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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在牛津,有了「我們仨」…

楊絳先生走了。


2016年5月25日凌晨,楊絳在北京協和醫院因病逝世,享年105歲。至此,她筆下的「我們仨」悄然謝幕,她和丈夫女兒,在另一個世界團圓了……


1911年7月17日,楊絳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她是中國著名的作家,戲劇家、翻譯家。楊絳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由她翻譯的《唐·吉訶德》被公認為最優秀的翻譯佳作,到2014年已累計發行70多萬冊。她早年創作的劇本《稱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長達六十多年,2014年還在公演。楊絳93歲出版散文隨筆《我們仨》,風靡海內外,再版達一百多萬冊。96歲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102歲出版250萬字的《楊絳文集》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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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曾在文章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多年前,讀到英國傳記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我把它念給鍾書聽,他當即回說,『我和他一樣』,我說,『我也一樣。』」


《聖經》言:「有的時候,人和人的緣分,一面就足夠了。因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

楊絳和錢鍾書的愛情就是這樣。


1932年春,楊絳從東吳大學到燕京大學準備借讀,一天她和同學孫令銜一起到清華大學找人。晚上,孫令銜接楊絳同回燕大,他的表兄陪著一起過來。這位表兄不是別人,正是錢鍾書。孫令銜給兩個人介紹了一下,楊絳對錢鍾書打了招呼便走了。雖然一句對話都沒有,但這次的見面讓彼此難忘。


儘管孫令銜莫名其妙地告訴表兄,楊絳有男朋友,又跟楊絳說,他表兄已訂婚,但錢鍾書還是寫信給楊絳約她相會。見面後,錢鍾書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說:「我也沒有男朋友。」兩人雖然沒有當即互傾愛慕,但從此書信往返,林間漫步,荷塘小憩,開始了他們長達60餘年的愛情生活。

那年在牛津,有了「我們仨」…


相識不到一年,兩人就訂婚了,又過了兩年,就舉行了婚禮。婚後沒有多久,錢鍾書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學獎學金,楊絳毫不猶豫中斷清華學業,夫妻倆就一同遠赴英國牛津大學求學。錢鍾書是庚款生,楊絳是自費生。夫妻倆初次離家遠出,遠離父母和家庭的庇蔭,有點戰戰兢兢的感覺,但好在兩人作伴,可以相依為命。


在楊絳先生的傳記《聽楊絳談往事》中,楊先生回憶說在牛津的第一學年是她最用功讀書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也是她生平最輕鬆快樂的一年。這或許是因為在那裡,兩個人第一次建造了屬於自己的小家,在兩個人快樂的天地里,誕生了他們愛情的結晶,世間從此有了「我們仨」……


牛津在倫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它沒有都市的繁華喧囂,風景幽絕,古樸淡雅,別具一種小城的靜美。


初來乍到,錢鍾書就遭遇「不幸」。據楊絳回憶:「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個門牙。他是一人出門的,下公共汽車未及站穩,車就開了。他臉朝地摔一大跤。那時我們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們夫婦,還有住單身房的兩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訪問的醫學專家。鍾書摔了跤,自己又走回來,用大手絹捂著嘴。手絹上全是鮮血,抖開手絹,落下半枚斷牙,滿口鮮血。我急得不知怎樣能把斷牙續上。幸同寓都是醫生,趕快找牙醫,拔去斷牙,然後再鑲假牙」。古人說大智者愚,可能就是這回事吧。


在牛津大學,錢鍾書進埃克塞特學院攻讀文學學士學位,楊絳本打算進女子學院,但那裡攻讀文學的名額已滿,要入學只能修歷史。楊絳不願意學歷史,又不想離開錢鍾書去其他地方求學,於是決定不入學院,而在牛津大學旁聽幾門文學課程,自修西方文學。

