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裡瀰漫著冤冤相報的怨恨和敵意
推薦一篇舊文，是復旦大學政治系博士胡位鈞寫於2001年的一篇文章，可看作是孔飛力教授名作《叫魂》的書評，由1768年那場無厘頭的叫魂恐慌，進一步分析和揭示了社會底層人群為什麼只要有機會，就會爆發出如此強烈的報復和仇恨行動。這種「叫魂」的陰影，似乎仍在我們的社會中延續，在我們心頭延續，而未曾消除。
「在一個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社會裡，除了權力之外，是沒有任何其它的渠道可以用來對怨恨進行價值補償的，而政治權力又是一個如此稀缺、如此具有壟斷性的資源，以至於那些無法獲得真實權力的人，只得在偶然出現的機會中、在向更弱者發泄怨恨的過程中，方能使精神的絕望與緊張獲得補償，儘管這種補償採取的是一種幻想的方式，帶來的是瀰漫於整個社會的敵意。」
如果你已讀過，不妨再讀一遍。
（原標題）
普通民眾：怨恨及其補償
——由1768年的一宗冤案引出的話題
作者：胡位鈞（復旦大學政治學博士）
原載：《復旦研究生報》
時間：2001年11月29日
在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中，「群眾」是一個類似於「上帝選民」的絕對概念，任何一個行為或者事件只要被置於群眾的名義之下，便具有了先天的合法性和「不證自明」的先驗合理性，享有毋須思考、不被質疑、免於證偽的至上地位。此種觀念，就其理論形式而言，是傳統儒家民本思想與近代俄國民粹主義交相呼應的產物；就其實踐目的與後果而言，則是以「馭民」為核心內容的封建統治術的歷史延伸。高渺的政治理想跌落在現實的泥地上，奇怪地變異生出政治「作秀」的種籽，滋生了綿延數千年「瞞」與「騙」的政治。美籍中國史專家孔飛力教授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1990），替健忘的國人回憶了一段「盛世妖術」的歷史，這段歷史又再一次地提醒我們：一個只有人民而無公民的社會，將會呈現出何等變態的精神氣質。
作者: [美] 孔飛力
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上海三聯書店
副標題: 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譯者: 陳兼 / 劉昶
出版年: 2012-5
1768年，一場妖術恐慌驚擾了中國東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區。傳言中的行妖者，多為未獲得官方「度牒」（相當於國家頒發上崗資格證書）的僧道，他們收買或用法術蠱惑大批嘍羅，令其四處偷剪男人的髮辮和女人的衣襟，積累到一定數量後，只需對著被害人的髮辮衣襟念咒，即可操縱人的靈魂。至於被剪去髮辮、竊走了精氣的人，則或病或死，難逃厄運。此種攝人靈魂的妖術、俗稱「叫魂」。
叫魂之說，即便對今天的許多中國人來說，也是玄而又玄之事，在1768年看來，就更非空穴來風。繼浙江仁和縣沈士良案、德清縣計兆美案之後，浙江蕭山、江蘇蘇州、湖州、乃至於湖北、河南、直隸、山東、福建等地均捕獲到了「剪辮犯」。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河南省，據當時的河南巡撫阿思哈的奏報，河南省三個月內就緝拿到了25名剪辮嫌疑人。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有政治目的的全國性恐怖活動。
大清帝國痙攣了，上至乾隆皇帝，下到各地各級官僚，終日嚴防死守、疲於奔命。隨著案情的不斷升級，乾隆帝的焦躁也與日俱增，終於不滿於各地的官僚主義而下令各地官府將所有案犯押解上京，交付軍機處審理。然而軍機大臣們的審訊結果是令人泄氣的：所有的剪辮犯均為鄉民或縣役誣言陷害，而所有有關叫魂的供詞均為嚴刑逼供或誘供的產物；也就是說，整個1768年並無叫魂，有的只是人們對叫魂的恐懼。至此，歷史形同夢魘，呈現出黑色幽默般的荒謬色彩。
從我國社會科學的正統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的角度來看，在為時三個月的叫魂事件中，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乾隆皇帝以及各級官僚衙役的反應與舉措是其階級立場合乎情理的表現：例如，乾隆之所以小題大做、主動擔任全國剪辮犯的首席原告，一是對「剪辮」這一行為所暗含的政治象徵（改朝換代）心存芥蒂；二是行妖者事實上僭奪了真龍天子奉天承運與天交流的特權，從而威脅到君權神授的政治合法性基礎；第三，如同任何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乾隆絕不就事論事，而是舉一反三，以叫魂案為契機，給其發源地——江南那些因漢化而日漸腐化墮落的統治集團和踞傲不遜的上層學界以整頓，徹底清除令他耿耿於懷的江南陋習。
