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批斯大林秘密報告全文

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

（赫魯曉夫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全文）

同志們：

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和許多代表在代表大會的發言中，以及以前歷次黨中央全會上，對於個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後果已談了很多。斯大林逝世以後，黨中央委員會開始執行如下方針：堅定而不懈地指明：誇大某個人的作用，把他變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質的超人，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相違背的，是不能容許的。這個人似乎無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為沒有半點錯誤。多年來，我們養成了用這樣的觀點去看待人，具體地說就是這樣看待斯大林的。我這個報告不想全面評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關於斯大林的功績，還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寫了大量的書籍、小冊子和研究論文，已經進行了足夠的研究，斯大林在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以及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是盡人皆知的。現在，我們關心的，是一個對我們黨的現在和將來都有重大意義的問題，那就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怎樣逐步形成的，它怎樣在一定階段上變成一系列極其嚴重地歪曲黨的原理，歪曲黨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由於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認識到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實際後果以及因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原則而帶來的巨大危害，同時由於個人獨攬大權這一事實，黨中央認為絕對有必要向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報告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首先，請允許我提示一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是怎樣嚴厲斥責個人崇拜的任何錶現的。馬克思在給德國政治活動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說：「由於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想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覆。偶爾答覆，也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原來，拉薩爾的所作所為卻恰恰相反。」不久以後，恩格斯也寫道：「馬克思和我，我們一直反對公開宣揚個人，只有為了達到某種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們尤其反對那些在我們活著的時候，對我們個人所做的宣揚。」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寧是非常謙虛的。列寧永遠強調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作用，強調黨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具有主動精神的整體的領導和組織作用，強調中央委員會的作用。馬克思主義並不否定工人階級領導者在領導革命解放運動中的作用。列寧在指出群眾領袖和組織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時，無情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各種表現，同敵視馬克思主義的「群氓」觀點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並堅決反對把「英雄」塞給人民群眾。列寧教導說，黨的力量在於同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繫，在於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跟隨黨一起前進。列寧說過：「只有相信人民，紮根於生動的群眾創造性源泉的人，才能勝利，才能掌握住政權。」列寧自豪地說，布爾什維克黨，共產黨是人民的領袖和導師，他號召一切重大問題由覺悟的工人來決定，由自己的黨來決定。他說：「我們相信黨，我們把黨看成是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列寧堅決反對縮小和削弱黨對於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作用的一切企圖。他制定了黨的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他強調指出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指導原則。還在革命前的年代裡，列寧就稱黨中央委員會是領導者的集體，是黨的原則的保護者和說明者。他說：「在兩屆代表大會期間，黨的各項原則由中央委員會維護並由它解釋。」在強調黨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和它的權威時，列寧指出：「我們的中央已經形成為一個嚴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團。」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黨中央委員會真正地體現了對於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列寧作為戰鬥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但永遠沒有強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觀點，他耐心地解釋自己的意見，使別人信服。列寧歷來都嚴格地監督執行黨的生活準則、遵守黨章，及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列寧對於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勝利，對於我黨的勝利和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實現所作的一切是偉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還表現在，他及時地從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質，這些不良品質在後來造成了嚴重後果。列寧由於關懷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未來命運，他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確的鑒定，他提出過應該研究改變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問題，因為斯大林過於粗暴，對同志關心不夠，任性和濫用職權。列寧在寫給黨代表大會的信里說過：「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這份在我黨歷史上稱之為列寧「遺囑」的極其重要的政治文獻，已經發給了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你們已經讀過這個文件，而且毫無疑問你們會再讀它幾遍。請你們深入地考慮一下，列寧所說的下列這些真誠的話，這些話體現了他對黨、人民、國家以及黨的未來政治方針的關懷。他說：「斯大林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樣，只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少任性等等」。列寧的這個文件在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團中宣讀過，代表團並且討論了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問題。各代表團贊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認真考慮列寧的批評，從而改正這些深為列寧所擔心的缺點。