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羅爾綱的師生情緣
編者按
1997年的今天，一代史學大師羅爾綱在北京逝世。羅爾綱是著名歷史學家、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在羅爾綱的師友中，對他影響最大的當屬胡適，可以說胡適於羅爾綱亦師亦友，然而1948年胡適赴美，師生從此天各一方。今日特選本文，以饗讀者。
*晚年的羅爾綱
一
羅爾綱是當代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名家之一，自一九三七年出版《太平天國史綱》以來，在這個領域裡一直享有崇高的名聲。例如，顧頡剛總結中國近代的史學研究著述成果，在檢討太平天國史的部份，即說此書剪裁得當，為簡單而扼要的一部太平天國全史；費正清（J. K. Fairbank）等人主編的《劍橋中國史·晚清篇》（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一書，在關於太平天國史單元的〈推薦書目〉（Suggested Readings）里，也評譽此書是通論專書里最好的一種。向來被羅爾綱以師禮事之的胡適，收到他贈送的此書，閱讀一過，儘管認為《太平天國史綱》這部書「敘事很簡潔，是一部很可讀的小史」；但是對於這部書里的若干論斷，他的評判卻很嚴厲。
例如，羅爾綱認為，太平天國的種種改革，「都給後來的辛亥革命時代，以至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運動，以深重的影響」，像是「施行太平天曆，剷除宜忌吉凶的迷信，提倡通俗文字，主張刪浮文而用質言，去古典而貴明曉，標出『文以紀實，言貴從心』的文學革命的理論，是對風俗思想的革命」。對於這般的論斷，胡適甚不以為然。他對羅爾綱說：
做書不可學時髦。此書的毛病在於不免時髦。……我們直到近幾年史料發現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國時代有一些社會改革。當初誰也不知道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響呢？
他又說：
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中國近代自經太平天國之亂，幾十年來不曾恢復元氣，你卻沒有寫。做歷史家不應有主觀，須要把事實的真相全盤托出來，如果忽略了一邊，那便是片面的記載了。這是不對的。你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受了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的影響，我還不曾讀過太平天國的白話文哩。
對於胡適的批評，當時羅爾綱的態度，是謹領受教的，甚至反省說道：
適之師的話，叫我毛骨悚然……我這部小書不正成為「教人革命」的宣傳品了嗎！至於太平天國提倡通俗文學一事，我可以說太平天國曾有此種提倡，但卻不能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受了他的影響而來。我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也就是違犯了適之師平日教我們「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說三分話」的教訓。
然而，羅爾綱敬領「師教」是一回事，他本人的歷史撰述卻能否力行「師教」，卻又是另一回事。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之後，胡適與羅爾綱分道揚鑣，前者先在美洲大陸上流寓異鄉，再抵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羅爾綱則在廣西貴縣江邊「淌下了熱淚」迎接人民解放軍的到來，隨後，他進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一九五四年調同院近代史研究所。分處不同的環境，師生間的「思想」距離，亦更形遙遠了。只是，兩人之間的情誼，應該還埋藏在彼此的心靈深處，等待著適當的機會表白宣洩。
二
羅爾綱一九〇一年一月九日生於廣西貴縣，一九三〇年自上海中國公學中國文學系畢業。當時的中國公學校長正是胡適，這也是促成羅爾綱與胡適結緣的開始。然而，在此之前，他對胡適之名就已然有一定的熟悉度了。
*時任中國公學校長鬍適（右二）與學校董事會成員合影
