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大變局中的梁士詒與交通銀行
文潘曉霞
作者為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編輯，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4年第12期，注釋從略。
專題研究
北伐大變局中的梁士詒與交通銀行
潘曉霞
梁士詒素有「財神」之稱，是北京政府許多派系都樂於借力的理財能手。他曾先後出任總統府秘書長、財政部次長、內國公債局局長等要職，與他親自打過交道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把他比作「中國的皮爾龐特?摩根」。梁執掌交行十餘載，從籌議設立便參與其中，後兩度入主，是交行初期發展中的核心人物。以國家銀行之一的交行作為後盾，梁士詒政商兩棲的優勢尤為凸顯，其亦官亦商的角色亦被發揮得淋漓盡致。關於梁士詒的既有研究，主要側重梁1916年前的作為，多和洪憲帝制、交行的停兌危機及北京政府的公債發行等相關。本文考察1926年北伐興兵、政權鼎革前後，梁士詒在「南」與「北」之間徘徊應對的艱難歷程和複雜面相，其中既有其重奪交行的冷酷，也有窺察局勢的精準，還有出於政治和銀行利益盤算的依違兩可。梁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其行為不僅具有政治意義，也具有經濟意義，在政權更迭之時，其所作所為還和交行的業務狀況與實際境遇密切相關。
一
近代中國的銀行，多與政治、政府藤蔓相連，頗具影響力的銀行家陳光甫曾在日記中寫道：「銀行家背後是無民眾，民眾心中是無銀行家，因為銀行家不顧民眾的利益，所以民眾亦不諒解銀行家的痛苦。」這句話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近代中國銀行家的尷尬處境。銀行和銀行家不僅缺乏廣泛的民眾基礎，在政治力面前，也常常處於軟弱無力的依從境地。
梁士詒和交通銀行或許可以說是近代中國銀行家和政治交纏糾葛的典型例證。梁士詒執掌交行十餘載，1912年5月，他以總統府秘書長的身份兼任交行總理，雖於1916年6月離職，但仍以交通系中的掌門地位，相當程度上繼續保有對交行的控制與影響。1925年重新出山後，再度接過交行總理一職，直到1928年去職。梁和交行的關係，幾乎貫穿整個北京政府時期。梁也是持交行個人股份最多的大股東之一，用他自己的話說：「本為交行最大股東，亦不能置財產於不顧。」交行總管理處文書科專管股務的董肖騫回憶道：「梁士詒名下大約有一二千股，惟自己出面不多，均化名在子女或親戚名下……而這些託人出面的股票，仍掌握在梁家手中。直到1931年，梁士詒在交行仍持有800股。權與利的交錯，使梁士詒的利益與交行的命運時相牽絆。袁世凱時代，梁士詒借力政治，一度把交行經營得風生水起。袁世凱之後，梁士詒失去了強大的靠山，交行在他手中變成了進退伸縮的棋子。
20世紀20年代前後，隨著南方的崛起，中國政治版圖發生南移，梁士詒政治高官和銀行家兼具的身份，使其對時局變幻特別敏感。早在1918年，梁士詒和孫中山身邊的股肱汪精衛便有文電往還，8月汪精衛給梁士詒電報中有云：「本日精衛與中山談及燕老近來籌畫〔劃〕及桂老所談大要。中山謂據年來經驗，知實現理想中之政治，斷非其時，故擬取消極態度。將來從著述方面，啟發國民。」可見此時梁、孫之間已有接觸。1921年12月，梁士詒得到張作霖支持準備組閣時，吳佩孚致電浙江督軍盧永祥談及梁與孫中山等的來往，說道：「前此梁士詒赴粵與陳炯明接洽，亦與孫文有所晤結，此次擬出組閣，將合粵皖奉為一爐，壟斷鐵路，合并中央，危及國家，殊堪懍慄。」吳佩孚所言固然有其派系鬥爭的立場，但所談及的梁士詒和孫中山關係，應該不是無的放矢。
