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修訂本有哪些學術推進
最近，為配合《遼史》修訂本的出版，5月4日至8日，《中華讀書報》《文匯報·文匯學人》及《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先後刊發了三組有關遼史的專欄文章，筆者謹代表《遼史》修訂組向中華書局和各家媒體表示衷心感謝。此前筆者曾寫過一篇介紹《遼史》修訂本有哪些學術推進的文字，其中交代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竊以為有必要讓讀者周知，以作為補充和迴響。
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浦江教授主持的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之《遼史》修訂工作，自2007年5月至2014年7月，前後歷時七年告竣。此後，《遼史》修訂稿又經過一年多的審訂、修改和校閱，其間雖遭逢主持人劉浦江教授病逝之不幸，但並未影響整個校審出版進程，終於2016年4月正式推出《遼史》修訂本。值此付梓之際，中華書局約請我們《遼史》修訂組向讀者大眾介紹一下新修訂本的主要學術貢獻和突破。然而所謂「貢獻」、「突破」之類的評價理應由遼史研究者在利用之後去加以論說，恐不容修訂人員自賣自誇。作為劉浦江教授的弟子及修訂組成員，筆者在此並不打算吹噓這部修訂本有多大的學術價值，而是擬從修訂工作本身出發，交代一下它相對於原點校本有何改進提升之處，從而使讀者了解我們的修訂工作，並引起遼史學者對相關學術問題的注意。
劉浦江先生
中華書局點校本《遼史》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馮家昇、陳述先生相繼整理完成的，其點校質量堪稱上乘，從而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可靠易讀的通行版本。但隨著近幾十年來古籍整理規範的日益嚴格和遼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原來的《遼史》點校本逐漸顯現出其所存在的缺憾，此次重新修訂即要順應時代的變化，進一步提升點校水平，為讀者提供一個校勘更加精審且能反映學界最新研究成果的《遼史》升級版本。總的來說，較之原點校本，新修訂本的學術推進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嚴格以百衲本為底本，覆核全書文字，校改慎重，盡量恢復《遼史》的原始面貌。上世紀初次點校「二十四史」，為了快速整理出可供民眾閱讀的通行本，諸史點校採用的是以某一版本為工作本，「不主一本、擇善而從」的整理方式。這種做法對於文字校改主觀性較強，且大多不出校勘記，從而抹殺了不同版本間的文字差異，其實並不可取。如《遼史》即以1931年商務印書館選取數種明初翻刻本殘本配補而成的百衲本為工作本，但在具體點校中，既有以百衲本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是以乾隆殿本為底本，甚至還有據理校徑改者。根據我們這次修訂的版本校，發現原點校本的許多文字校訂是不妥當甚至錯誤的，改得比較輕率。例如，卷四四《歷像志·朔考》會同六年八月丁未朔下小注「儼、陳」，意謂遼耶律儼《皇朝實錄》和金陳大任《遼史》是月皆作丁未朔，而原點校本卻據殿本將「陳」徑改為「晉」，指後晉朔日，與原文義不符。又卷四《太宗紀下》，會同元年「三月壬戌，將東幸，三克言農務方興，請減輜重，促還期，從之。……癸酉，東幸」。「促還期」，諸本皆同，但原點校本卻憑理校徑改作「促還朝」。按此處記載是說三克以「農務方興」，請求遼太宗此次東幸，減少輜重，並縮短還朝的日期，若改為「促還朝」，則意指催促太宗還朝，但三月壬戌日時太宗尚未東幸，至十日後癸酉方成行，何來「促還朝」一說，可知原點校本所改有誤。諸如此類的情況還有不少，說明原點校本在校勘程序和方法上並不嚴謹，存在很大風險，不符合現行的古籍整理規範。