因為，在進入中國公學之前，羅爾綱即曾捲入一九二〇年代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濤里。他回憶自己的中學歲月時說，自一九二二年初夏他就讀的貴縣中學由陳如心（勉恕）擔任校長之後，該校就立即成為「宣傳五四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反對貴縣封建勢力的堡壘」，羅爾綱也捲入了這股新思潮激蕩著舊勢力的風暴之中。在校期間，學校上演過一部由胡適編的反對封建婚姻，提倡男女自願結合的喜劇《終身大事》，他在劇里也軋上一角，男扮女妝，反串飾演田太太。由此可知他對胡適之名應該有一定的認識。後來他在寫給胡適自剖心路歷程的信里說：
在民國十二、三年的時候，正是兩廣黨化初次升騰的時代，那時候青年人最時髦的口號是「放落書包，到民間去」！我那時適從上海高中畢業回里省親，看見滿街的標語口號，好似到了一個新奇的世界……在那個半年中，我就給人拉了鼻子走做了許多胡塗的事。
例如，他參加貴縣領導青年運動的組織「微熹青年社」，下鄉進行反帝反軍閥的宣傳。足足「胡鬧了半年」，受到父親羅潤亭的痛責之後，羅爾綱這才又到上海念大學，但卻選擇了「以宣傳為目的的上海大學」，進入社會學系。上海大學當時是所「進步青年」麇集的學校，共產主義思潮澎湃。然而羅爾綱自述說，他並未受到這個學校的壞處的影響，反到是受到鄭振鐸等比較好的師長的教訓，天天跑到圖書館看書。在上海大學待了兩年，以婚姻之故而離校，沒想到婚後上海大學就被國府查封了。在「清黨」風潮里，羅爾綱的父親亦受波及，身心受到重重刺激的羅爾綱，竟得了重性神經衰弱症。雖經親人的鼓舞，卻始終無法振作起來。一直要到看見中國公學刊登在《申報》的招生廣告，廣告上校長鬍適的名字，竟成了他「迷途的明燈」，仰慕著胡適道德學問的他，於是不顧所有朋友的勸阻，在一九二八年轉學到中國公學去。
在中國公學就學的羅爾綱，以為「這所大學，寧靜得猶如我國古代的書院」，學生能專心向學。他認為，這是胡適治校頗得其法的結果。他也選修了胡適開的大班課程：《中國文化史》，每周一早上在禮堂上課；一九二九年，還以成績名列全校前五名，得到了校內的獎學金，而為胡適所知。羅爾綱說，在中國公學環境的熏陶與胡適的栽培下，「一個行屍走肉的青年」，居然「復活起來」，決意獻身學術。到了一九三〇年五月初，即將畢業的前夕，他更決定「畢生獻身於歷史」，以研究史學為志業，也驚覺「無家可歸」，便寫了一封信給胡適，要求幫助，讓他有機會「在國內的歷史研究院或者大圖書館中『半工半讀』」。胡適的回信說道：「此間並無歷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又遠在北京。大圖書館此間亦甚少」，言下之意，他的志願想要實現，恐怕有些困難；但他問羅爾綱：「你每月需要多少錢？期望多少？」意欲為之籌謀。羅爾綱閱信後大喜，覆函答謝說：「莫說北京不曾見其遠，為了研究學問，就是北冰洋也有勇氣去干」。只是，他也知道北京不見得去得成，「如果北京方面事情不確定的，寧請校長為學生在上海方面設法找事做」，只要「不致於與學問脫離關係的地方都很願意」，仍請胡適伸出援手。胡適接到這封來書後，乃決定邀請羅爾綱來自己家裡工作，這真是讓他喜出望外的消息，特地以挂號信回復感謝胡適的好意：
學生能夠到校長的家去，在一個偉大的靈魂庇蔭與指導之下去工作念書，實在做夢也沒有想到。……學生是個立志向上的人，到校長家去，是要竭盡自己的所能，謹謹慎慎地跟著校長走，如果校長以為學生是尚可以栽培的教訓的，學生實願畢生服侍校長，就是到天涯海角也去。……
胡適為什麼會邀羅爾綱到他家中工作呢？據他晚年給吳相湘的信里做出的解釋，他認為羅爾綱「天資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責，所以我總想管住他一點」。除了這條資料之外，我們並不清楚胡適的原始用心究竟何在。獲悉胡適厚意「狂喜無既」的羅爾綱，遂於一九三〇年的六月，搬進了位於滬西極司斐爾路的胡家。
三
羅爾綱進入胡家後擔任的工作，據他的自述，除了每天幫助胡適的兩個兒子胡祖望、思杜讀書之外，最主要的工作，是鈔錄整理胡適父親胡傳的遺稿，翌年三月鈔錄工作完成。曾將其中關於胡傳於光緒十三年遊歷瓊州、黎峒行程的日記一卷鈔登一過，投刊《禹貢》二卷一期。在這段期間，胡適於1930年11月28日舉家搬離上海，遷居北京，羅爾綱亦幫忙協助胡宅搬遷整理的工作。而後，為考證《醒世姻緣》一書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齡，羅爾綱又協助胡適進行校勘《聊齋全集》各種版本的工作，至一九三一年秋完成。
