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表演：西漢儒學制度化的必然悲劇
武帝初即位，即接受了儒生們向他提出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建議。但是，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上，武帝奉行的卻是法家的學說。他窮兵黷武，征匈奴，通西域，平定越人，滅衛氏朝鮮，通西南夷，耗盡了西漢的國力。他下令實行「告緡」，把那些為逃避徵稅而隱瞞財產的人搞得傾家蕩產。他對鹽、鐵等人民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和商業實行官營，使工商業利潤都流入國庫。他還以嚴刑峻法，實行恐怖政治。這種治國政策和治國理論上的矛盾，終於在西漢的官僚階層中，造成了一批將儒學作為「緣飾」之具的人物。
酷吏好談儒學
武帝時的公孫弘，因以儒學「對策」，而受到武帝的欣賞，從此平步青雲。公孫弘是吏員出身，對於如何處理公務，是非常在行的，史書上說他「習文法吏事」。但明明是按通常的程序和原則處理公務，他總是要引用儒家經典為依據，以迎合武帝空談儒學的嗜好。公孫弘對武帝窮奢極欲的性格看得很透。他宣稱做皇帝的人患在「不廣大」，以迎合武帝的好大喜功。他還很會為同僚設陷阱。明明與大臣約好了一起向武帝進諫，到時候卻一切迎合武帝旨意。
身為宰相的公孫弘自奉儉節，吃得很一般，蓋的是布被，俸祿都分給故人賓客，家無餘財。汲黯指責他的這種節儉是沽名釣譽。公孫弘也不否認，承認自己是有沽名釣譽的毛病。武帝也不追究，反而很欣賞公孫弘面對指責時所表現出來的儒者謙讓之風。
其實，公孫弘是個「外寬內忌」的人物。凡是與他有過節的人，他表面上對人家很和氣，暗地裡卻尋機加害。董仲舒對公孫弘阿諛奉迎的腔調很鄙視。武帝的兄長膠西王性格暴戾，朝廷任命的幾任膠西相都被他殺害了。公孫弘就建議武帝任命董仲舒為膠西相，也想借膠西王之手把董仲舒殺掉。他甚至還建議武帝把汲黯派到貴人、宗室聚居、素號「難治」的京畿右內史界任長官，希望汲黯去得罪那些權貴，引來殺身之禍。
酷吏張湯為人剛狠忌刻。由於善於迎合，張湯從一個刀筆吏，一直做到廷尉。他判案，總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重判輕判都事先窺得武帝的心思。武帝提倡儒學，張湯審理重大案件，總是想盡辦法使自己的判決符合儒家的教義。他甚至請來研習儒學的博士，為他的判決引經據典。他用人多以嚴酷殘刻之輩為爪牙，卻又喜歡結交儒生。廷尉府判決的案子，武帝認為好的，張湯總是說手下某某人建議如何，才使案子這樣判了。如果案子判得有問題，武帝不滿意，張湯就說是自己沒有採用手下某某人的建議，把案子辦壞了。他這樣推功於人，諉過於己，就是要讓武帝覺得他為人寬大忠厚，有儒者氣象。
對於自己的善於迎合，張湯非常得意。博士狄山反對武帝征匈奴，張湯忍不住嘲笑他是「愚儒，無知」。氣得狄山說自己確是「愚忠」，而張湯則是「詐忠」。即貌似忠，而心懷詭詐。但是，張湯為官廉潔。他後來被人誣告利用事先知道朝廷財政機密，與手下在市場上投機，賺取暴利。但張湯被迫自殺死後，查他的家產，不過值五百金。
汲黯曾經當面批評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這是武帝的品格，其實也是那個時代的官場品格。公孫弘和張湯為人處世，正是當時官場品格的寫照。司馬遷說，自從公孫弘以儒學為丞相封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向）風」。嗣後，以儒學為丞相者，無不是「持祿保位」的「阿諛」之徒。而且，這些人都貪圖財利和享受，遠不如公孫弘和張湯節儉廉潔。
大儒官運亨通
元帝時的匡衡，以研習《詩經》而為大儒。元帝即位後，匡衡官運亨通，一直做到丞相。匡衡正面的話講得很多，凡論及治國的大道理，他都依據儒家經義而高談闊論。但對於權勢，匡衡是極其諂媚的。
宦官中書令石顯深得元帝寵幸，匡衡對他從來都是惟命是從，「不敢失其意」。元帝死，成帝即位。匡衡見石顯大勢已去，與大臣一起上書，曆數石顯及其黨羽「舊惡」。但一個叫王尊的大臣，立即上書彈劾匡衡等人，說他們身為大臣，曾幾何時明知石顯等人的罪行，卻一味曲意迎合；現在不僅不能檢討自己的不忠，還要宣揚先帝任用那些傾覆小人的過錯，有失做臣子的基本操守。匡衡見狀，則以退為進，交還相侯印綬，再三請求回鄉養老。成帝對匡衡則始終慰留；連他的兩個兒子犯法，仍讓他穩坐相位。
成帝是個非常荒淫的皇帝，匡衡從來不予規勸。成帝也一味護著他的這位老師，準備以高官厚祿供其終老。後來法司揭露匡衡曾唆使親信篡改計簿，將四百餘頃田畝劃入自己的封地，追討租谷一千餘石。這一次，匡衡終於被免職為民。想當初，元帝即位，匡衡即上書，說貪財賤義，喜好聲色，崇尚奢侈，以至於不顧廉恥，放縱邪念，已成為天下風氣；人們為利益所驅使，連最基本的綱紀人倫都不顧了。他建議元帝以身作則，弘揚道德於京師，使天下起而效法，達到「大變其俗」。他說得是那樣的振振有辭，背地裡卻干出這種「專地盜土」的勾當，可見他自己就是那種「貪財賤義」之人。