同志們！有必要向黨代表大會報告兩個新的文件，這兩個文件證實了列寧在他的「遺囑」中給斯大林所下的評語。這兩個文件就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給當時在政治局擔任書記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寧寫給斯大林的信。我現在宣讀一下這些文件。克魯普斯卡婭的信：「列夫·波里索維奇（即加米涅夫）。「關於我經過醫生允許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口授下寫的一封簡訊問題，昨天斯大林對我的態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黨內不是一天了。在這30年里，我一次也沒有聽到那怕是一個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話。黨和伊里奇的利益對我比斯大林更為寶貴。可是現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剋制。和伊里奇能談什麼和不能談什麼，我比任何醫生都了解，因為我知道什麼問題會使他不安，不管怎樣比斯大林要了解。現在我請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諾維也夫），因為你們是弗·伊的最親近的朋友，請你們保護我，使我的個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應有的謾罵和威脅。斯大林用以威脅我的監察委員會的一致協議，我是不懷疑的，但我沒有力量也沒有時間去搞那個愚蠢的爭吵。我也是個活人，我的神經已緊張到了頂點。這封信是克魯晉斯卡婭在1922年12月23日寫的。過了兩個半月以後，即1923年3月，列寧給斯大林寫了這樣一封信：「斯大林同志，「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魯地給我的妻子打電話罵了她。雖然她已向您表示願意忘記說過的話，但是這件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從她那裡知道了。我並不願意輕易忘記反對我的事情，在這裡不必說，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對我的。因此，請您酌情考慮，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說過的話並表示道歉？還是願意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致敬。列寧，1923年3月5日」同志們！我不想評述這些文件，這些文件本身已經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問題。如果還在列寧活著的時候，斯大林能夠採取這種態度，能夠這樣地對待克魯普斯卡婭——列寧的忠實朋友和從我黨誕生起就為黨的事業而積極奮鬥的戰士，那麼可以想像，斯大林是怎樣對待其他工作人員的。斯大林的這些不良品質愈來愈發展，在晚年已達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後來的事實證明，列寧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列寧逝世後的初期，斯大林還考慮他的指示，而後來則逐漸輕視列寧的嚴重警告。如果我們分析一下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的實際活動，考慮一下他所犯的全部過失，我們必須相信列寧的擔心是正確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質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還只是處於萌芽狀態，但在以後年代裡已經發展到嚴重地濫用職權的地步，因而給我們黨造成莫大的損失。我們必須嚴正地研究和正確地分析這個問題，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複斯大林在世時所犯下的一切過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許實現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他不僅對反對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於他的任性和專橫，連被他看成與他的思想相違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過說服、解釋和耐心地同別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強加於人，要別人無條件接受他的意見。凡是反對他這種做法的人，或者力圖證明自己的觀點，證明自己正確的人，都必然會被開除出領導機關，接著就會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體上的消滅。在第十七次黨代會以後的這個時期內，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許許多多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黨的卓越活動家和黨的一般工作人員都成了斯大林專橫的犧牲品。應該說，黨在反對托格茨基分子，反對右派分子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方面進行了重大的鬥爭，從思想上粉碎了列寧主義的一切敵人。這次思想鬥爭進行得很成功，在鬥爭中黨更加鞏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鍛煉。斯大林在這方面也起了積極的作用。黨領導了一場巨大的政治思想鬥爭，反對自己隊伍中發表反列寧主義綱領的人們，他們是敵視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路線的代表人物。這是一場頑強而艱苦的鬥爭，然而是一場必要的鬥爭，因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線，實質上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和向世界資產階級投降。我們可以想像，如果1928—1929年右傾政治路線在黨內取得勝利，或者把「棉布服裝工業化」作為方向，或者轉向富農，其結果將會怎樣？我們那時就不會有強大的重工業，不會有集體農莊，我們在資本主義包圍的面前就會赤手空拳，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因此，黨才從思想上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向全體黨員和非黨群眾說明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列寧主義主張的害處和危險性。黨在說明黨的路線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無論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來，黨內絕大多數都擁護列寧的路線，因此，黨才能夠鼓舞和組織勞動群眾去實現黨的列寧路線。去建成社會主義。下述這種情況是值得重視的。甚至在進行熾烈的殘酷的思想鬥爭的時候，對於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沒有採取極端的鎮壓辦法。當時的鬥爭是在思想方面進行的。但是過了幾年以後，當社會主義已經基本上在我國建成，剝削階級基本上被消滅，蘇維埃社會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敵對的政黨、政治派別和集團的社會基礎已大大縮小，黨的思想敵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況下，反而對他們開始採取鎮壓的措施。正是在1936－1938年這個時期，開始在國家機關當中大肆鎮壓，首先是鎮壓那些早已被黨從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後也鎮壓了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鎮壓了黨的幹部，這些人親身經歷了國內戰爭和工業化與集體化最艱苦的年代，他們為了保衛黨的列寧路線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進行了積極的鬥爭。斯大林首創「人民敵人」這個概念。這一名詞可以使犯了思想錯誤或只捲入爭論的人毋須證明自己所犯錯誤的性質，它可以自動給這些人加上這個罪名，可以破壞革命法制的一切準則，對他們實施最殘酷的迫害，以對付在某一點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對付那些只是被懷疑有敵意的人，對付那些受到誣陷的人。「人民敵人」這個概念，實質上已經排除了任何思想鬥爭和就某些問題那怕是實際問題表達自己意見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據，實質上唯一的證據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這種「自供」後來經查明，乃是對被告施行肉刑逼出來的，這種做法與現代法學的一切標準是完全違背的。