就在這一年的四、五月時分，羅爾綱的父親寫信給他，以家庭經濟略有困難等因素，要他返鄉工作。因為羅爾綱在胡家，費用概由家裡提供，而且他幫胡適工作，辭謝酬勞。但是羅爾綱沒有答應父親的要求，拒絕返鄉。到了秋天，因嗣母生病，家裡再度來信，仍要他回家，於是他始決意返家省親。在辭行之前，他寫了一封長達15頁的信放在胡適的書桌上，明白敘述了自己身受胡適師教前後的變化情況，孺慕之情，明顯可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羅爾綱回到家鄉，「除侍奉高堂之外」，起初無所事事，只期待來春再回胡府。他勤於寫信給胡適請安問好，還寄贈一箱臘肉到北平去。他本來計畫在一九三二年「舊曆正月十五後」啟程，胡適也願意他重來北京，還想要寄旅費給他。可惜因為戰爭與家庭的關係，阻擋了羅爾綱實現願望的機會，他只好在縣立貴縣初級中學擔任國文教員兼班主任，教「兩班國語，四班歷史，每周二十一小時，每天忙得很」。他自稱，回想起尚未進入中國公學的時候，成了「活工具、活招牌」，「被拉去喊口號，貼標語，在大會的群眾面前癲狗似的狂吠」，「簡直比一個盲目的屎蛆還不如，實在就是一隻狂暴的野獸」，深感「鐫心似的痛苦」，所以他在教書的時候，要「現身說法，去警戒那些後起的少年們」；他在教學時，更本著胡適的思想態度指導學生；但是教學工作繁忙，無法治學，只以準備教學內容時，做了兩篇小小的考證文章。他不僅把這兩篇文章寄給胡適，請他指正，還幫他留心考證《醒世姻緣》作者西周生確切身份與生平的資料，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與《官場現形記》二書作者生平的材料。然而，羅爾綱希望能繼續到北平隨侍胡適之心，卻未曾稍減，屢屢表露在寫給胡適的信里。
他的心愿，直至一九三四年方始實現，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晨五點，羅爾綱終於重返北平，再入胡府。這回，胡適沒有給羅爾綱固定的工作，只教他自己看書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圖書館看書。不過，胡適偶爾也會吩咐羅爾綱幫他做些文書工作。例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五日，胡適應林行規之邀游秀峰山，羅爾綱亦共行，胡適憶起前年與丁文江共游同地，各皆成詩，遂囑羅爾綱抄錄一份。
*胡適躺在沙發上讀書
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羅爾綱正式展開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學術歷程。
四
當羅爾綱進行太平天國史研究小有所成之際，他在這個領域裡卻一度彷徨無已。他回憶說，在二進胡宅之後，胡適沒有給他一個固定的工作，他不願不勞而坐受胡家的款待，所以要求胡適幫忙介紹一份工作。胡適先要他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擔任文書，甚至對羅爾綱說，若他願進清華大學讀英文，胡適願意每月送他一百元。羅爾綱的志願卻是想到研究單位做事，所以拒絕了這份工作，也婉拒他的好意。於是胡適再要他到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室當助理，整理金石拓本，羅爾綱以為這是一件研究的工作，所以答應了。也就因為即將擔任的是整理金石文字的工作，羅爾綱決意擱下太平天國史的探究，一意在新崗位上下工夫。而後，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因為妻小來到北平，他就搬出了胡家，在外賃屋。但因為與妻小同居，北大的薪水入不敷出，經濟上發生困難，他只好重拾起研究太平天國的工作，靠賣稿增加收入，以維家計。
恰以來到北平之後沒多久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羅爾綱被吳晗拉去參加由一群年輕的史學工作者，如湯象龍、谷霽光、梁方仲等人組成的史學研究會。這個小團體得到了主編天津《益世報·史學》與南京《中央日報·史學》的機會，於是，羅爾綱得以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文章，換取稿費；一班好友如吳晗，又常幫他跑腿送稿，乃至預約稿費，解決他的生活問題。甚至於當羅爾綱完成〈洪大全考〉一文後，估計可得一百多元的稿費，幾乎等於他兩個月的薪資，吳晗幫他送交《燕京學報》，沒想到因羅爾綱此文駁斥了俞大綱以洪大全確有其人的講法，該刊編輯以俞氏為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小舅子，怕得罪傅斯年而拒刊，吳晗跑去鬧了一場，仍無法刊出，吳晗遂轉交清大新刊的《社會科學》，這才順利刊出。至於《太平天國史綱》一書同樣也是在經濟的壓力下，於一九三五年底至翌年春，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完成的作品。
在羅爾綱坐困愁城，發生經濟危機得賣稿維生的時候，因為他不願開口求援，胡適完全不知道這檔子事。但是稿子寫多了，終不免給胡適看到了，竟受到嚴厲的譴責。
