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鉤：宋朝體制下君主為何不需要太能幹

文史 05-02

吳鉤：宋朝體制下君主為何不需要太能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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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故事」即既定之制度，制度擺在那裡，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過失，而且執政大臣與台諫官也會迫著君權在合乎法度與慣例的軌道上運作，不可越雷地一步。

元人修《宋史》，給宋朝的仁宗皇帝蓋棺定論：「《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一個「仁」字，便是歷史給予君主的最高評價。何謂「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宋仁宗廟號之「仁」字，當然包含「克己復禮」之義，「克己」是自我剋制，「復禮」是尊重與服從制度禮法。經由對「仁」的闡釋，我們將對宋仁宗朝的關注點從君主之美德轉到制度之安排上。

經過太祖、太宗兩代的創製及真宗朝的確認，至仁宗朝，宋代的政制已臻完善。每一項重大政令的出台，必須經過外廷討論，形成共識，然後由知制誥（或中書舍人）草擬，經給事中審核通過，再以君主的名義下詔，由宰相副署、發布，方能正式生效。御史認為詔令不當，還有權駁正。在這個過程中，君主雖然名義上掌握著最高裁決權，但君主理當無己見，服從公議，尊重宰相的執政權、台諫的監察權。這便是宋代的法度與慣例。宋仁宗的剋制，無非是守住人君的本分，尊重既定的制度，此即「克己復禮為仁」之意旨，「克己」加「復禮」，共同成全了宋仁宗的「仁」。

很多時候，宋仁宗對制度的尊重與遵守是自覺的。正史說他「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宋人評他「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說的正是這種自覺性。甚至，由於仁宗過於克制，幾乎全無成見，有些大臣還看不慣，提醒他攬權，如嘉祐年間，諫官王陶質問仁宗：

「今政事無大小，皆決於中書、樞密，陛下一無可否，豈為人主之道哉？」另一位諫官韓絳也對宋仁宗說：「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還有一些近臣貴戚也發牢騷：「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

那麼仁宗是如何回答的？據楊時《龜山集》，

「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台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

陳亮《中興論》也提及：

「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台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

兩則記載的意思都差不多，宋仁宗不欲「收攬權柄」，乃是出於君主權衡利弊之後的理性自覺。

從《曲洧舊聞》記錄的一則故事，也可看出仁宗皇帝的理性自覺。有台諫上章疏說，內廷「嬪御太多，宜少裁減。」一名為仁宗梳頭的宮女自恃受皇上寵愛，發牢騷說：「兩府兩制，家內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二人，則言陰盛須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仁宗聽後，沉默不語。梳頭宮女又說：「台諫所言必行乎？」仁宗說：「台諫之言，豈敢不行。」未久，仁宗果然遣散宮女三十人，第一個被遣出宮的便是那名梳頭宮女。慈聖皇后問他：「掌梳頭者，是官家所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說：「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

今人總以唐太宗為優容諫臣的典範，但李世民被魏徵當廷抗議，還會氣得生出「殺此田舍漢」的念頭，幸虧長孫皇后及時勸解，才消了怒氣。而「殺此田舍漢」之類的可怕念頭，宋仁宗想都不敢想，他只會近乎謙卑地承認，「台諫之言，豈敢不行。」與其說這是因為宋仁宗生性懦弱，倒不如說在宋仁宗的時代，制度與政體已經對皇權構成了硬性的約束，皇權既不是至高無上（宋人認為，天底下，惟道理最大），也有其限度，君臣「各有職業，不可相侵」。

吳鉤：宋朝體制下君主為何不需要太能幹

故宮南薰殿舊藏宋仁宗皇后畫像

來看《三朝名臣言行錄》收錄的一段仁宗自白：「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台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祖宗故事」即既定之制度，制度擺在那裡，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過失，而且執政大臣與台諫官也會迫著君權在合乎法度與慣例的軌道上運作，不可越雷地一步。由此看來，仁宗即使有專斷之心，恐怕也不能如願。

宋仁宗寵愛張貴妃（即後來的溫成皇后），想任命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為宣徽使（一個尊貴而無實權的官職），但因「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這則記錄在《曲洧舊聞》的故事，正好可以作為「台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的生動註腳。

吳鉤：宋朝體制下君主為何不需要太能幹

爭執起來敢將唾沫噴到君主臉上的台諫官，並非只有包拯一人。慶曆年間，開封開寶寺靈寶塔發生火災，仁宗欲重修靈寶塔。「諫官余靖言：『塔為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乞更不營造。』時盛暑，面奏，靖素不修飾，帝入內云：『被一汗臭漢熏殺，噴唾在吾面上。』」仁宗一朝，台諫權力極重，對君權與相君均構成強勁的制約：台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君主如何能夠一意孤行？

除了台諫制度，宋仁宗朝還出現「封還詞頭」的慣例，這也是對皇權的一道有力制衡。慶曆元年（1041），宋仁宗欲封劉太后侄媳王氏為遂國夫人，命知制誥富弼起草制書。但富弼封還詞頭，拒不草詔。封命遂寢。富弼此舉，開創了一項很了不起的制度：知制誥（或中書舍人）封還詞頭之制。皇帝的詔敕，例由知制誥（或中書舍人）起草，如果他們認為詔敕不合理，有權封還，不予草詔。

皇祐初年，有個叫做楊懷敏的宦官因犯下過失，被罷免了「內侍副都知」之職務，但仁宗大概比較寵信他吧，又欲下旨讓楊懷敏官復原職，但是皇帝的詞頭被知制誥胡宿封還。翊日，仁宗問宰相：「知制誥封還詞頭，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回答說：「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仁宗這才釋然，但又不死心，「改命舍人草制」。此時台諫也站出來反對楊懷敏復職。皇帝只好讓步，「其命遂寢」。封還詞頭自此成為一個慣例、制度保留下來：「舍人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富成於胡也」。

當然，皇帝也可以繞開知制誥，直接下發御筆手詔，但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對於手詔，政府可以不奉行，繳還皇帝。

總而言之，宋代形成的政制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攬權專制的制度，宋仁宗謙抑的美德，與這套制度是相輔相成的。良制養成了美德，美德也守護了良制。宋人稱「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說的其實便是君主自我剋制的美德，而「百事不會」的君主能夠達成盛治，則有賴於整套制度的良性運行。

在「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體制下，君主才不需要太能幹，只要守住君主的本分，謙抑，剋制，選賢與能，垂拱而治。相反，如果君主太愛逞強，往往只會破壞制度的良性運行。宋史評價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正好跟仁宗的為政之道形成強烈對比。

吳鉤：宋朝體制下君主為何不需要太能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