高漲。《英格蘭的女兒們》倡導開發女性的智力，強調實施教育的重要，對於女性應當履行的職責，也有合情合理的論述。一方面，她們關注女性的進步，希望婦女的狀況有所改觀；另一方面，謙卑的婦德和等級觀念這兩副枷鎖無影無形，卻又深入骨髓。只有明於此，我們才能了解《簡愛》的進步意義，明白夏洛蒂在何種意義上超越了與她同時代的女性，也才能理解觀念的更新如何艱難，這個過程如何複雜。

「粗俗」並非一家之言。美國費城的《格雷厄姆雜誌》稱《簡愛》「貫穿著男子的力量、寬廣和狡黠，含有男性的堅硬、粗俗和自如的表達。俚語並不少見。」1848年10月發表於《北美評論》的評論對作者的性別亦感困惑，最後推斷《簡愛》乃一家人的集體之作：

這部小說最大的特色，它的魅力所在，是描繪人物、行為、景色時所體現的清楚、明晰和果斷的文風。這一點不斷暗示的，是男子特有的思維。頭幾章里，也許沒有什麼可以打破這樣一個印象：我們正在閱讀一位非凡卓越的才女的自傳；可是，當令人欽佩的羅切斯特先生一出場，他的不敬、粗野，因厭世而放蕩的俚語，像一顆魚雷，震撼了我們的神經……小說含有如此多的激情場面，表達得如此熱烈、果斷、凝練，具有如此堅定的男子氣概，我們幾乎可以斷定，在這篇小說里，同樣有創作《呼嘯山莊》的那個頭腦。

顯然，這兩篇評論相比伊夫人的文章，少了稍許火藥味，多了一些讚詞。然而，這讚賞聽來，夾雜著苦澀的滋味。不錯，小說有吸引力，但它的種種優點——無論是「力量、寬廣和狡黠」，還是「清楚、明晰和果斷」，甚至於「自如的表達」——都是男子特有的。透過這些話，我們不難想見當時普遍存在於人們心中的性別偏見。「粗俗」也是男子的專利，女子，尤其是淑女（lady），萬萬不可染指。粗話和俚語，激情場面，人物的粗野和放蕩。要之：一切不合女德、有傷風化的內容，都該儘力避免。這些都是禁忌，是意識形態里的潛規則。在這一點上，兩篇評論的立場與伊夫人完全一致。所以，伊夫人振振有詞，指責《簡愛》的作者：她竟然敢讓簡愛聽了羅切斯特早年的放蕩行徑後還神色鎮靜，臉都不紅一下！她竟然會讓英格拉姆小姐「穿著一件天藍色縐紗晨衣，頭髮上扎一條淡青色紗巾」跟羅切斯特先生打撞球！伯莎縱火的那天晚上，她竟然讓簡愛披上「罩衫」（frock）就去救火！稍懂禮節的人都知道，一個女士完全有適合這些場合的衣服！伊夫人抓住這些小辮子，繼續窮追猛打。她稱簡愛「思想絕頂庸俗——這樣一個人，我們不屑於結識，不想和她交往，不願與她沾親帶故，我們還要格外小心，避免請她做家庭教師」。

這幾乎是人身攻擊！如此簡單的批評手法，今天我們看來，有些不可思議。然而，手段的簡單，恰恰反襯出規矩的繁瑣來。《簡愛》、《呼嘯山莊》和《安格妮斯·格雷》發表時均使用筆名，勃朗特姐妹希望把自己真實的性別身份隱藏起來。個中緣由，夏洛蒂曾這樣披露：「因為我們有個模糊的印象：人們會懷著偏見來看待女作家；我們注意到，評論家們有時以人身攻擊為武器來指責她們，以虛假的奉承來褒獎她們。」

這番話不僅體現勃朗特姐妹的顧忌和擔憂，也照出維多利亞時期女性寫作處境的艱難。應該寫什麼，怎樣寫，社會有期待和限制，稍微不合規範，就會遭來指責和批評。伊萊娜·肖沃特在她那本富含洞見的研究論著《她們自己的文學》里指出，社會輿論對於女性作家要求苛刻，任何不合常規的語言，都會被冠以「粗俗」之名：「它可以指《簡愛》里的粗話，《呼嘯山莊》的方言，羅達·布勞頓的女主人公的俚語，《羅拉·莉》的口語，或者更寬泛一點，指一部作品的道德旨趣，比如某位頗有警惕心的批評家從《亞當·比德》里捕捉到的『危險的情色內容』」。

