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到110萬的「向水屋」，是因為徐悲鴻還是因為「香港文學的拓荒者」侶倫？

燈下整理藏書，忽然翻到香港三聯出版的《向水屋筆語》，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嘉德春拍，這個齋號拍到了110萬。

也想到了近二十年前讀到的那篇《向水屋追懷》，作者回憶了畫家徐悲鴻路過香港時，向徐求得這張齋號的故事。

徐悲鴻以畫家名世，其實書法出自魏碑，渾厚華滋，格調高古，世人愛其駿馬，我獨欣賞其字。

相信這次拍下這張齋號的藏家，也是因為徐悲鴻，但我除了讚歎徐字之外，對於「向水屋」主人侶倫這個文化人、對於多年前讀到的那篇《向水屋追懷》，不能忘懷，覺得非常有必要談談這個人。正好手邊有「香港文學的知音」（我命名的）柳蘇一篇文章，詳細談到了侶倫其人其文，因此轉載於此，供朋友們欣賞。不謝。

一個半小時前翻出來的書。

談香港文學是不能忘記侶倫的。

然而，就是在他生前，也常常顯得似乎被遺忘了。內地有些談香港文學的，對於一個在香港文藝圈子中不大有人知道姓名的人，可以捧得半天高，卻不怎麼知道侶倫；香港有些文藝組織或文藝集會，也往往遺漏了侶倫，沒有他的份；甚至和他很熟悉的人在籌辦文藝刊物，考慮負責人選時也好像並沒有考慮到或首先考慮到侶倫。

但香港文學能少得了侶倫么？

差不多整整六十年，侶倫的名字總是和香港新文學聯繫在一起。他活了七十七年，除了參加北伐和日軍佔領期間離開了香港總共不到五年外，七十二年長的光陰都是在香港度過的，他是道道地地的香港人，十七歲正式從事寫作活動後，不管是專業或業餘，他總是在為新文學而「爬格子」，嚴肅地「爬格子」，雖然一樣可以稱之為「爬格子動物」，他卻是真正的作家，道道地地的香港作家。

「文學的十七歲」！侶倫是在這一年用了這個筆名，以短篇小說開路，踏上草萊未辟，荊棘叢生的香港文壇的。他原名李霖，侶倫是諧音。刊登這些小說的是有香港「新文壇第一燕」的《伴侶》雜誌。

第二年的一九二九，他的作品就北上進入了上海文壇，在葉靈鳳主編的《現代小說》上出現。兩人很快就成為要好的朋友。後來葉靈鳳夫婦南遊到香港，三人還同住在九龍城區的一間「向水屋」里有一個月之久。不過，那不是侶倫原來所住的「向水屋」，只是那附近的另一層樓，一樣面對著海峽，面對鯉魚門。

明明是面海，侶倫為什麼要把自己的住所稱為「向水屋」，而不叫向海或面海屋呢？水，在香港有另外的意思，就是錢。侶倫不是錢迷，他雖出身貧窮之家，幾十年中一直是安貧樂道的。他的道，就是文學事業。他的貧，在黃蒙田為他而寫的一篇悼文中有很具體生動的描述，我們的作家在成名多年以後，有時還要為十元八塊去向住在附近的朋友告急求援。這既使人想起田漢的詩，「千古傷心文化人」；又使人想起《論語》的話，「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侶倫樂在文學，住在「向水屋」中的他，有時不得不在緊張地撲在稿紙上的當兒，擲筆而起，急急忙忙去「撲水」(找錢)，他的「向水屋」應該有另一個外號，「撲水屋」才對。

還是回到他和葉靈鳳夫婦那一段交往吧。當時的葉夫人名郭林鳳。葉靈鳳後來有筆名林鳳。而侶倫後來也用過林鳳做筆名，並進一步棄李霖的原名不用，改用了李林鳳這個名字。這當中有些什麼互為影響的關係，已經不可能向他們問個清楚了，他們都已經先後作了古人。

當時葉靈鳳夫婦的臨時住所是在宋皇台附近的衙前道(現在宋皇台早已不再存在，剩下的只是刻有「宋皇台」三個大字的一塊石頭)。有人因此送了一首詩給侶倫：「半島爭看一俊才，宋皇台下寫沉哀；不知十里衙前道，幾見翩翩靈鳳來！」作詩的張稚廬，《伴侶》雜誌的主編，和侶倫一樣，是香港文學的拓荒人，他自己也寫小說，上海光華書局出過他的兩本小說集。和侶倫不一樣的是，沒有侶倫對文學創作那樣歷久不衰的堅持，為生活投筆賣雞鴨去了，另一個原因也許是他去世得太早，比侶倫早了三十多年。而他卻又有侶倫所不及的地方，遺留的「作品」中包括了一位能寫小說的兒子——金依，青出於藍勝於藍。

