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郭沫若對兒子見死不救：我也為了中國好

郭沫若向金日成將軍獻花

郭沫若可以說是中國「文革」中僅存的文化大家，其它同時代的文化人幾乎都去了牛棚或者蹲了監獄，或者命歸黃泉，唯有他似乎依然風光無限地做著中國文化界的領袖和旗幟。

從一般意義上說，深得當時領袖賞識和信任的郭沫若，在那個狂熱的時代里，可以說是意氣風發、春風得意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卻從反面向人們昭示，郭沫若內心深處，卻承受著常人難以想像的悲苦。

郭世英是郭沫若與於立群所生的第二個兒子，也是他六個兒子中最有才華的孩子。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學校組織了X詩社。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早晨，被非法綁架關押迫害致死，當時年僅二十六歲。

如所共知，郭沫若一輩子充當「歌德派」，因而享盡榮華富貴，但是他卻有兩個兒子因不滿現實而屈死。郭沫若的歌功頌德態度雖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卻沒有保全家人的性命。

郭世英一九四二年出生，在北大就讀未滿一年，就被迫中斷學業，下放到河南鐵泛區西華農場勞動。事情的緣起是「X詩社」。一九六二年歲末，郭世英與中學同學張鶴慈等人結成詩社。張鶴慈對社名的解釋是：「X表示未知數、十字架、十字街頭……它的涵義太多了，無窮無盡。」

郭世英曾說：人並非全部追求物質。俄國的貴族多了，有的人為了追求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追求社會進步，拋棄財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麼？他對母親訴說：你看看父親青年時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為什麼我不行？何況我寫的東西不供發表。後來，詩社被定性為反動組織。

北京市委報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的簡報中把他們稱之為「那樣個別的人」，並與「嚴重的敵特分子」相提並論。有關方面懾於郭沫若的地位，對他兒子從輕發落。

郭世英在兩年的勞動中，對於原先鍾情的哲學已不再在意，而對棉花栽培發生了興趣。一九六五年秋，經不住雙親的勸說，他終於回到北京，進入北京農業大學讀書。他期待經過深造，重返農場。

殊不料不到一年「文革」開場。郭沫若後來在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說：「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棵嫩苗從土壤中拔起來一樣，結果是什麼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郭世英就讀的北京農業大學的一伙人非法綁架了他，並私設公堂，這夥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舊案──X詩社事件。他們是想揪背後更重要的人。郭世英忍受不了他們的非人折磨，從關押他的三樓房間里破窗而出，毅然赴死。

這次打擊，較之年前的兒子郭民英之殤，對郭沫若來說更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從外表看畢竟還不是外力的直接打擊所致，郭世英之死則是對連續數日的刑訊逼供的抗爭。因為有著「前科」，還要被扣上「畏罪自殺」的惡名。悲憤難忍的於立群當即病倒。她責備郭沫若何以不及時向總理反映，這位與周恩來有著幾十年戰友情誼的古稀老人郭沫若竟然回答：我也是為了中國好啊。

儘管，直到今天，人們依然不能理解作為一代文化巨擘的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很多行為和人生態度。尤其當他臨死的時候，竟然遺囑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的虎頭山上！但是，毫無疑問，郭沫若從自己兒子的死亡當中得到頓悟和突然清醒。從兒子死後的次日，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強忍悲痛的淚水，閉門不出，默默地伏在碩大的辦公桌前，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將郭世英在西華農場勞動期間的日記一行行、一頁頁地謄寫在宣紙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託自己的哀思，宣洩自己內心的苦痛。我們從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書影印件中可以看到老人家書法筆跡剛勁，一絲不苟，其內心的巨大悲苦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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