可見，「粗俗」原本是偽道德家們善用的武器，不必太把它當真的。然而，身處其境的女性作家們，要做到超然洒脫，並不容易。據蓋斯凱爾夫人講，夏洛蒂訪問倫敦時，有一位女作家同她打趣：「勃朗特小姐，你知道嗎，你和我都寫了不規矩的小說。」女作家用的是「naughty」這個詞，形容人的行為時，有「不合規矩，不道德」的意思，甚至令人聯想到「淫穢」和「邪惡」。若按當時的女性行為準則論，簡愛確實是「逾矩」了。可是，夏洛蒂聽了這句話後，卻深感不安。蓋斯凱爾在傳記里這樣寫道：「她老是想著這句話；而且，好像這件事沉重地壓在心頭似的，她找機會問了史密斯太太，《簡愛》中是否有這樣嚴重的問題。如果她不是自幼失去母親的話，她會這樣問她的母親。」

言下之意，自幼喪母的夏洛蒂，沒有機會被教導如何做一名淑女。她的「逾矩」，是無意識使然，因為她根本不懂得這些規矩。換言之，夏洛蒂原非主動反叛習俗的急先鋒，只不過在特殊的成長環境下，她的詩人天性不僅沒有泯滅，反而滋養出那個時代在女性身上十分扎眼的自我意識。這也正是她屢受非議的緣由。我們盡可以慶幸：假如夏洛蒂不是有這樣特殊的童年，假如她頭腦里過早灌輸了條條框框，她哪能有如此豐沛的撞擊心靈的想像力·後人哪能讀到像《簡愛》和《維萊特》這般激蕩人心的作品·個人之苦竟成眾人之福，失恃之痛又成詩人之幸，命運的安排，總鬼使神差，出人意料。蓋斯凱爾也是母親早逝，一歲便由姨母收養。只不過她的娘家是有名的赫蘭家族，與英國中部的維支吾茲、達爾文、透納等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相互通婚，所以她教育環境比夏洛蒂優越，也更多地接受了淑女的那一套規範。

事實上，蓋斯凱爾在寫《夏洛蒂·勃朗特傳》（1857）時，想努力根除的，正是那樣一種屢屢為批評家詬病的「粗俗」形象。因此，她不惜筆墨刻畫夏洛蒂對家庭責任的重視，詳細羅列勃朗特姐妹們每天必須承擔的家務，著意描述她如何悉心照料病父，如何為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鼓足勇氣從事令她厭惡的家庭教師的工作。除了這些細節，蓋斯凱爾還大量援引夏洛蒂的書信，以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向讀者呈現了一位值得尊敬的，具有強烈責任感的中產階級淑女形象。什麼才是真正的「淑女」·風度優雅、儀態端莊，只關乎外表，相形之下，內在品質更為重要。蓋斯凱爾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反擊手法果然奏效。傳記於夏洛蒂辭世後兩年出版，一經問世，便風行一時，繼《簡愛》之後再度掀起文壇風暴。此書不僅公認為英國文學史上偉大的傳記之一，而且徹底改變了夏洛蒂在讀者心目中的形象，甚至使評論界紛紛轉變口風。可嘆的是，夏洛蒂的扛鼎之作《維萊特》（1853）發表甫始，即招來各種非議，《都柏林評論》稱其作者「難以親近，令人不悅」，《基督教醒世報》指責她「是一個遠離社會並根本不依從社會法則行事的人」，而四年後發表的《教師》結構簡單、情結偏弱，卻因出版於《夏洛蒂傳》之後，竟引來一片讚揚聲。其間的反差，實堪尋味。夏洛蒂若泉下有知，在感謝蓋斯凱爾替她提升形象的同時，對於眾人先無情打擊，後人云亦云的跟風作法，怕也只能搖頭苦笑。