羅爾綱自述，自一九三五年春到翌年夏天，他寫了近四十萬字，除了太平天國史的文章之外，還有其它主題的文章。例如，他曾幫胡適進行校勘蒲松齡《聊齋文集》各種版本的工作，對這部書還算熟悉，就寫了一篇〈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說《聊齋文集》各文「只有〈述劉氏行實〉一文是篇好文章」；胡適看到之後，訓了他一頓，認為他對《聊齋文集》的概括之論要不得，太過武斷，因為「〈述劉氏行實〉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裡面好的文章還有不少哩」。後來，羅爾綱接受了胡適的教訓，改正了這段議論。他的另一篇文章：〈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引伸管同、郭嵩燾的議論，大做文章。這篇文章給胡適看到之後，又寫信痛責羅爾綱一頓。胡適認為：
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燾諸人可以隨口亂道，他們是舊式文人，可以「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一類的胡說。我們做新式史學的人，切不可這樣胡亂作概括論斷。西漢務利，有何根據？東漢務名，有何根據？前人但見東漢有黨錮清議等風氣，就妄下斷語以為東漢重氣節。然賣官鬻爵之制，東漢何嘗沒有？「銅臭」故事豈就忘之？……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的概論也。
相對於這般嚴厲的批評口氣，胡適對羅爾綱以筆名「幼梧」寫的〈金石唐碑粹編補訂偶記〉一文卻頗致勉勵之意，以為「此種文字可以做，作此種文字就是訓練」。
從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學觀點來說，羅爾綱既不能證明清代士大夫「好利」而不好名甚之歷代，也不能證明清代所有或多數士大夫都「好利」而不「好名」，甚至也無法建立「好利」、「好名」的嚴格標準，而各代士大夫或有「好名」者，亦或有「好利」者，所以，放言高論「清代士大夫好利」，在胡適看來當然是個不能成立的題目。惟在《太平天國史綱》一書里敘述太平天國起事的政治背景時，羅爾綱分析說：「清代風氣，士大夫公然言利，不以貪污為可恥。這種風氣的由來，有三個主要的原因：一、由於朝廷的提倡；二、由於賣官鬻爵；三、由於清初酬勞功臣的分贓制度」，這段話與〈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一文完全一致；胡適後來批評此書里有為他所責怪的「明人好名，清人好利」的議論，當是指此一段而論的。既批評〈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羅爾綱此書的其它論斷受胡適之斥責，其來有自。
反之，〈金石唐碑粹編補訂偶記〉一文，則是羅爾綱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整理金石拓本，依據更精審的拓本原樣，考對前人的題跋文字，釋證其中正誤而寫成的。用胡適的話來說，這種文章就是以「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方法與態度寫成的。相較之下，胡適鼓勵羅爾綱寫〈金石唐碑粹編補訂偶記〉這樣的文章，與他的方法論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羅爾綱並未遵從胡適的勉勵，成為金石學專家；反而，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研治太平天國史或清代軍制史的幾部重要著作，在在皆顯示出他和胡適考證之學漸行漸遠的態勢。他的論點與關懷的層面，研討的主要取向，同胡適完全兩樣。在《太平天國史綱》一書里，有不少胡適視為片面之見的論斷，也有不符合「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論點。至於羅爾綱本人雖自稱《湘軍新志》及《綠營兵志》這兩部書之實質，無異於兩篇考證，是對「湘軍以前，兵為國有；湘軍以後，兵為將有」這一個假設「進行正反兩面的求證」，和胡適的考證文章，在題材處理的形式上彷若相當一致，但其論證之實質，以胡適慣用的內證方式，或是假借校勘之學以為論證之資，卻是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的。胡適對於應如何研討晚清兵制的意見，更未表現在《湘軍新志》及《綠營兵志》二書里。整體來說，羅爾綱的這幾部論著，都充分地表現他在重建史實，分析史事時，相當重視政治／社會／經濟等層面的相互作用及與歷史態勢發展之關聯何在的用心，這正是胡適向未措意之處，亦非胡適之考證學所能處理的問題，更可以說是胡適治學最大的闕限所在。治學之途始自胡適之門的羅爾綱，他的這幾部論著在在皆顯示自己的治學方向，已同恩師道分南北了。
