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何將稻米視為「我們的食物」
摘要稻米的純潔性被民族主義的目的所利用。最極端的是，二戰期間為吃象徵純潔的「純白米飯」而戰成為軍國主義的戰鬥口號。
水稻，我們眼中平凡無奇的糧食作物，在日本人類學家大貫惠美子教授的筆下展現出它在人類精神世界中的一席領地。她的專著《作為自我的稻米》講述了關於日本人非要把水稻設置為自家「簽名檔」的故事。平心而論，這件事對日本是有難度的。首先，要追溯稻作農業的話，考古學研究已經表明，亞洲栽培稻的馴化歷程始於距今約一萬年前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此後水稻很快在東亞大陸上隨著不同人群的遷移和接觸而大面積地傳播開，稻作農業在距今四千到三千年時已遍及長江南北，並且到達東南亞和南亞。那時，稻米已成為亞洲廣大地區人類食譜的組成部分，而日本列島上的繩紋人群還不曾與水稻謀面。直到距今兩千三百多年前的彌生時代，稻米與稻作農業才隨著大陸人群的東遷進入日本。其次，也正是由於稻作農業廣泛而持久的傳播，亞洲各地發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稻米崇拜以及形式各異的文化實踐，這種多樣性使日本的稻米在區域文化中並不天然具備獨一無二的特質。因此，水稻這種在日本既非本地馴化亦非其所特有的主食種類，如何成為民族身份認同的象徵？這是始終貫穿我整個閱讀過程的疑問。
《作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時間的身份認同》 [日]大貫惠美子著 石峰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一版
作者首先指出，稻米象徵日本人身份的重要性並非來自其營養價值或經濟價值，而是源於它本身與古代日本皇室緊密相連的農業意識形態。如人類學經典理論所言，社群的早期領袖往往身兼宗教與政治首領的雙重角色，其權力來源於調動超自然力量保障農業生產的能力。許多學者認為日本古史中的天皇就是為米魂舉行儀式的大祭司，這個概念突出地體現在日本皇室的新皇踐祚儀式中。從天武時代開始，皇室踐祚牽涉到三個獨立儀式：登基、踐祚、大嘗祭，其中大嘗祭是最核心的部分。繼位新皇需要通過一種至今都秘不示人的儀式獲得靈魂的更新，然後向天神獻祭新米製成的食物，而這些新米必須產自預先佔卜選定的特殊土地。最後，天皇與神共同享用祭品，並與客人分享一餐宴席而結束整個儀式。在這一過程中，稻米消費和人神之間交換稻米的行為，象徵著把更新後的神力重新灌注到新皇體內，從而也使他的靈魂得到凈化。另一則表現皇室與稻米有密切關聯的作品是官方編定的皇室神話歷史。同樣於天武天皇時期開始編撰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天皇世系的源頭往往被追溯到名字帶有稻米含義的人物身上，暗示了將荒原變作稻田，即象徵著日本立國。儘管兩書的編撰歷經了相當長的時段，但起始時間卻是個頗可玩味的節點。公元七至八世紀正值日本全盤仿效中國唐朝最盛之時，但他們卻選擇了來自大陸的水稻作為區隔自身和唐朝的符號。
在日本的中世時期（十二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非農民的社會成員尚未被後來那種強化的「農業社會」意識形態邊緣化或被消極看待。在制度上，社會成員被歸入兩種管理系統。一種是居民，包括武士和農民，他們不依附於其他個體，但有納稅義務。另一種是遊民，由職人和特殊地位之人（穢多非人）組成，職人可部分或全部免除納稅義務，穢多非人則不承擔賦稅。當時的稅收就是稻米，無需納稅的社會成員也是沒有土地進行稻作的那些人。但這部分與稻田僅有鬆散聯繫或已脫鉤的群體包括多種職業的社會精英，並與社會政治的權力中心保持著聯繫。
縱觀整個古代和中世時期，雖然稻米的象徵性長期通過皇室儀式來呈現，但這種宇宙觀並未被限定在皇室層面，實際上民間也分享了極為類似的觀念。民俗傳說的母題之一就是陌生神把財富賜予具有善良行為和高尚道德的個人。與象徵財富的稻米來自天神恩賜相對應的是，稻米的輸出方中國位於日本人生活以外的世界，寓意中國就像神一般為他們輸送幸福。有了這層意思，稻米在世俗生活中的使用和交換價值就被賦予了市場、稅收、利息以宗教的神聖性，所以稻米生產和消費不是一種經濟行為，而是一種宗教制度。
十七世紀以來的日本社會內部和外部結構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在適應時代變遷的文化應答策略中，日本人整體身份認同的語境重構是格外顯性的一部分。在內部，幕府法令把原先居民中的武士和農民分離開，管理遊民的結構隸屬於管理居民的結構。由此，「農業日本」成為支配性的表徵，並掩蓋或否認了非農業群體的存在。與此相平行，「農業意識形態」成為獨尊的思想，非農人口或沒有土地的人被邊緣化。通過這種機制，社會內部的「我們」和「他者」被成功地區分開。