於是就導致明目張胆地破壞革命法制，使許許多多過去維護黨的路線的無辜的人成了犧牲品。應該說，即使那些曾經反對黨的路線的人們，也沒有那麼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們從肉體上消滅掉，並為了從肉體上消滅這些人，便特別採用「人民敵人」這個概念。很多被控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而在後來被槍決的人，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都是同列寧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就犯過錯誤，但儘管如此。列寧還是給他們工作做，糾正他們的錯誤，想盡辦法使他們留在黨內，引導他們跟隨著自己前進。在此，應該向黨代會的代表介紹一下以前沒有發表過的，列寧關於1920年10月寫給中央政治局的一個短箋。列寧在規定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時寫到，必須把這個委員會變成真正的「黨和無產階級良心的機關」。列寧指出：「監察委員會的一項特別任務是要和反對派的代表建立一種深切的個人關係，有時甚至採取治病的方式去對待他們；他們因為在蘇維埃或黨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產生了心理危機。應儘力安慰他們，同志式地給他們講明情況，給他們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適合他們心理特點的工作。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和規定由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制定。」大家都很清楚，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敵人和那些離開黨的正確路線的人是不調和的。但同時從讀過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寧在領導國家的整個活動中，都要求從黨的立場出發，慎重地對待那些表現過動搖、離開過黨的路線，但是還能夠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的同志。他建議耐心地教育這些人，不要對他們採取極端措施。列寧對待人，對待幹部的英明也就在於此。斯大林對待人則完全另外一個樣，列寧的特點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們，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通過整個集體從思想上影響他們，引導他們跟隨他前進。這一切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拋棄了思想鬥爭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規模的鎮壓和恐怖手段。他愈來愈廣泛地、愈來愈堅決地利用懲罰機關，往往破壞現存的一切道德標準和蘇維埃法律。一個人的專橫也就慫恿了另外一些人的專橫，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經法庭審訊和正規調查就處以死刑等等。它產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絕望狀態。這當然不會促進黨的隊伍的團結和勞動人民各階層的團結，相反，是消滅了那些忠誠的但不為斯大林喜歡的幹部，或者是把他們從黨內排擠出去。我們黨為實現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進行了鬥爭。這是一場思想鬥爭，如果在這場鬥爭中能夠遵循列寧主義的原則，善於把黨的原則性同對人的深切關懷結合起來，不排斥和毀掉一些人，而是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那麼，我們肯定不會有這類粗暴破壞革命法則的事，成千上萬的人就不會成為恐怖手段的犧牲品。只有對真正犯了反對蘇維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採取極端的措施。現在，我們舉出歷史上的幾件事實。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裡，兩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列寧的武裝起義計劃。他們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維克報《新生活》上發表聲明，公布布爾什維克準備武統起義的消息，他們還說這是冒險行動。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就是這樣向敵人泄露了中央委員會發動武裝起義的決定，並且說起義已組織就緒，不久即將進行。這種行動是背叛黨和革命事業的。因此，列寧寫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自己黨中央關於武裝起義的訣議出賣給羅將科和克倫斯基了。」於是，他向中央提出了開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出黨的問題。但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後，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擔任領導職務。列寧把他們放在完成黨的極其重要任務的崗位上，他們積极參与了黨和蘇維埃的機關的領導工作。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在列寧活著的時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錯誤。列寧在自己的「遺囑」中警告說，「當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寧並沒有提出逮捕，尤其沒有提出槍決他們的問題。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現在，經過很長一段歷史時間以後，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談反對托派的鬥爭，可以非常客觀地來分析這個案件。托洛茨基周圍的人決不是出身資產階級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黨的知識分子，而某一部分則是工人出身的。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人，他們最初曾經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們也積極地參加了革命前的工人運動，參加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這一偉大成果的鬥爭。其中很多人與托洛茨基脫離了關係，而轉到列寧的立場上。難道有必要從肉體上把這些人消滅掉嗎？我們深信，如果當時列寧還在世的話，是不會對其中的很多人採取這種極端措施的。這只是在歷史上的幾件事實。難道能夠說，在必要的情況下，列寧就沒有決定過對革命的敵人採取嚴厲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這樣說。列寧要求嚴厲鎮壓反革命和工人階級的敵人，必要的時候無情地使用這種手段。請大家回憶一下，1918年列寧在反對社會革命黨所組織的反蘇維埃的暴動和反革命富農的鬥爭時，曾毫不動搖地對這些敵人採取了最堅決的措施。但是，列寧採取這種辦法是用來反對真正的階級敵人的，而不是用來反對那些犯了錯誤，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響的辦法引導前進，甚至還能繼續擔任領導工作的人們。在非常必要的情況下，譬如，剝削階級瘋狂地反對革命，鬥爭你死我活，而且必須具有最尖銳的形式，直到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時，列寧是採取了嚴厲的措施的。而斯大林採取最極端的辦法，是在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蘇維埃國家業已鞏固，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社會主義關係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已經確立，而且我們黨在政治上業已鞏固，無論從數量上和思想上來看已經受到了鍛煉的時候。事情很明顯，斯大林在很多情況下都表現了不耐心、粗暴和濫用職權。他不是去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不是動員群眾，而是往往採用鎮壓和肉體消滅的手段，不僅鎮壓和消滅真正的敵人，而且鎮壓和消滅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沒有犯罪的人們。在這方面毫無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寧對此曾很擔心。黨中央委員會在最近，特別是在貝利亞匪幫被揭露以後，審查了這個匪幫所製造的許多案件。審查之中發現了與斯大林的錯誤行為相聯繫的粗暴專橫的極醜惡的情況。