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南明政權將雲南選做復興基地？

摘要在今天，雲南是一個比較貧窮的邊疆省份，不太為人所重視。但是在歷史上，雲南的地位卻大不相同。

作者：李伯重（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

永曆政權入滇，並非永曆小朝廷自身的決定。1647年（南明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二月，大西軍余部首領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在貴陽附近的定番開會，對大西軍今後的出路和策略進行商討。孫可望主張繼續與明朝作對，到廣東南嶺一帶，建立地盤，密謀自己稱帝。如果大事不好，可以向南流亡海外。李定國則力主聯明抗清，西進雲南，建立根據地，恢復大明江山。李定國的建議得到了多數與會將領的贊成，但孫可望反對。李定國表示孫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條，那還不如當場死去，旋即拔劍欲自刎。眾將奪下劍，撕破一面戰旗為其裹傷，並一致表示願意接受李定國的意見。孫可望見狀，只得收回己見。由此可見，永曆「西狩」主要是李定國的決定。

李定國是大西軍余部中最有才幹、而且最也忠於復興明朝事業的將領，他的部隊也是永曆政權後來的主要依靠力量。他在永曆政權流亡尚有其他地方可以選擇時，提出西進雲南的方針，是從復興明朝的大局出發的，符合永曆政權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選擇絕非走投無路時的病急亂投醫之舉。

那麼，為什麼李定國要為永曆政權選擇西遷雲南呢？這是因為在當時，雲南可能是復興明朝的唯一基地。

在今天，雲南是一個比較貧窮的邊疆省份，不太為人所重視。但是在歷史上，雲南的地位卻大不相同。

中國歷史上的外患主要來自北方。在唐代以前，中國中央王朝從來沒有遇到來自南方的威脅。但是到了唐代，這種威脅出現了，即南詔興起於雲南，並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強國。據《新唐書·南蠻傳》，南詔的疆域為「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換言之，其疆域東面包括兩爨（雲南），東南到達安南，西北連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國（國都在今泰國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驃國（政治中心在今緬甸曼德勒一帶）接界，北抵大渡河，東北抵黔、巫（今貴州和四川的長江南岸），儼然成為中南半島上的超級強權。

南詔的兩大鄰國朝與吐蕃都是強國，南詔向東、北、西北幾個方向發展都遇到困難，因此積極向南、東南和西面發展。南詔在雲南的西南地區設置了開南節度和銀生節度，統治中南半島的許多地區。晚清民初時期學者沈曾植說：「開南、安西所部，遠皆達於南海。以《地理志》所記通天竺路互證，知非誇辭不實者。蓋驃之屬國，皆為南詔屬國矣。」可見南詔勢力範圍一直達到南海。南詔軍隊曾與女王國、崑崙國發生衝突，到過真臘國（今柬埔寨）「蒼波洶湧」的大海邊。

南詔與唐朝進行過多次戰爭。唐太和三年（829年），南詔大舉進攻西川（亦稱益州，中心在成都平原）。南詔軍佔領了成都外城，雖然未能攻入內城，但退兵的那一天，南詔強迫成都各種技術工匠舉家南遷，人數達數萬人。兩年後，李德裕任西川節度使，要求南詔放回被虜的人，南詔放回了4000人。

咸通十年（869年），南詔軍第二次進攻西川，與唐軍大戰，雖然最後被擊敗，但戰爭對益州造成了重大損害。益州是唐代後期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當時人說天下最富庶的地區為「揚一益二」，即位於東部長江下游的揚州和位於西部成都平原的益州，因此也是中央政府兩大最重要賦稅來源地之一。南詔幾次進攻益州，對唐朝造成嚴重危害。

不僅如此，唐咸通元年（860年），南詔出兵東下，攻破唐朝的安南都護府首府交趾城（今越南河內市）。唐軍不久後收復安南。但三年之後，南詔再次攻破交趾，唐軍退守嶺南。南詔不斷攻擊唐朝，兩陷安南，迫使唐朝不得不調用重兵鎮守在南方的最大要塞桂林，導致「龐勛之亂」，嚴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使之無力鎮壓黃巢起義，最終滅亡。這個「唐亡於南詔」 的觀點得到陳寅恪先生的肯定，也得到其他史家的認可。向達先生指出：南詔之患，「以懿宗時為最繁，幾乎每年都有邊警，而以中國的南部如安南、邕管為最甚。咸通時安南為南詔攻陷，於是邕管騷然，乃調東南之兵以戍桂林，卒之龐勛叛變，遂兆唐室滅亡之機。所以南詔的盛衰，安南的得失，關係於唐朝者甚大」。

唐代的南詔

南詔衰落後，大理國代之而起。大理國也是中南半島地區的強國，其疆域 「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路之鹿滄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大致說來，包括了今雲南省和川西南地區，以及今緬甸東北部、寮國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區，與南詔國大致相同。除此之外，廣西的許多地區也在大理國的勢力範圍之內。

北宋皇祐年間，廣西廣源州（今靖西、田東一帶）少數民族首領儂智高起兵反宋，率眾攻佔安德州，建立南天國。後來兵敗，遂投奔大理國。在大理國的支持下，準備進攻廣西和四川的黎、雅等州。與南詔不同，大理國與宋朝始終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即便在雙方政治關係幾乎斷絕的時期也未發生過戰爭。不過這不意味著大理是一個弱小國家。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大理國出動20萬大軍進攻安南國。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大理又介入安南國的王位繼承之爭。安南國王李乾德有一庶子，從小被送入大理國寄養，改名趙智之。紹興八年安南國王李陽煥死，大理國派軍隊護送趙智之歸國，與嗣子李天祚爭奪王位。宋朝支持李天祚，這次爭奪安南王位的戰爭以趙智之的失敗而告終。