成帝時的張禹，也是成帝為太子時的老師。張禹擅長講《易》和《論語》，他的人生態度則是謹慎與享樂。他還非常富有，在涇渭流域有四百餘頃膏腴田產。他的生活非常奢侈。做丞相時在相府的後院養了許多樂人。性情投合的學生來了，便與他到相府後堂飲酒。有婦人陪伴，有樂人演奏，盡興而歸。
漢朝的問題很多。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貧富懸殊。董仲舒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再就是地方官普遍作姦犯科，與豪強勾結，為霸一方。而朝廷之上，則外戚專權政，權位日隆。但是，對這些問題，以儒學為官者，絕大多數都不敢正視，而為虎作倀者更不在少數。漢宣帝曾就此說道：「俗儒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對實際，而一味地是古非今，惑於名實，不懂得什麼才是必須遵循的根本，哪裡能派得上用場。」
然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畢竟使儒學處於獨尊的地位。從那時起，西漢的讀書人，便於儒學的「祿利之路」上一路狂奔不止；說一套做一套成為時代風氣。宣帝時的陳萬年，為人謙讓平和，表面上私德不錯，卻不惜傾家賄賂外戚，而且很懂得怎樣討好人和討好誰。他官至御史大夫，臨死前把他的兒子叫到跟前，大加「教戒」。他的兒子聽得不耐煩，說：「您說的我都聽懂了，主要就是要我知道怎樣獻媚奉承。」
楷模篡奪皇位
就是在這樣的官場風氣中，最後篡奪了西漢皇位的王莽彷彿是如魚得水。王莽是媚天下之人，是那種把天下公認的美德都集於一身的道德楷模。
他的孝悌忠信、勤謹恭敬、廉潔節儉和樂善好施，都是切切實實地做出來的。更何況他還博學好儒，舉手投足儼然儒者風範。他官做得越大，對自己的約束越嚴，待人也越謙卑。而深厚的家族背景和難得的「孤貧」身世，更使他得天獨厚。在一個講究勢力的時代，他恰恰來自最有勢力的家族。在一個講究道德的時代，他個人所具有的種種美德，以及「孤貧」的身世，都使他區別於家族中的那些紈絝子弟，因而備受道德上的讚揚。
不過，也有跡象表明王莽的確很虛偽。他為自己買了侍婢，被人知道了，即說這個侍婢能生兒子，他是為尚無子嗣的後將軍朱子元買的。身為大司馬，王莽的妻子穿的長裙只遮到膝蓋，被人誤認為是他家的僮僕。而當時一般人家，婦女都是長裙曳地的。當年公孫弘身為丞相封侯，卻蓋著布被，就被汲黯指斥為沽名釣譽，自己也不敢否認。如今，卻不再有人用同樣的言辭來指斥王莽。在一路由「安漢公」而「假皇帝」，由「假皇帝」而「真皇帝」的過程中，王莽的一切，都被賦予一種道德色彩。
在終於登上皇位的那一天，王莽親自攙著漢朝最後一位皇太子唏噓流淚，說周公輔政，最終把天子的權力歸還給成王；而自己卻迫於「天命」，不敢不取而代之。他哀嘆了很久，才讓人將皇太子抱下殿，向自己稱臣，封為定安公。滿朝公卿大臣，沒有人對王莽這種虛偽的表演表示厭惡。
漢初，一切「無為」，而疏於制度的建立。武帝急功近利，凡事皆以政令推行之，而不能在制度上作長遠的規劃。
董仲舒曾以批評秦政為名，建議武帝不要像孔子所批評的那樣，「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其言下之意，就是要武帝「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禮」就是制度；「齊之以禮」，就是用制度來規劃國家；而制度的精神，應該是「德」，即儒家所講的仁義。
換言之，教化須合乎於制度，才是「導之以德」。凡事都以政令推行之，而輔之以嚴刑峻法，就是「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故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雖也可以稱之為「導之以德」，卻與「導之以政」的治國政策懸隔，不過是空言教化，即「離生活而言教化」（呂思勉先生語）。
在這種情況下，虛偽，以及對於虛偽的容忍和欣賞，反而成為那個時代官場道德的一部分。西漢之被篡奪，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悲劇的釀成，則由空言教化所造成的虛偽，以及對虛偽的容忍與欣賞，在其中起著發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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