至於各地官僚，他們在叫魂事件中的所作所為也就如同任何一個時代的官僚組織那樣，敷衍搪塞、無過即有功。真正超越了階級理性而令我們驚訝不已的，卻是同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在這場妖術恐慌的初始，幾乎所有的剪辮嫌犯都是由村民、市民、漁夫這樣的底層民眾「發現」並捕獲的，其中一部分「嫌犯」被送交官府，由此開始進入階級迫害的領域，而另一些人在「見官」之前，已被民眾以私刑處死。大量的史實表明，人民群眾是1768年妖術恐慌的真正始作俑者。
馬克斯·舍勒1914年的著作《道德意識中的怨恨與羞感》，承繼了尼採的怨恨命題。他所謂的怨恨，是肇始於不公正處境引來的傷害，因無力反擊，而只得強抑情感波動，使其不得發泄而產生的一種自我毒害的心態。這種基於生存性無能之體驗的報復慾望，是仇恨、嫉妒、陰惡、幸災樂禍等不良情感的綜合，又在程度上高於它們，其間一個主要的差異便是：報復、嫉妒等情緒往往由特定的誘因引發，且與確定的對象相聯繫，而怨恨則並不產生於某一特定、具體的誘因，也不隨特定誘因的消失而消失，它是一種更加持久、更加盲目的心態。
作者: [德]馬克思?舍勒 / 劉小楓 主編
出版社: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4-6
在舍勒看來，一個應然身份與實然身份存有懸殊，「人人都有『權利』與別人相比，而事實上又不能相比」的社會裡，「必然會集聚強烈的怨恨」。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在這個人民「做穩了奴隸」的所謂「盛世」，在這個高壓之下看似穩定的停滯帝國，在這個被過度繁衍的人口擠壓而無法繁衍出相應生存機會的單質社會裡，在這個一面是「除賤為良」、臣民平等的許諾，一面是政以賄成、刑以銀免、捐稅似虎、酷吏如狼的事實的社會裡，怨恨是怎樣在撕咬著人的靈魂。
孔飛力教授在研究中，揭示了一個特別令人難過的現象：「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冤冤相報為形式的敵意」，在「吃人或被人吃」的集體意識驅動下，人們忽然發現，反妖就如同「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裡，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某種解脫；對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想得到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嫉妒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力量；對虐待狂，它則是一種樂趣。」在這樣一個不能提供製度性正義的社會裡，清剿妖術為無權無勢的社會弱勢群體提供了權力的幻象，使其可以依神聖之名，在對更加弱勢的群體施行更加殘酷的迫害時攫取補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舍勒筆下，怨恨是與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精神相聯繫的一種精神品質，源於怨恨的贏利補償心理（如猶太民族）與源於怨恨的批判補償心理（如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共同構成了對內不斷革新、對外不斷開拓、不斷創造的資本主義的精神源泉。那麼，同樣是心靈的鴉片，何以在歐洲消炎鎮痛，築造了資本主義，在1768年的中國卻引發毒癮，帶來人民的相互仇殺呢？僅從社會的基本價值結構來看，在一個以政治權力為中心的社會裡，除了權力之外，是沒有任何其它的渠道可以用來對怨恨進行價值補償的，而政治權力又是一個如此稀缺、如此具有壟斷性的資源，以至於那些無法獲得真實權力的人，只得在偶然出現的機會中、在向更弱者發泄怨恨的過程中，方能使精神的絕望與緊張獲得補償，儘管這種補償採取的是一種幻想的方式，帶來的是瀰漫於整個社會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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