「學期開始後,鍾書領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兩條黑布飄帶。他是我國的庚款公費生,在牛津卻是自費生,自費的男女學生,都穿這種黑布背心。男學生有一隻硬的方頂帽子,但誰都不戴。領獎學金的學生穿長袍。女學生都戴軟的方頂帽子。我看到滿街都是穿學生裝的人,大有失學兒童的自卑感,直羨慕人家有而我無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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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和鍾書在校外租得一間較大的房間,做卧室兼起居室,窗臨花園倒也幽靜。房主姓金,夫妻倆稱其「老金」。老金家提供早餐、午餐、午後茶和晚餐,每日都由老金的妻女收拾。錢鍾書去上課,楊絳無事可干,於是便在牛津琳琅滿目的圖書館裡隨便看書。多年以後,楊絳在《我們仨》中曾這樣寫道:「(牛津大學圖書館)滿室滿架都是文學經典,我正可以從容自在地好好補習。」

鍾書不上課的時候,便和阿季兩人一起上圖書館。阿季作為旁聽生沒有作業,不作論文,不考試,有更多可以自己支配的時間。阿季從沒享受過這等自由,正好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圖書館讀書。


牛津大學總圖書館名Bodleian Library,錢先生譯為「飽蠹樓」,藏書五百萬冊,手稿六萬卷。兩人在這裡埋頭用功,確有點像書蟲那樣飽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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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書的飲食習慣比較保守,英國的乳酪、牛排、濃湯,不合他的胃口和心。老金家的伙食開始還可以,後來越來越糟糕,楊絳擔心丈夫吃不飽,於是便自作主張出去租了房子,自己做飯吃。


搬進新家後有了廚房,他們玩兒著學做飯、炒菜,試做紅燒肉,咸燉鮮,由失敗到成功。阿季「捲袖圍裙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湯。」她把做午飯作為她的專職,鍾書只當助手。自理伙食雖然花費一點心力,也增加不少情趣,特別是鍾書有了中式飲食,吃得飽了,快活得只想淘氣。他趁阿季午睡用濃墨給她開花臉,就是這段時候。


鍾書一向早睡早起,阿季晚睡遲起。住入新居的第一天早晨,從同學那裡剛學會沖茶的鍾書大顯身手,他烤了麵包,熱了牛奶,煮了「五分鐘雞蛋」,沖了又濃又香的紅茶,還有黃油、果醬、蜂蜜,一股腦兒用帶腳的托盤直端到阿季床頭,請她享用早餐。阿季又驚又喜,沒想到「拙手笨腳」的鍾書能做出這麼豐富的早餐!鍾書得到誇獎也很高興,從此兩人的早餐便由鍾書負責製作,這個傳統以後竟持續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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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是個安靜的小城,楊絳和錢鍾書每天都要出去走走,用他們的話說就叫「探險」,因為他們總是找不認識的地方走,期待尋找新的風景。夫妻倆沿著公園、學校、教堂和商鋪慢慢遊逛,看到許多不同類型的房子,猜想著裡面住著什麼樣的人家;他們還經常遇見身材高大的警察,慢吞吞地走來,將一家家的房門推推,看看是否關好,遇到沒有關好的,會溫和地警告一番。城裡的人也都熟悉了這對年輕的中國夫婦,有時郵差在路上遇見他倆,就會把他們的家書交給他們,旁邊的小孩子看見了,也會耐心地等在一邊,很客氣地向他們討要中國郵票。


楊絳渴望有點音樂,鍾書的四言詩有句「欲調無箏,欲撫無琴」;「詠歌不足,絲竹勝肉」……說的阿季心頭痒痒,硬是要求自己的父親把《元曲選》寄到牛津,阿季自己唱唱過癮。她教鍾書唱,他很能學,但他愛插科打諢,一面讀一面自己表演,笑得打跌。


阿季和鍾書在牛津的日子很快活,好像自己打造出了一個天地。


鍾書考試完畢,他們決定趁假期出遊度假,到倫敦、巴黎「探險」去。這是他們自到牛津上學後第一次遠遊。在倫敦。他倆自己四處「探險」:由闊氣的東頭到貧民麇集的西頭,由聖詹姆斯公園到海德公園,從特拉法廣場到舊書店。他們還會見了一些在倫敦的中國同學。