五
胡適與羅爾綱之治學方向雖已頗相徑庭，而在一九四九年，至少在一九四八年秋以前，胡適與羅爾綱的師生之誼仍甚佳。為師的胡適仍相當關心羅爾綱的一切；羅爾綱則對胡適執弟子禮甚恭，不論是問學就業，不時請益。
羅爾綱在北大任職，久未升遷，朋友都甚感不平，就幫他另謀門路。約在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蔣廷黻離開清華大學，南下任官，原由他任教的《中國近代史》課程，吳晗推薦羅爾綱去接。但是胡適卻不同意。胡適此舉，惹火了羅爾綱的一群年輕朋友。除了幫他再想辦法，另闢門路之外，甚至竟不准他像往常一樣，每周日到胡家走動向胡適夫婦問安道好。如谷霽光介紹他到南開大學任教，湯象龍則推薦他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而要到兩個單位都答應聘請他去工作之後，才讓他到胡家向胡適報告。
不論哪個單位邀約羅爾綱去工作，胡適都一樣不以為然。在胡適看來，他不同意羅爾綱到清華教書的主要理由有兩點：《中國近代史》這門課的範圍很廣，羅爾綱只對太平天國史有專門的研究，如何能教？況且蔣廷黻是名教授，羅爾綱初執教鞭，如何接得下他的課？胡適又以為，不論到南開大學或中研院，羅爾綱恐怕也難得到賞識，不如還是留在北大好。羅爾綱接受了他的勸告。後來，身為北大文學院長兼文科研究所所長的胡適決定，升羅爾綱當助教，加薪二十元，並同意他接受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津貼，研究清代軍制。
未幾，中日戰起，胡適受命使美；羅爾綱於北平淪陷後，得到胡適夫人江冬秀借給南下旅費，始得南歸，並經湯象龍之介，正式離開北大，進入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史組任職。師生一別，竟至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始有緣再見。其間人世變化雖眾，二人師弟之誼仍篤。
戰時飄泊轉徙於西南的羅爾綱，始終惦記著遠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適。自己的著作《湘軍新志》方甫出版，便寄呈遠在美國的胡適教正，自稱這部書與《太平天國史綱》「殊不可同日而語」；寫成於戰爭期間的《師門辱教記》（後由胡適易名為《師門五年記》）一書，即是羅爾綱感念師誼而寫成的一本小冊子，全書充滿了他對胡適的感謝之意。
*《師門辱教記》（又名為《師門五年記》）
到了戰後，羅爾綱面對自己的出處，不時向胡適求援，也得到老師的善意響應。方胡適受命為北京大學校長，羅爾綱得到消息，即致函胡適表示欲離開中研院，重返北大；他並函傅斯年，得傅允代向胡適說情。蓋他自覺在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當推薦人湯象龍離開後，「人事頓覺麻煩」，故以南昌中正大學歷史系主任谷霽光約聘羅爾綱至該校任教，他便先打算應聘，然此一決定與可能有機會回北大之間，該如何選擇？他即徵求胡適的意見。後來他接受胡適的意見，未至該校任教，把寄來的旅費和薪水都退了回去，繼續留在複員到南京的中研院。可是，「南京居，大不易」，經濟因素與家累問題，使羅爾綱想到香港大學或嶺南大學任教，故當陳序經出長嶺南大學，羅爾綱便請胡適推薦，也得到允諾。可惜，一番陰錯陽差，這件事竟未能成功。後來羅爾綱終於應聘為南京中央大學兼任教授，講授《太平天國史研究》課程，他即向胡適報告此事，也將自己的授課計劃呈請胡適指教，更向他報告任教後的上課情況與心得。
這時的胡適，除了指點協助羅爾綱的進退出處之外，也不忘彼此情誼。如羅爾綱身染瘧疾的老毛病，胡適即修書南京中央醫院院長請為治療；南下時分，如機緣合宜，也願與老學生暢談闊論，如他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晨抵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即於翌日與羅爾綱見面，兩人竟談了一個多小時，讓羅爾綱深感機緣難得，「春風桃李，說不盡的依慕」。這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此後便各路分東西，不復參商了。
有趣的是，羅爾綱從來不曾意識到自己的治學方向與成果表現，同胡適已然有相當大的差異，還不斷地把胡適的考證學當成治學南針，甚至發願說要寫一部《胡適之先生考證學》，以展現胡適的考證學「融通中西之長，而獨創典範，乃萬世不朽的準則」。他向胡適報告計劃在講授《太平天國史研究》課程的同時，撰寫一部《太平天國史考證學》，也說自己的考證學方法完全得力於胡適的師教，所以送請胡適指正。胡適對他的計劃有什麼樣的意見，文獻難征，不得而知。但是，胡適對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工作，恐怕無法再提供正面的意見，卻是相當明顯的。畢竟，治學方向的歧異，不是靠師生情誼便可彌補的。