《伴侶》在一九二八年到二九年之間，只辦了一年左右，但它卻是香港的第一個新文學刊物。它的作者是不限於港九這島和半島的，遠在北方的沈從文，胡也頻，葉鼎洛都有過小說在上面發表。

不過，葉靈鳳當時都勸過侶倫，也寄些作品到內地去，否則就只能是「宋皇台偏安之局」。侶倫是這樣做了的。上海《北新》雜誌一九三年元旦出版了「新進作家特輯」，他的短篇《伏爾加船夫曲》就入選為第二名。太平洋戰爭爆發那年，上海中國圖書公司還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黑麗拉》。後來予且在他的小說《盲戀》中，把那位為盲人讀小說的女孩子所讀的故事寫成是《黑麗拉》中的一篇，可見它影響不僅及於讀者(兩三個月內就再版)，也及於同時代的作者了。

但侶倫到底還是生於香港，長於香港也寫於香港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也是發表在香港的。

他寫詩，寫小說，寫散文，也寫電影劇本。主要是寫小說。

他是忠於文藝女神的。他說，他被旁人認為最壞的固執脾氣，是「不肯稍微遷就時尚，寫些迎合地方性的流行趣味的作品」不肯媚俗。然而他卻又「始終不能把生活的擔子從筆桿上解脫下來」不能不「為生活」寫文章，甚至要寫些「吃飯文章」，這是他最感痛苦的事。儘管如此，黃秀柳說，他是「在充塞街巷的低級色情下流的貨色包圍中，製作他的雖不能說完全健康卻都是非常清潔的作品」的。

是的，真是非常清潔，就像他潔身自好的做人態度一樣。

就是對於文藝圈子來說，他也常常自視為「圈外人」或「邊緣人」，這也許就是一些文藝組織或文藝集會把他遺漏了(或他把遺漏了)的原因。

他是很「文藝」的，就是近二三十年，香港報紙副刊上的專欄文章信筆塗抹成風以後，他在報上寫的專欄也還是保持著文藝筆調，文藝風格。這成了他的一個特色。早年的散文更是如此。

他的小說早晚不同。早年寫的多是愛情故事，洋溢著異國情調和感傷色彩，《黑麗拉》是突出的一篇。有些作品和葉靈鳳早年的小說很相似。抗日戰爭時期是一個轉折點，儘管是愛情故事，卻表現了反侵略戰爭的主題，《無盡的愛》就是。戰後的《窮巷》更從愛情轉入社會，成了引人注目的名篇。

《窮巷》首先是在《華商報》的副刊連載的，雖然不久就中斷了，他斷斷續續地用了五年時間終於寫完出書。當時的《華商報》副刊主編是華嘉，曾經有信給他說：「你的小說的人物，已經從高樓大廈里走出街頭來了。他們再也不是一些整天在做夢的青年男女，而是在現實生活壓榨底下的都市的小人物；你的筆鋒，已從男女之間的純愛，轉向人與人之間的友愛。」華嘉甚至這樣強調說：「《窮巷》那樣的作品，才真正是你的作品。」

侶倫自己也說，這是他高興寫的作品，儘管在寫作《窮巷》時，正是他一生當中最窮困的十年，這戰後的十年他除了動筆寫作來支持生活，沒有任何工作的收入。黃蒙田筆下侶倫的「撲水」形象，就正是這十年中出現的。生活並沒有給他什麼歡欣，使他高興的只有《窮巷》的寫作。他說：「這部小說有著我自己喜愛的特殊意義。這些年來，在生活的前提下，我所出版了的作品，差不多全是為適應客觀條件(市場)的需要而寫的東西，只有這部《窮巷》是不受任何客觀條件拘束，純粹依循個人意志寫下來的。」

這恐怕說得也並不完全準確。他早年寫的一些愛情故事，也是傾注了自己的感情進去的，不完全是「吃飯文章」，儘管那些文章能夠適合市場的需要。

不過，它們當然不能和《窮巷》相比。愛情故事是一般的人性，只有《窮巷》才是真正的香港，二次大戰結束後的香港。沒有它，侶倫是不能成為真正的香港作家的，至少是要大為減色的。

《窮巷》初版時，書店怕一個「窮」字會引起銷往南洋的麻煩，替它改了一個名字：《都市曲》。一書二名，在香港是《窮巷》，在南洋就是《都市曲》。寫作時，書店負責人要作者不要有「可怕」的尾巴；出書時，書前的《序曲》也被抽掉。去年新版問世，《序曲》才算得見天日。