事實證明，斯大林利用無限的權力，濫用職權，以中央的名義行事，但不徵求中央委員們，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做了許多專橫的事，他經常個人決定黨和政府極其重要的事務，連政治局委員也不通知。v當我們研究個人崇拜問題時，我們首先必須弄清，個人崇拜對我黨的利益有何危害。弗·伊·列寧經常強調黨在領導工農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作用和意義，將它視作在我國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條件。列寧在指出布爾什維克黨作為蘇維埃國家統治的政黨的巨大責任時，號召嚴格遵守黨的生活的一切準則，實現對黨和國家集體領導的原則。領導的集體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我黨根本性質所決定的。「這就是說，」——列寧講道——「黨的一切事務是直接地或經過代表進行的，所有的黨員權利平等。沒有例外，同時所有負責的人員，所有領導人員及一切黨的機構由選舉產生，要報告工作，他們可以更換。」眾所周知，列寧本人即表現了最嚴格遵守這些原則的範例。列寧對每個重要問題，從來不是由個人作決定，都是和大多數中央委員或中央政治局委員商議和取得同意之後決定的。在黨和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列寧認為必須正常地召開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中央全會，這些會議討論一切最重要的問題，通過由領導者集體研究制定的決議。比如，在1918年，國家遭受到帝國主義干涉者進犯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極其重要和迫切的問題——關於和平的問題。1919年，國內戰爭正激烈進行，這時，召開了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新的黨綱，解決了重要的問題，如對農民群眾的態度，建立紅軍，黨在工人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改善黨的社會成份問題等。1920年召開了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確定了黨在經濟建設領域開展工作的指導原則。1921年第十次黨代會通過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關於黨的統一」的歷史性的決議。列寧在世時，黨代表大會都按時召開，在黨和國家發展中的每一個轉折關頭，列寧認為黨必須對內外政策以及有關黨和國家發展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寧將其最後所寫的文章、信件和札記都寄給了黨的最高機關——黨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黨中央委員會就是嚴格遵守黨的原則，實現黨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領導集體。列寧在世的情況就是如此。在列寧逝世後，我們黨的神聖的列寧主義原則是否被遵守了呢？如果說，在列寧逝世後的最初幾年內，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多少還正常召開的話，那麼，後來當斯大林開始愈加濫用職權的時候，這些原則就被粗暴地破壞了。這在斯大林生前最後十五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之間經過了十三年，在這一時期內我們黨和國家經歷了不少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堅決要求黨對在衛國戰爭時的國防問題以及戰後年代和平建設問題作出決議。此外，甚至在戰爭結束後七年多也未召開代表大會。難道可以認為這是正常的嗎？中央全會幾乎也未召開過。只要說一點就夠了，即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中，事實上未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的確，1941年10月曾想召開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們特地從全國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們等全會開會等了兩天，但沒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願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見面談話。這一事實說明，在戰爭頭幾個月內斯大林灰心喪氣到了何種地步，它也說明，斯大林對待中央委員們又是怎樣的傲慢和輕侮。這一事實表明，斯大林無視黨的生活準則，踐踏黨的集體領導原則。斯大林對黨、對黨中央委員會的專橫態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後充分暴露出來了。中央委員會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證明對黨的幹部施以粗暴專橫的事實後，組織了一個中央主席團領導下的委員會，責成它詳細地調查，對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大多數的正式和候補委員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委員會調閱了人民內務委員會檔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閱了許多偽造的、虛假的控訴，不能容忍的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它曾使許多無辜的人犧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為「敵人」的許多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工作人員其實根本不是敵人、特務和破壞者，而是一貫正直的共產黨人，他們只是遭盡誣陷，有時不能忍受獸性的折磨而自己給自己加上了（在偽造證件的審判員的授意下）各種各樣嚴重而不可思議的罪名。委員會向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供了大量關於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材料。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審查了這個材料。經查明，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委員被逮捕和遭槍決（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場群情激動）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時期和國內戰爭時期，即在1920年前參加黨的。從社會出身來說，代表大會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佔有表決權的代表60％）。所以，由這樣成份的黨代表大會所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居然是黨的敵人，是完全不能想像的事。僅僅由於正直的共產黨人被誣陷，加上了偽造的控告，以至極端破壞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竟有70％被宣布為黨和人民的敵人。遭到這樣命運的不僅是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代表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代表大會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佔一半以上——1108人。僅這一事實說明，如現在已查明的，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參加者被控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麼荒謬、野蠻和違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場群情激動）應該指出，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是作為勝利者的代表大會而載入史冊的。代表大會代表都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積极參加者，他們之中許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國內戰爭的前線上，為黨的事業進行了艱苦的鬥爭，他們英勇地同敵人搏鬥，他們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險，但從未動搖過，怎麼能夠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後，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之後的時期內，這樣的人竟變成了「兩面派」並參加了社會主義敵人的陣營？