六
一九四九年之後，滯留於中國大陸的羅爾綱，對自己前此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取向，有著相當強烈的自我批判。特別是對採取胡適式的考證學方法進行考證、研究他稱之為「舊考據方法」以及在經過思想改造後，懂得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進行考證他稱之為「新考據方法」兩者之間，對考據史料真偽，有何等的差異，對辨正史事真偽，有何不同，他都以相當犀利的文字提出了自我批評。
所以，當年胡適批評《太平天國史綱》專表揚太平天國，卻沒有寫出太平天國對中國的影響，是帶有主觀意見而不夠客觀，未能全盤道出事實真相的作法，羅爾綱本是謹領受教的，此際則轉口說依據胡適強調的客觀立場寫作，是中了他的「毒」，是不站在階級鬥爭的觀點寫歷史；早先寫《湘軍新志》時，自以為站在客觀立場，後來才知道，因為沒有「階級觀點」，此書其實是為「地主階級曾國藩」辯護而不自知；在《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稿本里，羅爾綱以六項因素分析太平天國革命的原因，於檢討時，則自我批評說不懂得「階級鬥爭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決定原因」的道理，所以不能全面地、聯繫地探討促成太平天國革命的決定性原因，以致見樹不見林；考證黃畹即是王韜，本是羅爾綱早期在胡適考據學方法影響下完成的重要論著；而至此時，他轉向批判自己早先只能考證黃畹即是王韜，卻不能考斷他上書太平天國軍的原因；要到學習馬克思主義之後，才可以對個中原由提出解釋：論斷王韜上書太平天國的理由在於保護自己的家庭，甚至說他是受了「英國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指使，為了要拖延太平軍進攻上海的時機而假意上書。
這樣的轉變，可以說是相當劇烈的。其間轉變的心路歷程，在私人文獻猶未問世之前，尚難探知；但是，從羅爾綱本人研治太平天國史的過程來看，不論是側重的層面亦或是研討的取向，卻早已超逸胡適治學的范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揚棄胡適式的「舊考據方法」，並不是要到他經過以馬克思主義改造自己的思想才開始的，而是在他早於一九四九年之前陸續發表的論著里便已現端倪。
從一九五四年起，羅爾綱更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與立場，重新改寫、整理自己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舊稿與新撰述的論著，並結集成書，洋洋七巨冊，以做為檢討自己「所用的舊考據方法的局限」與展示如何「從一個舊方法訓練的歷史工作者改造成一個新的科學的歷史工作者」的成果。在他治學取向轉變為奉馬克思主義為宗之後，如何以之作為繼續考證太平天國史其它問題的南針，並具體運用這樣的意識形態撰述太平天國史，更是和胡適全無關聯的歷程了，反倒毋寧是吾人考察當代中國史學研究者，如何由一位一般意義下的史學家，轉變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Marxist historian）的一個絕佳範例。
七
就在羅爾綱繳出自己經過「思想改造」的成果的同時，胡適則正在美國埋頭校注《水經注》，仍在考據之學的園地里繼續他的學術事業。師弟相隔萬里，治學之途早已分道而行，這個時候的差異更為明顯了。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國大陸「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之際，羅爾綱發表了〈兩個人生〉一文，「譴責」自己前半生中了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的毒」，在「解放」之後，經過各種改造，終於掙脫「胡適思想」的桎梏，而告別了「灰冷的、虛無的、無可奈何的人生」，走向另一個「熱愛的、滿懷信心的樂觀的戰鬥人生」。他力圖借著自我批判，呈現出自己在思想改造後如何痛下決心，無論是在政治或學術上，都和胡適一刀兩斷的信念，言語仿若相當激越。在連篇累牘的「批胡」文獻里，較諸其它動輒痛斥胡適為「帝國主義走狗」，冠以「洋奴」、「文化買辦」之銜的文章，羅爾綱的文章在遣字用辭方面，還算客氣，頂多加以「反動」一辭———似乎還顧念著往昔的師生之情，沒有亂戴帽子。