今上天皇御即位大嘗祭繪卷
日本社會與外部新的「他者」的相遇使日本人陷入了身份定義的兩難困境。西方人帶來了比中華文化更令日本人欽慕的洋貨、醫學和科學知識，同時日本人也要面對被西方人混淆為其他東方人的尷尬。在這一背景下，主食類型很容易地幫助日本人建立起身份認同的語境，日本人主食稻米，而西方人主食肉類。相對於同樣以稻米為主食的亞洲人，是否食用生長在日本土地上的稻米就至關重要了。日本人是通過這個屬性把自己與中國人、韓國人區分開的，他們認為後者因食用不同種類的稻米而成為「他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稻米和稻田被選擇作為日本人集體觀念中「我們的食物」和「我們的土地」的隱喻時，當農業意識形態和稻作農業高調而強勢地代表日本的民族國家時，卻正是日本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起步，並伴隨著農業生活方式開始式微之時。這一表象與事實之間的悖論充分表明，稻米在日本社會中已經脫離其現實中的經濟意義，而成為純粹的民族共同體的標誌物。也是從此時起，稻米的純潔性被民族主義的目的所利用。最極端的是，二戰期間為吃象徵純潔的「純白米飯」而戰成為軍國主義的戰鬥口號。作者尖銳地指出，「在象徵實踐中純潔能夠被提高到沒有政治含義的美學層次；它也可以被容忍充當消極民族主義的幫凶，社會內外的邊緣部分和他者在獲得個人純潔的名義下成為替罪羊。」
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食用本國土地上生產的稻米仍是大多數民眾的自覺選擇。由於日本耕地面積有限，大量穀物與蔬果依靠進口，但稻米一直是日本維護本土農業獨立性的核心話題。當1973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叫停對日出口大豆時，稻米生產隨即成為日本本土農業獨立性的象徵。1987年，日本全國農業協會在聲明中表示，國內全部稻米能夠保持自給自足，因為與其他作物相比，稻米不僅具有經濟上的重要性，還承載了日本文化的原型。九十年代初，細川護熙政府打算對國外開放稻米進口，遭到了民眾廣泛的反對，箇中原因當然包含各方社會團體和政治勢力的博弈，但民意調查仍然透露，價格並非消費者的主要考量，也就是說日本人對稻米進口態度和行為並不是受經濟理性支配的。
作為另一條歷史的暗線，作者指出，戰後那些反對天皇制度的日本人，在邏輯上應當擁護進口國外稻米的政策，而事實卻正好相反。公共領域中反對把天皇作為日本民族象徵和反對進口加州稻米的聲音並行不悖，可見稻米在日本後工業社會中的象徵性並不依賴它與皇室制度的聯繫。頗為諷刺的是，雖然農業意識形態在日本人心目中佔有支配地位，但今天大多數人已經完全不知道它與天皇家族淵源深厚的神秘關係。或許，正是現代國家結構的確立與全球市場的日益一體化導致了人們對天皇與稻米在意識形態方面天然關聯的遺忘。
日本農民用黑稻米和紫稻米等不同品種的稻米做成的稻田種植畫
可以說，日本人對身份象徵符號的選擇充滿了諧謔的二元對立，全書中「農業」與「非農業」、「乾淨」與「骯髒」、「本土」與「外來」、「純潔」與「污染」之類的對比俯拾即是。作者對這種二元性的發現和闡釋自有其智慧之處，但這也恰是一把雙刃劍，為作者製造了一種不可退讓的理論困境。她不得不將材料和論述推向兩極以突顯對比的強烈，一旦涉及兩極之間的灰色地帶，那麼她所主張的通過區隔自我與他者而獲得身份認同的觀點就會被弱化。實際上，這種灰色地帶也確實存在。比如，有學者指出，被作者解讀為稻田或稻作活動的一些浮世繪作品中的場景，其實不帶有如此明確的主題傾向。看來，日本文化源流複雜、精巧細膩的特質，連帶著由此而生的多種闡釋可能性之間的微妙差異，都處處暗伏玄機，要讓一本典型的學院派作品在學術圈中討喜，委實不易。
在把稻米打造成日本人身份象徵的過程中，在營造滿含鄉愁的「農業日本」、「鄉村日本」的文化形象方面，人類學家的工作一直在推波助瀾。而現在，無論是日本的本土學者還是更廣的國際學界都已經意識到，過去半個多世紀所形成的教條印象與現實中日本社會經濟傳統多樣性之間的格格不入。九十年代以來的研究越來越反過來關注非稻作農業，強調日本生計形態的多樣性，試圖為刻畫日本社會群體的宏觀圖像注入更多複雜性和包容性。
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聽說，最近對日本主婦的民意調查表明，當她們知道加州稻米的價格是日本稻米的三分之一時，百分之八十會選擇消費進口的美國米。如果大貫教授面對今天這個數據，又會做何想？我很好奇。（文/潘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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