到巴黎,中國同學更多,阿季和鍾書還沒來得及和老同學、朋友們暢快交流,就匆匆一起去瑞士日內瓦參加1936年7月召開的第一屆世界青年大會了。鍾書當代表,是政府當局由國內拍電報來指派的;阿季呢,是經友人介紹而認識的一位在巴黎的中共黨員,邀請她當中共方面的青年代表。他倆隨共產黨的代表一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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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會議結束,在返回牛津的途中,楊絳發現自己懷孕了,她開始「病兒」(無錫話,兒,讀如倪。北方稱「害喜」)。同車廂的加拿大女代表把阿季抱了橫卧她膝上,另一女友來往車廂,用打濕了的大手絹冰阿季的額頭。代表們稱阿季「That Chinese little girl」,對她愛護備至。鍾書和阿季因此覺得加拿大人兼有法國人的熱情和英國人的誠摯。


回到牛津後,他們一起期待新生命的到來。鍾書在學業上潛心研讀,下苦功夫,卻並沒有影響他對懷上孩子的阿季格外關心和體貼。鍾書學做家務,分擔一些勞動之餘,也說點痴話;他對阿季說:「我不要兒子,我要女兒——只要一個,像你的。」


1937年5月,楊絳和錢鍾書的女兒錢瑗出生了。她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個中國嬰兒。由於出生時啼聲洪亮,護士們因此稱她Miss Sing High;阿季後來為女兒譯意為「高歌小姐」,譯音為「星海小姐」。


楊絳生女兒的時候,錢鍾書天天守在她床前,她住院期間,他在家和醫院兩頭跑。他老闖些小禍,不時愁兮兮地告訴楊絳:「我做壞事了。」


他打翻墨水瓶弄髒了房東家的桌布;他把檯燈弄壞了;門軸兩頭的球掉了一個,門關不上了。楊絳每次都笑眯眯地回答說:「不要緊,我會洗,我會修。」而生活上一向「拙手拙腳」的鍾書,在楊絳出院回家做「月子」的時候,竟給她端上一碗他親手燉的雞湯,湯里還飄著鮮綠的嫩蠶豆。鍾書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阿季付出真心,他做得很好。而她也真的把他做的「壞事」都修好了。


楊絳的「不要緊」伴隨了錢鍾書的一生。「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最才的女,最賢的妻」,這是錢鍾書曾寫給楊絳的「贈語」。 很多年後,有個叫金庸的武俠小說家,曾在他的《射鵰英雄傳》中寫過一對夫妻:黃藥師和他的妻子阿蘅,這虛構的愛侶像極了阿季和鍾書,都是聰明驕傲策劃卓絕的男子,遇見了心有靈犀才智足以和他們並駕齊驅的妻子。黃藥師和阿蘅是幻想中的神仙眷侶,而他和她,則是紅塵俗世里的珠聯璧合。有談詩論文心意相通,也有柴米油鹽磕磕碰碰,這樣的婚姻,方能稱得上圓滿二字。

那年在牛津,有了「我們仨」…



楊絳先生這一生有很多作品,最為動人的就是她思念丈夫鍾書和愛女阿圓的《我們仨》。


「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難,鍾書總和我一同承當,困難就不復困難;還有個阿瑗相伴相助,不論什麼苦澀艱辛的事,都能變得甜潤。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所以我們仨是不尋常的遇合。」

那年在牛津,有了「我們仨」…



正如楊絳先生在書里寫到的:「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她曾哀傷「現在我們三個失散了,剩下的這個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但生命的意義,不會因為軀體的生滅而有所改變,那安定於無常世事之上的溫暖親情早已經把他們仨永遠聯結在一起。

那年在牛津,有了「我們仨」…



大半個世紀過去了,牛津小鎮還如當年一般寧靜美麗。斯人已逝,願楊絳先生和家人在天堂重聚後,他們仨能像當初在牛津那般,過得輕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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