這時候的胡適卻正隔岸冷眼旁觀各方人物包括過去的好友、門生———對他的嚴峻批判。胡適讀了之後，對唐德剛表示，完全不相信羅爾綱會這樣激烈批判他。胡適曾表示，此時大陸知識分子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對於正風潮洶湧的「批胡」行動，胡適的觀點是，老友朱光潛、顧頡剛等人對他的批評，都不是出於他們的自由意志。顯然地，胡適認為，羅爾綱的批判，也不會是自由意志下的產物。彷佛看見自己思想的幽靈，仍在那一片大陸上盤旋不去的胡適，就在這一年，動筆撰寫〈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一文（但未完稿）。胡適很樂觀地估計：當年他參與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或是由他命名為「新思潮運動」，或是名之曰「新文化運動」的運動歷程，所遺留下來的思想遺產，「一個治學運思的方法」，在中國大陸上仍是薪火相傳，不乏後繼之力，對中共的統治還能起抗暴消毒的作用，所以中共得發起這般大規模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來消滅這筆思想遺產。
顯然，胡適對自己一直提倡的思想方法，依舊滿懷信心，認為並不是中共享政治力量所能消滅得了的，這場批判運動，在他看來，不過只是一幕喜劇。羅爾綱的這篇文章，似乎只是這一幕劇中一闕串場用的詠嘆調。
所以，胡適不但不相信羅爾綱會出乎自由意志而批判他，似乎也不能忘懷與羅爾綱的情誼。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他自費重新刊行《師門五年記》一書，送給各方親朋好友。即令他在給吳相湘的信里略曾批評了羅爾綱，說他一直教羅爾綱要以不苟且的態度立身治學，要自覺地監督自己，但他似乎不能做到，因此會有「明人好名，清人務利」這樣浮泛空洞的論議。然而，他也自責說，自己實在太忙，沒有功夫監督他，依舊是情深誼厚之語。直到去世半年多前，他和何勇仁見面，還談到羅爾綱：
何勇仁先生……曾在民十三、四年間在廣西任交涉員，他當時組織了一個學社，以南寧師範學校為中心，給一些有志學生講談「新文化」……何君給我的信上說：「當時有作為的學生……均到上海升學……其中有一個貴縣姓羅的學生，……」。我今天對他說：那個貴縣姓羅的學生，是羅爾綱，毫無可疑（他的原名大概不是爾綱）。我曾見爾綱的自白書，———題作『兩個世界』（？）———他說他曾進上海大學……又曾回到廣西去參加各種「革命」工作。清黨以後他逃到澳門，又逃到上海。那時上海大學已被封閉了，他自己也經過了一種思想上大變化，才「轉」到了中國公學去上學。爾綱的自白書見於《胡適思想批判》的第二輯。今天我同何君長談，很多感慨……。
目前所能看到的胡適的最後一份提及羅爾綱的文獻資料，正是胡適於1961年8月16日寫給何勇仁的信：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遠來看我，得暢談半個上午……那天我們談及貴縣姓羅的學生，大概就是羅爾綱。先生讀了他的「坦白狀」，想必也是這樣猜想罷？
想來當胡適和何勇仁暢談之際，羅爾綱的身影與兩人之間的師生情誼，又浮現在他的腦海里罷！
至於身處中國大陸的羅爾綱，飽經政治風霜，自己更和胡適一樣，成為被公開批判的靶子。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他在回述自己的治學歷程時，卻還不公開地提起胡適的名字，未直接指名道姓提及胡適對自己的幫助，不免令人稍許遺憾。在胡適家裡消磨過一段青年歲月的羅爾綱，即使從來不曾喪失這段生活經驗的記憶，私下也從來不會忘懷於這一段師生情緣；但對於已走入歷史的胡適，在公開回顧自己的歷史的時候，卻彷彿竟被他遺忘了。所幸，大江總是不舍日夜向海奔流的，當胡適這個名字不再是禁忌，在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現實環境里，羅爾綱終於開始公開談起胡適了，他不做任何褒貶，只向讀者敘述了自己與胡適結緣的點點滴滴。不論是在胡適當校長、他當學生的中國公學裡的校園生活，還是胡家搬家的情況，或是他在胡府里親眼觀察到的胡適、江冬秀的夫妻感情，娓娓道來，讀來令人如歷其境。這一段不能再追回了的生活，聯同和胡適的師生情誼，兼及胡適的諄諄師教，都鐫刻在他的記憶深處。他不再忌諱向公眾表白自己是胡適的學生，熱烈地向世人宣告自己身受師教的感念，為這段歲月留下書面回憶，成為他撒手人寰之前的最後一項工作，只可惜，壯志未酬。
