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佔領時期的台灣歷史書寫（上）

文史 05-27

日本佔領時期的台灣歷史書寫（上）

歷史是過去發生的所有事件或人類活動的總和,歷史學的使命是為了探索關於過去的真相。不過,越來越多的史家提出歷史既有其本體性,亦有其文本性。換句話說,儘管歷史學家們大都宣稱自己的研究如何地接近歷史的真實,但他們編纂的歷史文本無疑都具有局限性,「(它們)都是其所處時代的產物,作者都是帶著各自獨特的觀念和意識形態來審視過去的」。①台灣史的研究肇始於日本佔領時期。總體而言,日本佔領時期殖民者的台灣歷史書寫多以配合殖民統治宣傳為其存在的基礎。不過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設立後,以文政學部為主導力量滋生出較具學術性的台灣史研究分支,顯現出若干與殖民者書寫的宣傳性歷史不同的價值取向。②本文則擬透過對日本佔領時期日人若干通史類台灣史典型著作的細緻解剖,來嘗試探討殖民統治者的台灣歷史書寫脈絡,了解其如何描述、解構台灣歷史,並通過分析其對康熙統一台灣的歷史敘事,揭示潛藏於背後的深層用意,展現日本佔領時期殖民者台灣歷史書寫中的時代烙印。

一、台灣史之先聲:從舊慣調查到史料編纂

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台灣淪為其殖民地長達半個世紀。然而,早期日人對於如何統治這第一塊殖民地,是缺乏經驗的。日本政府內部曾討論效仿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的模式在台灣實施同化治理政策,但初期的統治毋寧說是在「以無方針為方針」的方式下搖擺不定。③與此同時,島內不甘做亡國奴的台灣民眾則奮起反抗日本殖民佔領,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武裝鬥爭,從滯台清軍與抗日義軍共同開展的反割台鬥爭,到日本佔領初期的抗日游擊戰爭乃至稍後的反殖民武裝暴動,都給予日本殖民者以打擊。為了鎮壓台灣民眾的反抗,穩定殖民統治秩序,日本殖民者最初採取血腥的「無差別報復」乃至大屠殺政策,企圖威懾抗日民眾;後以招撫與鎮壓相結合的方法,離間、瓦解抗日義軍。不過,龐大的警察與軍隊費用支出嚴重拖累了殖民地地方財政,軍事費與警察費擠佔了殖民地經營費用的大多數,不得不依賴日本國內的支持,財政狀態可謂捉襟見肘,悲觀的日人中將台灣出售以擺脫沉重負擔的議論一度盛行。④

兒玉源太郎繼任台灣總督後,啟用後藤新平任民政長官,日本殖民政策發生了大的改變,其中最主要的著眼點即是開始對台灣這塊殖民地的重新檢視,調整殖民政策,後藤新平將其概括為所謂「生物學原理」,其要點如下:

絕不能將比目魚的眼睛當作鯛魚的眼睛呀!鯛魚的眼睛在頭的兩側,而比目魚的眼睛卻在頭的同一側,雖然很奇怪,要像鯛魚般把眼睛置放到兩側是不可能的。比目魚的一側有兩個眼睛,在生物學上有其必要才如此的。要是非將所有的魚類的眼睛都置放在頭的兩側,是行不通的。這個概念在政治上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統治台灣時,首先要把該島的舊慣制度,以科學方式詳細調查,順應民情施治。不理解這個道理,就貿然地想把日本的法律制度移植到台灣實施的一干人等,就和想把比目魚的眼睛換成鯛魚的眼睛的人是一樣的,都是不懂真正的政治為何物的傢伙。⑤

換言之,後藤新平開出的藥方實際上就是四個字——「因地制宜」,即一改往任自上而下貫徹實施的教條式的殖民政策,轉而要求應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發展真正適合台灣社會的殖民統治方略。按照後藤的說法就是必須消除「徒有高尚理想卻脫離實際的弊害」。⑥顯然,統治台灣首先必須建立在對這塊土地充分、翔實了解的基礎之上,於是台灣殖民地史上最大規模的調查工作由茲展開,除了偏向政策性的土地、林野調查外,其中所謂的舊慣調查事業映入了人們的眼帘。

在後藤新平看來,日本在台統治儘管已歷經數年,各級政府機關和官吏也都了解一些當地的民俗風情,但新開展的舊慣調查絕不僅於此,「需要一定的專門家之探討」。⑦為此,1901年成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後藤新平親任會長,先後延聘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織田萬等加入其間。調查的內容為:「對於通行於台灣各地方或各種族(族群)間之舊慣進行統一或分類之調查」,包括「調查公私法方面一切舊慣,以為台灣恰當立法之基礎;調查農工商經濟相關舊慣,以增進台灣之長遠福祉」。此外,還翻譯介紹西方各國殖民地經驗,分析其利弊得失,以供統治之參考。⑧

除此之外,親屬繼承、不動產物權、家族制度、祭祀公業等,均在調查之列。還有,為明了台灣舊慣之淵源而對全中國的擴大調查,其集大成者當屬《清國行政法》(1910—1914年)全七冊,被日人稱為「全面而有系統地研究清廷制度之空前絕後的巨著」。⑨加上出於借鑒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經營經驗之目的而翻譯的譯著,譬如《殖民地組織法大全》、《法蘭西殖民法綱要》、《英法及其殖民地司法行政裁判制度》等,可謂洋洋大觀。