這是斯大林濫用職權所造成的。斯大林開始對黨的幹部實行大規模的恐怖。為什麼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後對積極分子的大規模的恐怖會加劇了呢？因為斯大林在這個時期已經站在黨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顧及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了。如果在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前他還考慮集體的意見，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分子後，當這一鬥爭和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達到了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的時候，斯大林更加不顧及中央委員會委員乃至政治局委員了。斯大林認為他現在可以決定一切事務，他所需要的只是統計員，他使得別人處於只應聽從和歌頌他的地位。在基洛夫同志被慘害後，開始了大規模的恐怖及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違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沒有政治局的決議——這僅在兩天之後才提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書記葉奴啟澤簽署了下列決定：「1、偵訊機關——加速審理策劃或進行恐怖行為的案件。「2、司法機關——不要因該類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請而推遲執行死刑的判決，因為蘇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認為不可能受理這類申請。「3、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在法庭作出死刑判決後對上述類別的罪犯立即執行。」這一決議被作為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根據。在許多偽造的審訊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劃」恐怖行為的罪名，這就剝奪了重審案情的可能，即便他們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供詞」出於被迫，並堅決否認對他們的控告，情況也是這樣。應該說與暗害基洛夫有關的情況，至今還有許多令人費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細地加以調查。有根據可以這樣想，殺害基洛夫的兇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衛基洛夫的人們之中的某個人的幫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個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跡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釋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當派在基洛夫處的保衛人員於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審時，在汽車「失事」時死去了，但與他同車的人卻沒有受傷。基洛夫被害後，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人員只受到非常輕微的處分，但在1937年卻又被槍決。可以想像，所以把他們槍決是為了掩蓋謀殺基洛夫的組織者的痕迹（會場騷動）在斯大林、日丹諾夫1936年9月25日從索契打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員的電報以後，1936年底起大規模的鎮壓便大大加強了。該電報中稱：「我們認為，十分必要緊急地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亞哥達在揭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現出不能勝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破獲此案件延誤了4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全體黨的幹部以及內務部多數州的代表都持這種意見。」嚴格說來，我們應當了解斯大林從未和黨的幹部見過面，因此他們的意見他是無從知道的在實行大規模鎮壓時，斯大林的這一論斷即「內務人民委員會延誤了4年」，以及必須「彌補」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進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施行大規模逮捕和槍殺。不得不指出，1937年聯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會被迫接受了這一論斷。全會根據葉若夫關於「破壞者、暗殺者和日本—德國—托洛茨基特務活動的教訓」報告，通過了的決議稱：「聯共（布）中央全會認為，在調查反蘇維埃的托洛茨基總部及其同謀者的案件過程中所查明的事實表明，在揭發人民最險惡的敵人中，內務人民委員會至少耽誤了4年。」大規模鎮壓當時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幟下進行的。實際上當時托洛茨基分子對我們黨和蘇維埃國家有否這性的危險？應該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前，投票贊成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只有4000人，而贊成黨的路線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至中央2—3月全會的十年內，托洛茨基主義已被完全粉碎，許多原來的托洛茨基分子放棄了自己原有的觀點並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崗位上工作著。顯然，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下，在國內實行大規模恐怖是沒有根據的。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會上《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它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中，企圖給大規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論根據，所用的借口是，隨著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進展，階級鬥爭應當愈來愈尖銳。斯大林並且說，歷史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列寧是這樣教導我們的。事實上，列寧說，之所以必需採用革命暴力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反抗，這也指剝削階級還存在並且強大的時期。當國內政治情況好轉，在1920年1月紅軍奪取了羅斯托夫，並取得了對鄧尼金的勝利之後，列寧即指示捷爾任斯基取消大規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寧在1920年2月2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報告中是這樣來證明蘇維埃政權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恐怖手段是協約國的恐怖主義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強毫無忌憚地以其兵團侵犯我們的時候，如果對這些軍官和白黨的企圖不予以無情的回擊，我們連兩天也支持不了，而這就是恐怖手段，但這是協約國的恐怖手段加給我們的。但當我們還在戰爭結束以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在羅斯托夫剛一佔領後，我們就拒絕實行死刑。這表明，我們是照著我們所承諾的來對待自己的綱領的。我們說，採用暴力是由鎮壓剝削者、鎮壓地主和資本家的任務而引起的。當這一切解決之後，我們即放棄任何的非常方法。我們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點。」斯大林背離了列寧這些直接明了的綱領性指示。在我國國內一切剝削階級被消滅之後，採用非常辦法實行大規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據的時候，斯大林卻要黨和內務人民委員會去實行大規模恐怖。