1922年直奉戰爭爆發，梁士詒依附的奉系戰敗，梁一度避居香港。1923年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重振旗鼓，政治上聯俄聯共，同時和奉系也有接觸。此時賦閑在港的梁士詒，成為各方爭相聯絡的重要角色，據其門生記述：「奉天張作霖、浙江盧永祥與先生信使往還，大元帥孫中山且欲邀先生共襄國事，先生以身在局外，尤易聯絡，因允以葉（恭綽）鄭（洪年）二氏佐之。」與梁同屬舊交通系的葉恭綽、鄭洪年赴港拜謁梁後，便到廣州分任大元帥府財政部部長、次長，直接支持孫中山第三次開府廣州。10月，鄭洪年致函身在香港的梁士詒，告以：「公如在港與各界接洽，應拿定一視同仁宗旨，不偏於何黨何派，概牢籠之，方不至反響無成。以大氣包舉之，過此背時，至統一後，何黨何派可提攜，或何派應拒絕，系另一問題。此時非盡入我包涵中，時局無收拾之望。」可見，牢籠南北、盡入包涵，是梁士詒一系此時面對時局變化的應對之方。
然而，隨著1924年國民黨改組，梁士詒一系在廣州的生存空間逐漸流失，葉恭綽、鄭洪年先後離開廣州，梁不得不另謀出路，在給友人信中，他談道：「天有陰晴向晦，外國政治家亦常淡置數年不談也；蓋政治家無不投機者，以時當泯泯棼棼，我則手無寸鐵，不如藏以待時。」9月5日，梁致函陳光甫談及葉、鄭離粵北上，說道：「譽甫（葉恭綽一一引者注）仍是郢人不忘故都之意，久居北方，凡事似較與北人共事較有趣味而合拍。」梁士詒和南方孫中山的短暫蜜月就這樣無疾而終，不過，這一段經歷畢竟為後來梁士詒與南方革命黨人的繼續接觸埋下了種子。
1924年10月，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戰敗，張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梁士詒重新出山，主持財政善後委員會。甫回北京，即謀求重新執掌交行，致函交行總理張謇，咄咄逼人地迫其離開交行：「交行之事，近年以時局糾紛，是非倒置……據各董及新之所談，如轉移日金，借款補購九六公債，清償奉天借款，籌劃奉軍，準備清理星渝各行呆賬，恢復京行營業，清厘政府欠款等，種種問題，無法解決，以及各行營業之不易進行。「新之屢述難狀，力求擺脫，詞〔辭〕意堅決，已難強留，此間同人及重要各股東，亦以行事艱危，難任延閣。公既不獲北來，新之又志在必去，均望迅籌辦法，共資救濟。弟承各方責望，又以與行關係稍深，情切同舟，誼難獨逸。」其間，曹汝霖曾力薦錢永銘升任總理：「如燕老肯任仔肩，董長一席仍以省之（應為「新之」——引者注）為宜。諒公熟於南方情形，或不河漢斯言也。」但事實上，驅走張、錢，另換交行原班人馬，才是梁之真正意圖。在致李耆卿函中，梁士詒表露得更加直白：「行事表面平靜而實際艱窘。嗇公不獲北來，新兄以一人支持內外，備極艱苦。弟此次北來，觀察各方面情形，新兄一人實難久支……協理一席，新之志在必去，各方面都屬意劍泉。劍泉在財部及公債局有年，於行事本極熟悉。交行與財部往來款項，糾葛甚多，得劍泉佐理，尤多裨益。且劍兄與銀行界及各外界情感均好，各行同事亦多舊識，更不虞其隔閡。劍泉已表示同意。」梁托李耆卿持此函面見張謇。其逼宮張、錢，取而代之意圖可謂昭然若揭。在梁士詒壓力下，5月7日張謇致函錢永銘：「行事決意卸去。另函致股東會，屆時乞提出。走任事之始，本約暫救危急。今行基少固，已遂初願。何必以察察之身，隨旋渦而浮沉耶。」總理張謇與協理錢永銘被迫辭職。5月中旬，交行召開股東會，梁士詒當選為總理，盧學溥為協理。梁士詒得以重掌交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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