這些就是《序曲》的部分文字：「香港，一九四六年春天。」「戰爭嗎？那已經是一場遙遠的噩夢。」「香港，迅速地複員了繁榮，也迅速地複員了醜惡！」「在抗戰中獻出良心也獻出一切卻光著身子複員的人，一直是光著身子……」「然而，有歡笑的地方同樣有血淚，有卑鄙的地方同樣有崇高。」「真理在那裡呢？它是燃燒在黑暗的角落裡，燃燒在不肯失望不肯妥協的人們心中！」

《窮巷》以前，還沒有過全面深刻寫香港社會現實的作品；谷柳的《蝦球傳》是寫了，也很深刻，但只是書中的一部分，大部分寫的是廣東。《窮巷》以後，寫香港社會的作品多了起來，似乎至今還沒有超越《窮巷》之作。當然遲早會有超越是肯定的，不過《窮巷》仍將繼續受到肯定，它的時代意義不會因歲月而改變。

《窮巷》是侶倫的第一個長篇，他還寫了《戀曲二重奏》，《欲天》、《特殊家屋》。

他的中短篇較多，也較多愛情故事。有《黑麗拉》(後改名《永久之歌》)，《無盡的愛》、《伉儷》、《彩夢》、《殘渣》、《都市風塵》、《佳期》、《暗算》、《舊恨》、《寒士之秋》、《錯誤的傳奇》、《不再來的青春》、《愛名譽的人》等。

散文有《紅茶》、《無名草》、《侶倫隨筆》、《落花》、《紫色的感情》、《向水屋筆語》等。

電影劇本有《大俠一枝梅》、《強盜孝子》、《弦斷曲終》；《蓬門碧玉》，《如意吉祥》，《民族罪人》，《情深恨更深》，《喜事重重》，《諜網恩仇》等。這些名字看來多數是電影公司為了適應市場需要而改的，儘管作者寫作時早已在力求適應。

《窮巷》還曾經被改編成廣播劇播出，又改編成電視劇播映。他的一些短篇也在電台播講，一晚一篇。

有一種事情始終有些令人不解。侶倫除了是文藝工作者，還是一個新聞工作者。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七年，他曾經在香港《南華日報》工作了差不多七年，當發覺報紙立場逐漸變為親日時而離去。不過，他做的是副刊工作。但一九五五年，他創辦了採風通訊社，向海外華文報刊供應新聞資料，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才退休，這一新聞工作幹了差不多三十年。但在一九五七年，推動他辦採風社的朋友，又推動創辦了一個文藝月刊，他本來應該是理想的主編，放下通訊社辦刊物也不是難事，結果卻由另外一位朋友去挑起這副擔子，勝任愉快，刊物辦得好，不過，為什麼當初不考慮他呢？這以後，又有兩三次辦文藝刊物，也一樣是沒有看到請他去主持。為什麼？難道是他自己沒有興趣？

他說過：「我承認文學事業是嚴肅的事業，可是我愛好寫作純粹是由於個人的興趣而不是對文學懷有什麼野心，也不是把文學當作娛樂。我寫我自己所能寫和高興寫的，我不去寫自己不能寫和不高興寫的……我的筆是為自己的感情服務而不是為別的什麼服務……」

他還老老實實說過，他是在自己的愛情上受了挫折，才開始動筆寫作，寫那些愛情故事的。

這一寫就是六十年。當時同是拓荒人的，有的後來改寫非文藝的小說(如黃天石、望雲)，有的索性就不再寫什麼徹底改行了(如張稚廬)，只剩下侶倫一個人，從二十年代一直寫到八十年代，從愛情寫到《窮巷》，在《窮巷》得到了突破，進入現實社會。如果說二十年代那批拓荒人是香港「新文壇第一燕」，侶倫就是最後剩下的唯一的報春燕子，是香港從「沙漠」逐漸成為「綠洲」(雖然小一些，卻不是幻洲)全過程唯一的見證人。

今年三月二十六日，香港中華文化中心舉行文學月會，主題是「香港文學研究——侶倫和他的作品《窮巷》」，也請他出席發言。不幸在頭一天晚上他心臟病突發，當月會在他缺席之下照預定計劃舉行後，當天晚上就與世長辭，和香港文壇永別了。在這裡，真的使人深深地感到：嗚呼，豈不痛哉！

可以相信，他一定是含著笑而去的。

耳邊彷彿又響著這樣的句子：「就是憑著這麼一股『不叫苦』的呆勁，這些拓荒者在一條固定的道路上走下來又走下去……我懷著敬意去追憶他們！」

是的，我懷著敬意，特別對於這位穿過「窮巷」走到底的拓荒人！

「副作用」是詩人、媒體人戴新偉的公眾號，以推介書畫藝術及相關文化產品為主，還有他忘不了的文學。

片刻的優遊與閑暇，於人生無補，卻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調劑品。副作用也是作用，說不定是正能量呢，對吧？

微信號：sideways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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