這種恐怖手段事實上不只用來反對被擊敗的剝削階級殘餘，而是反對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正直幹部。他們被加上了虛假、誣陷、荒唐的「兩面派」、「特務分子」、「破壞分子」等帽子，說他們策劃某種臆想的「陰謀」活動。在黨中央2——3月全會（1937年）上，許多中央委員的發言，實際上表示了懷疑在同「兩面派」鬥爭掩蓋下進行大規模鎮壓的正確性。這些懷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發言中表現得最明顯。他說：「我是這樣考慮的，經過了激烈鬥爭的年代，腐化了的黨員已經身敗名裂或投向了敵人，健康的黨員為黨的事業進行了鬥爭。這是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年代。我怎麼也未想到，在這激烈鬥爭年代之後，卡爾波夫和類似他的人會投奔敵人的陣營。但根據所述情況，似乎卡爾波夫從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個人認為，在1931年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為了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曾同敵人作過長期的艱難的鬥爭，現在竟然加入了敵對陣營，這是不可思議的。我不相信這點……我不能設想，和黨一起渡過了艱難年代的人怎麼會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這真是奇事……」（全場騷動）斯大林關於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被愈多的論斷以及中央二——三月全會根據葉若夫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就被人加以利用，這就是鑽進國家保安機關的破壞者，以及無恥的野心家，他們開始以保衛黨的名義對黨和蘇維埃國家幹部、普通的蘇聯公民實行大規模恐怖。只指出一點就足以說明，被誣告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數在1937年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大家知道，粗暴專橫也涉及到黨的領導人員。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是根據第十二次黨代會闡述的各項列寧主義原則而制訂的。這個黨章規定，凡需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採取開除出黨的極端措施，「必須召開中央全會，並邀請所有候補委員、監察委員會全體委員列席」，只有在這種黨員負責人會議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數認為必需這樣做，才能將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開除出黨。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並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數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被開除了黨籍，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違犯了黨章，因為關於開除他們的問題從未在中央全會討論過。在調查了某些所謂「特務」和「破壞者」案件後，現已查明，這些案件全系偽造。許多被捕者的供詞以及從事敵對活動的指控都是用慘無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正如當時政治局委員們告知我們的，斯大林當時並未把一些被誣告的政治家的許多聲明散發給大家看，這些政治家否認了自己的軍事審判庭上的供詞，要求對他們的案件進行客觀的調查。這樣的聲明很多，斯大林毫無疑問是知道這些聲明的。中央委員們認為有必要向代表大會報告許許多多這類對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所偽造的案件。無恥挑撥，惡意偽造、罪惡破壞革命法制的例證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和蘇維埃國家著名活動家，1905年的黨員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場激動）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據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經蘇聯最高檢查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後15個月才交檢查官受理。對埃赫案件的調查是在粗暴歪曲蘇維埃法制。獨斷專行和偽造的情況下進行的。埃赫是在嚴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擬好的審訊記錄上簽字、審訊記錄誣告埃赫及許多著名的黨和蘇維埃幹部有反蘇維埃的活動。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給斯大林一份聲明，堅決否認自己有罪過，要求調查他的案件。他在聲明中寫道：「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蹲在我一直為之奮鬥的政府的監獄中。」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給斯大林的第二份聲明也保存著，聲明依據事實堅決駁斥對他的誣告，他指出這些誹謗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乾的，因為他作為西部西伯利亞邊區黨委第一書記曾批准過逮捕他們的命令，他們陰謀報復他，另一方面這也是檢查官偽造材料的結果。埃赫在聲明中寫道：「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調查工作已經結束，並允許我看有關的調查材料。如果這些材料中所說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麼我就不敢向您提出這份臨終的申訴，但被指訴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沒有做過。我的心靈里卑鄙的影子從未有過。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對您說過半句假話，現在當我的兩條腿已站在墳墓里時，我還是向您說實話。我的整個案子是陰謀、中傷和違犯革命法則的最起碼原則的典型……在調查我的案子時，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僅荒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對聯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員會議的誣衊，因為在這些交代里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議的一些正確決議被說成是根據我的建議通過的反革命組織的暗害活動，而這些決議不是採納我的意見，甚至是在我沒有參與的情況下通過的……「現在我來談我生命中最可恥的一頁，也是我在黨和您面前真正的罪過，就是我承認進行了反革命活動……事情是這樣的：我沒有經受住烏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對我使用的嚴刑和虐待，特別是烏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後還沒有癒合之機，讓我受到難以忍受的痛苦，逼著我誣告自己和別人。「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餘的是我把我記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有關西伯利亞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實加到自己頭上。如果發現由烏沙科夫的和我簽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處，他們就逼著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簽字。例如：對魯希莫維奇就是這樣做的，開始叫我把他寫進『後備中心』，但後來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所謂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後備中心』並由他擔任主席問題上。我開始時寫上我是主席，但後來他們建議寫上梅日拉馬克，還有許多其它類似情況「我請求並懇求您委託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調查清楚，這不是為了使您寬恕我，而是為了揭露這一卑鄙的陰謀，它象毒蛇一樣把許多人纏住了，其中也有因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誣告造成的後果。對您和黨我始終沒有叛變過。