奧麗芬特太太（Mrs. Oliphant）在《維多利亞女王治下的女性小說家》一書中，提醒下一代女性，不要忘記夏洛蒂「追求的，不是解脫，而是更多的責任」。照顧家人和管理家庭，是那個時代的女子必須承擔的首要責任，也是唯一的責任。「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到了維多利亞時代，更成為天經地義、無可更改的家庭格局。所以，歷史學家彼特·蓋伊講，這個時期的女子，「她們的專屬領域是家，那是她們唯一可以實現太太和母親天職的地方。即便有些權威也承認女性擁有某些天賦，但這些天賦完全局限在感情的領域：審美的感性、母性智慧和優雅的社交天分」（見《施尼茲勒的世紀：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1815－1914》）。連前面提到的英國女權主義先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為女權一辯》中替女性拓寬視野，開闊胸懷，健全理性尋找理由時，反覆陳述的，也是這種種品質對於管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必要性。如此便不奇怪，蓋斯凱爾為夏洛蒂洗脫「粗俗」的惡名，也要刻意突出她顧家的這一面來。

《簡愛》多處表現了簡愛對於家庭生活的熱愛和管理家庭的才幹。當她意外收穫兩萬鎊的遺產，聖約翰問她「現在究竟有什麼生活目標，什麼意圖和雄心」，她回答說，「第一個目標就是徹底清掃荒原庄」，要讓傢具閃閃發光，屋子收拾得妥妥噹噹，爐火生得旺旺的，還要烹調出各式各樣、豐富美味的食品來。她拚命地幹活，「歡歡喜喜地在鬧得天翻地覆的屋子裡忙個不停，」在「這一片混亂中建立起秩序」，最後心滿意足地看著這個家在自己手上變成乾淨整潔、溫暖舒適的典範，跟屋外荒涼寂寞的冬景形成鮮明的對照。

讀到這裡，我們也許會一邊分享著簡愛的快樂，一邊替她感到些許的惋惜。畢竟在這裡，女子重建秩序的努力仍然只局限於家庭。簡愛為獲得獨立，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邁出了艱難的一步。不論是當家庭教師，還是教鄉村女孩，她都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然而，在她內心深處，最終的幸福和歸宿還在家庭。儘管簡愛追求的絕不只是優越的生活條件，而是精神、思想和靈魂上的平等，可是，她並沒有意識到，爭取獨立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是女性獲得真正平等的必然途徑。小說依然沿襲老套路，用從天而降的遺產來幫助女主人公擺脫困境，與她心愛的人喜結良緣。這樣一個安排，既是作者視野的局限使然，又是女性作家與社會習俗之間既抵制又依賴的複雜局面的反映。

照顧家庭理應是人之為人所當承擔的責任。但是否僅僅女子的責任·是否女子唯一的責任·夏洛蒂和蓋斯凱爾在歷史的語境下，不能公開提出這類問題來。但她們已經想到，而且用實際行動做出了回應。她們意識到，女作家要承擔的責任，既有家庭的，又有社會的，比男作家面臨更大的挑戰和壓力。《簡愛》的成功，使夏洛蒂於家庭責任之外，又添一份社會責任——原來她只要做一名女人，現在既要做女人，又要當作家。這兩個角色並不矛盾，可要調和得完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蓋斯凱爾指出，如果是男作家，就不會遭遇這樣的困境：

當一個男人成為作家的時候，對他來說，也許只是職業的變化而已。他用了一部分以前用於其他研究和工作的時間；他放棄以前想為別人效勞的法律和醫務方面的職業，或者放棄一部分他一直賴以謀生的行當和事務；另一個商人、律師、或者醫生填了他的空缺，也許幹得和他一樣好。可是，除了上帝專門指派的人以外，再沒有別人像被指派的人那樣，能夠很好地履行女兒、妻子或者母親那種默默無聞、很有規律的職責了。

蓋斯凱爾在寫這段話時，未免沒有想到自己。她是牧師的妻子，四個女兒的母親，既要持家教子，又要襄助丈夫管理教區，忙起來，連每半個小時做什麼，都有明確的安排。據說她常常敞著門寫作，方便一邊寫，一邊管家。說她是「一心二用」，並不誇張。然而，正是這些一心二用的女作家們，以超拔的勤奮和努力，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在男權意識依然深固的當下社會，需要事業家庭兼顧的女性不在少數。法國存在主義女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道：「大部分工作的女人不能擺脫傳統的女性世界，她們從社會和丈夫那裡得不到必要的幫助，在具體的形式上變得與男人平等。」波伏娃說這番話，是上個世紀的中葉。半個多世紀過後的今天，職業女性面臨的這一困境依然存在。對於她們而言，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作家既是力量的源泉，亦是反思的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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