綜觀胡適與羅爾綱之間的這一段師生姻緣，在私人的人際關係領域裡，一個是一直盼望學生做出一番事業的老師；一個是恭謹領受師教，念茲在茲，努力以赴但求不違師教的學生。所以，學生寫了在老師看來大有問題的文章，老師毫不客氣的嚴加批評，學生更會將老師的教訓引以為誡；學生在開展自己的事業途里碰上困境，也總是向老師請教，把老師的意見當成引領方向的南針。雖然，末了在現實政治力的作用下，師生的情誼被迫中斷，甚至不免顯示了師生反目的趨向，但是，這段師生佳話，卻不是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殺的。
然而，師生各自開展各有貢獻的學術研究領域，卻有相當大的差異。在初期，老師固然有引路之功與助益之力，學生的治學表現也顯示確實深受師教的影響，文章論證的風格深得師教神蘊；但就當學生自己披荊斬棘，在這方亟待深耕易耨的園地里生產了自己的果實之後，就已超越老師治學的樊籬，在學術上走出自己的路來。此際，老師當能捻須含笑，問學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焉知後之不如己也？雖然，這顯示了老師本人治學領域的局限，畢竟也算得上是一段學術佳話。
*工作中的羅爾綱
但是，政治力量總讓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胡適與羅爾綱師生情誼雖厚，問學之途或有歧異，兩人最後竟也有著不同的政治選擇。胡適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猝死台灣，歸骨於「田橫之島」。羅爾綱在一九五八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歷經政治浩劫，猶能幸免於難，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五日在北京逝世之際，以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一代宗師」身份，為學界同欽共仰。現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建有胡適紀念館，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設有「羅爾綱史學館」。胡、羅師生之名，永為世人同懷長憶；他們的師生姻緣，則早已在歷史上畫下句點。
*本文初撰於1993年夏，是呈繳給劉廣京教授於是年春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開授《晚清史研究》課程的報告。先後經劉廣京教授與業師張忠棟教授指正，刊於《文史哲學報》第42期（台北：台灣大學，1995年3月）。刊出後，曾向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耿雲志教授請益，並請將拙稿代為轉呈時仍健在的羅爾綱教授指教（故本文原刊本篇末寫道：「羅爾綱在一九五八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今耄耋之年矣，據云仍生活在北京，那個他展開學術事業起點的地方」；並註明消息來源是「據中研院近史所呂實強教授面告」），惜未能獲得響應（或是羅爾綱教授根本不曾看過拙稿？不得而詳）。方筆者撰稿之時，所能寓目的材料有限（特別是羅爾綱寫給胡適的信函，斯時猶未完全公開，筆者主要使用收錄於《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版，1983〕里的7封信）。十載寒暑，瞬間即過，現下關於胡適的文獻資料大量出土問世，「胡適研究」的成果更是花開滿園，如羅爾綱寫給胡適的29通信函，均已刊布在耿雲志教授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第41冊），更可補正本文原刊本的闕誤，並為細筆描摹胡、羅的師生情誼，添加素材。至若羅爾綱的《師門五年記》，已與其它回憶胡適的相關文字結為一集：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並有增補本：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與本文題旨相關的研究，筆者寓目所及，至少有以下兩篇文章：李先富，〈試論胡適對羅爾綱史學研究的影響〉，《近代中國》期135（台北：2000年2月），頁6-15；李先富，〈胡適對羅爾綱史學研究的影響〉，《歷史月刊》期148（台北：2000年5月），頁62-67。承李又寧教授雅意，擬重刊此文，隆誼厚愛，莫敢忘懷。筆者不敢悔其少作，惟既已得見新刊文獻，理應自行改錯糾謬，乃依據新見資料詳為修改，更正原刊本的誤失；如得蒙學界先進同好引用，請以本文為準。潘光哲謹志。2003年夏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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