我知道，我是因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製造了反對我的卑鄙和醜惡的陰謀而將要犧牲。」按理說，這樣重要的聲明應該在中央委員會上討論，但並未這樣做。聲明書送給了貝利亞，對政治局候補委員埃赫同志的嚴刑仍繼續著。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認自己有罪，並作了如下聲明：「在所有我的所謂供詞中，沒有一個字是我自己寫的，除去審訊記錄下面我被迫的簽字。口供是在檢查員壓力下招出的，他從逮捕我後就開始毒打我。之後我就開始寫各種胡說八道的東西……對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黨和斯大林說，我沒有罪。我從未參加任何陰謀活動。我帶著對黨政策正確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樣。」2月4日埃赫被槍決了。（全場激動）現已無可爭辯地查明，埃赫案件純屬偽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盧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黨員，沙皇時代蹲過10年勞工營。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判會議記錄記載了盧祖塔克下列聲明：「他對法庭唯一請求是，告訴聯共（布）中央，內務人民委員部有一個沒有被割除的膿瘡，它假造一些案件，逼著無辜的人們承認自己有罪。他認為對被指控的事實沒有進行審查，沒有給被告以任何機會來證明自己和那些別人供出的罪行並無任何關係。偵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編罪行和誣告完全無罪的人們，被告對自己的問題更不用說了。他請求法庭給他機會把這一切寫給聯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證，他本人從來沒有反對我黨政策的壞思想，因為他從來完全同意黨在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的全部政策。」盧祖塔克的這一聲明並沒有受到注意，儘管盧祖塔克是當時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而根據列寧的想法，這個委員會是為了黨的團結而建立的。這個具有高度權威的黨的機構的主席就成了粗暴專橫的犧牲品。他甚至沒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來，斯大林不願和他談話。他在二十分鐘之內就判了罪，然後就被槍斃了。（群情激動）1955年進行了仔細調查，確定盧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據造謠中傷的材料把他判了罪，盧祖塔克已被昭雪。從羅布森魯姆（1906年黨員，1937年被內務人民委員會列寧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如何用挑撥方法製造出各種「反蘇中心」和「集團」。1955年檢查內務人民委員會前審判員科馬羅夫案件時，羅布森魯姆談到下列事實：1937年被捕時，他遭到嚴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關於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後來把他帶到扎科夫斯基的辦公室，後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內務人民委員會所捏造的「關於列寧格勒暗害、間諜、破壞、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釋放他。（全場激動）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厚顏無恥的態度說穿了故意製造的「反蘇陰謀」的卑鄙「把戲」。羅布森魯姆說：「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現了建立個這中心及其分部設想的幾種方案……在向我介紹了這些方案以後，扎科夫斯基說，內務人民委員部正在籌備有關這個中心的案件，而且審訊將是公開的。將來受審判的是中心的頭目，共四五人：丘多夫、烏加羅夫、斯莫羅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個分部審判2、3人……關於列寧格勒中心的案件應該搞得象個樣子，這裡證人起決定作用。同樣重要的是證人的社會地位（當然，是過去的地位）和黨齡。扎科夫斯基說：什麼都用不著你自己去編，內務部會為你準備好底稿，每個分部分開交代，你的任務是把底稿背下來，記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問題。這一案件可能要準備3、4個月，也可能半年，在這期間你就好好準備，不要使審訊人員和自己下不了台。審訊的過程和結果將決定你今後的命運。害怕了或說錯了，只能怪自己。經受住了，你的腦袋可以保下來，將來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場騷動）在州裡面，偽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個時候就是這樣製造卑鄙事件的。內務人民委員會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獲」了所謂「烏拉爾起義總部」，是一個由右翼分子、托派、社會革命黨、教會人士組成的集團，據說由黨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員會書記和聯共（布）中央委員卡巴科夫（1914年黨員）領導。根據當時的各種口供材料來看，幾乎在所有的邊區、州和共和國里都有過所謂「右翼托洛茨基派、間諜、恐怖、破壞、暗殺組織和中心」，而這些「組織」和「中心」不知道為什麼都是由各州委、邊區委或共和國中央的第一書記來領導。（全場騷動）由於這種駭人聽聞的偽造「案件」，其結果使人們相信了各種誹謗的「供詞」，加上大肆強迫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致使數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產黨員就此犧牲。對黨和國家的卓越活動家——柯秀爾、邱巴爾、波斯蒂舍夫、薩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樣方式捏造了種種「案件」。在這些年代裡，大規模進行了沒有根據的鎮壓，使黨的幹部遭受了重大損失。最惡劣的做法是要內務人民委員會在擬定提交軍事法庭審判名單時，事先就定了這些人的刑罰。名單由葉若夫交給斯大林本人審批預定的懲處辦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單交給斯大林，涉及數千名黨的、蘇維埃的、共青團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工作人員，並得到了他的批准。大部分這些案件現都在重新審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無根據的案件，因而宣告無效。僅舉一例足以說明，即自1954年到現在，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已經恢復了7679人的名譽，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大量逮捕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軍事的工作人員給我們國家，給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招致了重大的損失。大規模鎮壓消極地影響了黨的政治和精神狀態，產生了不確定感，使病態的懷疑得以蔓延，在共產黨員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氣氛。各色誹謗家和野心家都積極活動起來了。1938年聯共（布）中央一月全會的決議使黨的組織有了一定的復原。但廠泛的鎮壓在1938年仍繼續著。僅僅因為我黨具有偉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經受住1937年到1938年種種困難事件，培養了新幹部。但毫無疑問，如果不是由於1937年到1938年大規模的沒有根據的和不公正的鎮壓，使幹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損失，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和國防上的準備就會實現得更加順利一些。我們控訴葉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們的控訴是正確的。但是應該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葉若夫不通過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爾嗎？關於這個問題是否交換過意見？是否有政治局的決定？不，沒有過，正如其他案件一樣沒有過的。難道葉若夫能夠決定諸如著名黨的活動家的命運這樣重要的問題嗎？不能，如果以為這只是葉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顯，這些案件是斯大林決定的，沒有他的指示，沒有他的批准，葉若夫是不能夠做的。