如前所述,後藤新平主導開展的台灣舊慣調查事業,目的是為日本在台殖民統治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但換個角度來看,則是「無心插柳」地累積了龐大的地方史料,客觀上為台灣歷史的研究提供了資料基礎。另外,台灣慣習研究所主辦的《台灣慣習紀事》雜誌,亦記錄了大量對前清遺老遺少、鄉間耆老的訪問,內容涉及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宗族及民間信仰等各個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參考價值。⑩

日據時期攸關台灣史的另一重要事件是1922年台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成立。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與一般意義的學術機構不同,它的主要任務在於收集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以來的相關歷史資料,包括關係文書、當事者經歷及口述史料,最終目標是展示「統治之成績」,「欲使台灣統治之史跡,垂於後昆」,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殖民當局的官方御用史料整理單位,其以「總督府」之名相冠,可謂實至名歸。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曾計劃編纂官方第一部台灣史,並草擬了《新台灣史》目錄草稿,其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卷前紀

台灣之地理

領有以前歷史概略

日本與台灣之關係

第二卷本紀一

樺山、桂、乃木總督時代

兒玉總督時代

第三卷本紀二

佐久間、安東、明石總督時代

田總督之統治

第四卷志類一

一、官廳志

二、法制志

三、司法及監獄志……

第五卷志類二

二十四地理志

二十五氣象志

二十六水利志……

對外關係

附錄圖表(11)

顯而易見,這樣一個由官方主導下之機構擬編纂的台灣史,大書特書的是日本統治台灣的「史跡」,而日本佔領之前的台灣歷史僅僅在第一卷的第二部分簡略提及,厚今薄古可謂到了極點。不過,該委員會所專註日本佔領時期台灣史料整理,與前述之舊慣調查事業著重進行的日本佔領前資料搜集形成了客觀的銜接,不知不覺中構建出台灣史資料建設相對完整的鏈條。

二、殖民者的台灣歷史書寫

前文談及的兒玉後藤時代所實施的舊慣調查,通俗而言,實際上就是對台灣這塊初辟殖民地的一次「摸家底」行動。所謂「舊慣」,顧名思義就是日本佔領之前的清代台灣本地施行的一切政制、民事、法律、鄉族、教育乃至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官方體制、民間風俗、習慣法,日人的目的在於釐清其來龍去脈,「甄別良莠」,以便據此制定契合台灣實際的殖民統治政策,只不過在此基礎上意外地留存了大批堪為台灣史基礎的史料。到了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時代,殖民當局有意識地開展了歷史資料的發掘收集工作,但主要限於對日本統治時期史料的搶救性發掘整理,目的是為日本的所謂「治績」留下見證,同時亦作為日本殖民當局施政之參考。

然而,歷史資料的累積並未必然帶來台灣史編纂工作的繁榮,舊慣調查會因其自身主要目標並非出於為台灣歷史編寫服務,自另當別論。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歷史定位就是一家歷史編纂機構,其編纂部長持地六三郎主持並草擬了《新台灣史》目錄,似乎首部官方台灣史呼之欲出。遺憾的是,我們看到該委員會除了出版《台灣史料稿本》等資料集外,(12)成績有限,《新台灣史》的編纂亦杳無音信。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伊能嘉矩曾積極執筆寫作清代之前的台灣史部分並大致完稿,而他人撰寫的其餘部分則始終未見完成。(13)也就是說,官方版台灣史實際上是難產了。難怪當時有日人嘆雲:「有關台灣新舊史籍汗牛充棟,然多偏於一局部,尚無得窺全豹之著作,欲得知台灣歷史者,頗感不便。」(14)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由個人編修的台灣歷史專書開始出現,填補了此一空白。

1927年,由山崎繁樹與野上矯介合編的《台灣史》一書由株式會社寶文館正式出版發行,山崎在序言中這樣描述該書的編纂緣由:「我等以教育本島人為己任,倘若不了解台灣歷史,便無法樹立正確的教育指導方針。因此研究台灣歷史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今編寫合格的歷史書卻一本也沒有,不由深感不安。事在人為,深入開展史實調查研究,略加收集的話,或許便可嘗試編纂(台灣)歷史。」

那麼,究竟一部什麼樣的台灣史才符合殖民者的要求呢?藤崎濟之助的一段話很能表明日本殖民者的著史心態,他說:「台灣領台前歷史的研究,主要應致力於網羅遙遠四千年以來之史實,特別是探尋、敘述我國與台灣之間自古以來的歷史關係。」(15)因此,日本佔領時期日人所編台灣史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挖掘、描述台灣與日本自古以來的歷史聯繫,並且是越久遠越好。以下試列舉兩都台灣史著作為例予以說明:

一、《台灣史》(1927年版)

第一篇無所屬時代

第一—三章

第二篇(荷)蘭領時代

第一—六章

第三篇鄭氏時代

第一—五章

第四篇清領時代

第一—十章

第五篇改隸時代

第一—十八章(16)

二、《台灣小史》(194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