在公元738年南詔皮邏閣統一六詔至1253年年大理國滅亡的五個世紀中，雲南一直是中國西南部和中南半島上超級強權。元朝滅了大理國後，雲南成為中國的一個行政區，從而以往幾百年的南方威脅也隨之消失。

雲南被元朝納入版圖後，依然保持著一種相當特殊的地位，實際統治者是元朝的蒙古貴族梁王和大理國後裔段氏。梁王以昆明為其統治中心，段氏則控制著大理一帶。元朝滅亡後，元順帝逃到漠北，稱為北元，與新建立的明朝對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仍奉元朝正朔，服從北元的命令。段氏雖然也直屬北元政府管轄，但處於半獨立狀態，與梁王政權之間不時發生武裝衝突。

明太祖朱元璋欲以和平方式解決雲南問題，曾多次派使者前往談判，均被殺害，遂決定用武力統一雲南。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右副將軍，率大軍三十萬征雲南，梁王派遣達里麻將兵十萬屯曲靖抗拒。經過激戰，洪武十五年（1382年）一月六日，梁王兵敗自殺。因此雲南是明朝統一的最後一個地區。

到了明代，雲南依然擁有相當強大的地方武力。雲南西南邊疆的麓川撣族政權興起，到了元末明初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地方政權，與明朝和緬甸都發生了多次戰爭。從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正統十三年（1448年），明朝發動了五次大規模的軍事征討（包括有名的「三征麓川」之役），大小戰事不計其數，「軍費所需，萬萬不可計」才消滅了麓川政權。

南詔武力

雲南在明代中國，經濟上擁有一種其他地方所無的優勢：白銀。在元代，天曆元年（1328）全國銀產量為775610 兩，其中幾乎一半（47.42%）是雲南生產的。到了明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的「白銀化」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到了萬曆時期，全國到處都在積極尋找銀礦，但是只有在雲南取得較好的結果。

明代後期旅行家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說：「採礦事惟滇為善。……他省之礦，所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滇中之礦，所謂『積兔在市，過者不顧』也」。明末大科學家宋應星在《天工開物》對全國的銀礦介紹如下：「凡銀中國所出，浙江、福建舊有坑場，國初或采或閉。江西饒、信、瑞三郡有坑從未開。湖廣則出辰州，貴州則出銅仁，河南則宜陽趙保山、永寧秋樹坡、盧氏高嘴兒、嵩縣馬槽山，與四川會川密勒山、甘肅大黃山等，皆稱美礦。，皆稱美礦，然生氣有限，每逢開釆，數不足，則括派以賠償；法不嚴，則竊爭而釀亂。故禁戒不得不苟。燕、齊諸道，則地氣寒而石骨薄，不產金、銀」 ；「然合八省所生，不敵雲南之半。故開礦煎銀，惟滇中可行也。凡雲南銀礦：楚雄、永昌、大理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鎮源又次之」。由於雲南是全國最大的白銀產地，手裡握有大量「硬通貨」，當然也擁有相當大的經濟實力。除了銀礦，雲南還擁有全國最大的銅礦，並且是全國林業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不過雲南銅礦和林業資源的開發，要到清代才大規模進行，這是後話。

正因如此，明朝寧可放棄在宋代以前一千年中一直是中國中央王朝直接統治的一個行政區、到了明朝又已佔領二十多年的安南，也不願放棄元代以前長期獨立的雲南，儘管雲南的居民絕大多數並非漢人。

雲南還具有特殊的地緣戰略地位。雲南陸路與越南、寮國、緬甸接壤，處於中國通過陸路進入南海——太平洋和孟加拉灣——印度洋的兩大重要戰略通道上，即是中國與中南半島陸地貿易的通道。由於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緣優勢，早在西漢時期，雲南就與南亞、東南亞發生過密切的經濟聯繫。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正在西域進行鑿空之旅的大漢使者張騫竟然在大夏國（今阿富汗北部地區）發現了來自我國西南地區的邛竹杖、蜀布，就已感覺到中國的西南必有一條通往印度的道路，於是這條道路就這樣發現了。後世學者稱之為「南方絲綢之路」。

張騫回國後建議漢武帝打通通往西南地區的西南夷道，武帝採納了他的建議，因而使得一條從成都，經過雲南，在到達印度的官方南方貿易通道正式開通。由於道路的開闢，沿途的貿易也開始興盛起來。因此我們可以說，整個古代時期的雲南是在用「兩條腿」在運轉：一條是通往內地的國家向心力和經濟發展之路；另一條便是與東南亞和南亞之間充滿文化和經濟交流的國際通道。同時，雲南地處高原，易守難攻，進可攻，退可守，周邊有機可乘時則可憑藉自身武力，居高臨下，向外出擊，攻城略地，稱霸一方。不僅南詔、大理如此，就是到了近代，滇系軍閥猶能以一省之力，稱雄於中國南部數十年，以致滇軍首領唐繼堯自稱「東大陸主人」。

此外，雖然漢人在明代雲南是「少數民族」，但是在政治、經濟方面卻居於統治地位。由於各方面的原因，雲南漢人對朝廷表現出罕見的忠誠。當永曆朝廷最後從雲南逃往緬甸時，出發時竟有數十萬人哭泣隨行，拖家帶口的官兵和士紳日行僅30里。這種忠誠，也是在其他地方難以見到的。

因此，上述情況使得雲南成為永曆政權流亡的最佳選擇。我認為李定國之所以選擇雲南為永曆政權的流亡目的地，正是考慮到了這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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