現在我們弄清了這些案件，恢復了阿秀爾、盧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薩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譽。有什麼理由來逮捕他們和判決他們呢？經過對材料的研究，證明沒有任何理由。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未經檢察官的批准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種情況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准：在斯大林決定一切的時候，還要什麼批准？在這些案件中他是總檢察官。斯大林不僅給予了許可，而且根據自己的倡議發出逮捕的指示。關於這些都是應該說出來的，以便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都明確了解，使你們能作正確的估計並得出相應的結論。事實證明：許多濫用職權的事都是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顧黨的準則和蘇維埃法制。斯大林是個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態的疑心，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這一點。他會看著一個人說：「你的眼睛今天為什麼躲躲閃閃的？」或者說：「你今天為什麼扭轉頭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態的疑心使他不加區別地對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認識多年的黨的傑出的活動家。他到處都看到「敵人」、「兩面派」、「間諜」。由於擁有無限的權力，他嚴酷專橫，不僅在肉體上而且在精神上壓制了人。過去形成了這種情況，使人們沒有可能來表達自己的意志。當斯大林說某人應該逮捕，就應該相信他已是「人民敵人」，在國家保安機關中為非作歹的貝利亞匪幫就會用盡一切辦法來證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們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確性。拿出的證據是什麼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審判員就相信這些「招供」，並以此為據。怎麼使一個沒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採用嚴刑逼供的辦法，嚴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覺，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嚴。如此這般，「供詞」即到手了。1939年當大規模的鎮壓浪潮開始緩和下來時，當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開始責備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對被逮捕者實行逼供的時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邊區委、共和國中央、內務人民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會各局局長發出了一份密電，內容如下：「聯共（布）中央說明，內務人民委員部使用體罰是從1937年起經聯共（布）中央允許的。大家知道，所有資產階級的偵查機構都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代表使用體罰，而且其方式無奇不有。試問，為什麼社會主義偵查機構對資產階級的頑固特務，對工人階級和集體農莊的兇惡敵人應該更人道一些呢？聯共（布）中央認為，體罰方式今後還必須使用，是對那些顯然是人民敵人的而又不肯繳械投降的人作為例外情況而使用的。這是完全正確的和適宜的方式。」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壞蘇維埃法制，對一些無辜的人實行嚴刑拷打，逼迫他們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聯共（布）中央的名義批准的。不久前，就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幾天，我們黨中央主席團開會時，把當時審訊柯秀爾、邱巴爾和柯薩列夫的審訊員羅多斯叫來審問。這是一個無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個道德墮落的敗類。就是這個人，他決定了黨的活動家的命運，並且也決定了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因為他證明他們有罪的，也同時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結論的材材。請問，難道這樣一個人的智力就能領導審訊工作，去證明象柯秀爾這樣的人物有罪嗎？不能，他如果沒有相應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他對我們說：「人家告訴我，說柯秀爾和邱巴爾是人民的敵人，因此，我作為一個審訊人員，就應該逼他們招供自己是敵人。」（群情激動）他只能通過長期的拷打才能做到這一點，在接到貝利亞具體指示後，他就這麼幹了。應該說明，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羅多斯無恥地說：「我認為我執行了黨的命令。」斯大林關於對被捕者採用逼供辦法的指示，就是這樣實踐貫徹的。這些和許多類似的情況說明，黨正確地決定問題的一切準則都被破壞了，一切都服從了一個人的專橫。斯大林集大權於一身，這在偉大衛國戰爭中造成了嚴重後果。假使拿我們的許多長篇小說、電影、歷史、「學術研究論文」來看，把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寫得荒唐透頂。斯大林能預見一切，根據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戰略計劃蘇軍實行了「積極防禦」的戰術，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國人讓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戰術。蘇軍實行了這種戰術，而且僅僅由於斯大林的天才，這才轉入進攻，消滅了敵人。蘇聯武裝力量，我們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就在這類小說、電影和「學術研究論文」中被徹頭徹尾形容為斯大林軍事領導的天才。我們應該仔細弄清楚這個問題，因為這不僅對歷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實際上都有巨大意義。這個問題的實際情況如何？戰前，我們的報紙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說什麼如果敵人侵犯神聖的蘇聯領土，就給敵人以三重的打擊，我們要在敵人的領土上進行戰爭，並且要以較少的犧牲取得勝利。但這些極其自信的宣言並無具體事實根據確保我們的邊界不受侵犯。在戰時和戰後期間，斯大林曾提出這樣的論點：我們人民在戰爭初期所經歷的那種悲劇，是由於德國人對蘇聯「突然」襲擊的結果。可是，同志們，這完全不符事實。希特勒在德國剛一登台，就提出了要消滅共產主義這一任務。法西斯匪徒是公開這樣說的，不曾掩蓋他們的計劃。為了實現這一侵略目標就簽定了各種協定，建立了各種集團，諸如臭名遠揚的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在戰前，無數事實明顯地說明，希特勒竭盡全力要發動一場反蘇戰爭，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隊，而且集結在蘇聯邊界。從現在已發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還在1941年4月3日，丘吉爾就通過駐蘇大使克里浦斯當面提醒過斯大林，說德軍開始重新布署，準備進攻蘇聯。很明顯，丘吉爾這樣做不是因為他對蘇聯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這樣做是有他帝國主義的目的，那就是讓德蘇兩國投入一場血戰，從而加強大英帝國的地位。同樣，丘吉爾在他的文集中證實，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脅的危險性」。丘吉爾在4月18日以及以後幾次電報中都反覆強調了這一點。但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當作耳邊風。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說不要相信這類情報，以免挑起事端。應當指出，從我們軍方和外交渠道我們也得到了德軍入侵蘇聯領土的威脅這類情報，但由於領導上的這種成見，在送呈這些情報時，人們都膽戰心驚，在佑計其可靠性時，便大留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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