按照中華書局對於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的統一部署和要求，此次修訂應摒棄原來的「工作本」做法，而採用嚴格的「底本式」整理方式，即選擇一種版本為底本，通校、參校其他主要版本，凡涉文字校改一般均需出校說明。我們《遼史》修訂組亦遵循這一基本原則，以百衲本為底本，重新覆核全書，用原內閣大庫所藏明初內廷朱絲欄鈔本及《永樂大典》殘本進行通校，以南、北監本和乾隆殿本進行參校，並參考吸收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證》內容。對於底本文字的校正採取審慎的態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夠的證據，切忌擅改原文，凡是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盡量遵從底本，避免不同文本的同質化，嚴把校勘尺度，儘可能恢復《遼史》的本來面目。
第二，注重利用傳世文獻及出土石刻資料進行他校，並充分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原點校本主要是在陳漢章《遼史索隱》、馮家昇《遼史初校》、羅繼祖《遼史校勘記》、張元濟《百衲本遼史校勘記》等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的，這些校勘成果主要以本校見長，但在他校方面卻做得並不充分。而此次修訂的凡例之一則要「重點利用五代、遼、宋、金、元、高麗文獻進行他校，同時注意利用出土文獻進行參校，包括漢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資料」。浦江師要求我們修訂人員在做具體的點校工作時，盡量窮盡史料，除了廣泛發掘和參閱傳世五代宋元高麗文獻中的遼史資料之外，尤其要充分利用作為第一手材料的遼代石刻文獻。為此他特命學生高宇徹查明清金石文獻、地方志以及近幾十年來新刊布的考古資料，將此前陳述《全遼文》、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等書沒有收錄的遼代漢文石刻全部整理出來，並盡量參照拓本核對錄文，編集為《遼代石刻新編》；同時，又讓學生搜集整理契丹文字石刻，後編纂出版《契丹小字辭彙索引》（中華書局，2014年）。這些資料彙編為《遼史》的他校工作提供了極大便利。
通過利用以上所述傳世文獻及出土石刻，可以解決《遼史》記載中的不少問題。譬如宋遼交聘使臣姓名，《遼史》所記多不準確，而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宋代文獻中則保存有較為完整的記錄，可為《遼史》糾謬補闕。再舉兩個利用石刻文獻的例子。此前學者早已指出，《遼史》所見楊皙、楊績事迹系一人重出，但此人本名究竟是「楊皙」還是「楊績」，則未能確定。按新出遼大安五年《梁穎墓志銘》提到的「故守太保中書令楊公皙」（該墓誌刊佈於《文史》2011年第1輯），即此人，知其本名當作「楊皙」，從而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條關鍵證據。又據《遼史》卷六六《皇族表》記載，帖剌與匣馬葛皆為懿祖莊敬皇帝之子，然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認定二者實為一人，但根據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誌》、《故耶律氏銘石》及漢文《耶律羽之墓誌》等原始資料，匣馬葛實為帖剌次子（參見烏拉熙春《匣馬葛考》，《遼金史與契丹、女真文》，東亞歷史文化研究會，2004年），《遼史》記載恐誤。從以上這些例子來看，利用宋元文獻及出土石刻進行他校，對於《遼史》點校質量的提高是至關重要的。
另外，此次修訂還充分吸收了近幾十年遼史學界的研究成果。為此浦江師亦命學生在其所編《二十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的基礎上，廣泛搜羅各種期刊、文集所見有關《遼史》校勘的論文、札記，複印後整理編訂為《遼史勘誤》，並且將各篇文章中涉及到的諸校勘點按照《遼史》卷次的順序一一標示出來，註明頁碼，統編為《遼史各卷勘誤索引》。這樣各卷修訂者就可按圖索驥，快速找到應參考的相關文獻資料，避免遺漏和重複勞動，節省了很多時間，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這一《勘誤索引》還可隨時增補，不斷完善。這一做法得到了徐俊先生的讚賞，並在其他各史修訂組大力推廣。
第三，對書中涉及到的某些校勘問題進行研究考察，從而使我們對元修《遼史》的編纂過程及其史源有了新的認識。眾所周知，元末編修《遼史》成書倉促，甚為簡陋，在「二十四史」中是公認編纂質量比較差的一部正史。在這次修訂過程中，我們發現《遼史》紀、傳部分的各卷題名原本較為混亂，如卷一、卷二為《太祖紀》上、下，卷三、卷四為《太宗紀》上、下，然卷六、卷七卻又稱《穆宗紀》一、二，卷八、卷九稱《景宗紀》一、二（原點校本已統一改作《穆宗紀》上下、《景宗紀》上下）。列傳大多題作「列傳第××」，但有些類傳題名卻又與此不同，如卷七二原作「宗室傳第二」、卷一〇五原作「列傳能吏第三十五」、卷一〇六原作「卓行傳第三十六」、卷一〇七原作「烈女傳第三十七」、卷一〇八原作「方技傳第三十八」、卷一〇九原作「伶宦傳第三十九」，卷一一〇、卷一一一原作「奸臣傳第四十」、「奸臣傳第四十一」（以上原點校本均已統一改作「列傳第××」，再說某某類傳名）。這種情況說明，《遼史》可能最終沒有經過元朝史官的統稿，以致產生各卷題名形式不一致的現象，這或可為其成書草率之新證。
一般認為，《遼史》的史源主要出自耶律儼《皇朝實錄》和陳大任《遼史》。而通過此次修訂，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化這一認識。有跡象表明，元人所修《遼史》很可能是以陳大任《遼史》為藍本，而參之以耶律儼《皇朝實錄》。筆者在研究《遼史·朔考》中的月朔記錄時發現，今本《遼史》本紀主要源自陳大任《遼史》。不僅是本紀如此，又如屢見於《遼史》紀、志、表、傳中的道宗「壽隆」年號，本當作「壽昌」，今本《遼史》作「壽隆」者，系陳大任避金欽慈皇后「壽昌」諱而改。通檢《遼史》，除《閏考》一處記作「壽昌」外，其餘四十餘處均作「壽隆」，這個例證尤能說明問題，可知元修《遼史》的主要史源是取自陳大任而非耶律儼。不過《遼史》八表，除《皇子表》《公主表》源自陳大任《遼史·皇族傳》之外，其他六表實乃元人雜抄陳大任《遼史》和耶律儼《皇朝實錄》諸紀傳拼湊而成的（參見劉浦江《點校本〈遼史〉修訂前言》）。此外，過去認為《遼史·天祚皇帝紀》所載遼末史事多采自《契丹國志》，但據修訂組成員苗潤博博士研究，其真實的史料來源狀況恐怕要複雜得多，可能與多部宋代文獻存在一定的淵源關係。上述這些考察結果都有助於我們加深對《遼史》史源的認識。
以上主要從修訂工作的角度，簡略介紹了我們認為《遼史》修訂本相較於原點校本有所提高推進的三個方面。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儘管窮盡史料是我們的努力方向，但由於種種原因，仍難免會遺漏一些有校勘價值的文獻史料及參考論著，以致某些問題未能發現或予以徹底解決；同時，目前新修訂本對於某些校勘問題的判斷也未必完全正確，容有失誤的可能，敬請海內外方家批評指正。
修訂本《遼史》
記得在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啟動之初，學界或有質疑，以為當今學者的點校水平恐怕無法超越老一輩歷史學家，擔心新修訂本的質量不升反降。尤其是我們《遼史》修訂組，劉浦江教授出於培養學生的宗旨和目的，將具體的分卷點校工作全部交給我們這些研究生來承擔，這更增添了大家對《遼史》修訂本質量的疑慮。但事實上，在浦江師的周密部署和嚴格把關之下，憑藉著縝密高效的校勘流程和工作方法，我們可以很有底氣地說，《遼史》修訂本的點校質量是有保障的。雖然它還有瑕疵，並不盡善盡美，但仍是研治遼金史者值得參考的一個《遼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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