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傳統：一本歷史書何以暢銷半世紀

撰文：大衛·格林伯格

翻譯：張舒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哲學著作的生命可以延續千年，小說數百年。歷史著作如果實為佳作，也許能留存一代人的時間。但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這部作品如今正在慶祝它出版的第五十個年頭，而且依舊是重版圖書中一部堅挺的暢銷作品。高中生、本科生、研究生讀它，一般讀者也讀它。如果記者們需要在專欄里援引一點兒歷史權威的話，他們會從書架上取下這本書。學院派歷史學家同樣推崇它：每當他們打算針對這本書寫些什麼，最終會以一片頌詞作結。就像一個健壯的耄耋老人，這部精力充沛的舊作邀請我們對它經久不衰的秘訣一探究竟。

《美國政治傳統》的寫作始於1943年，當時霍夫施塔特僅有二十七歲，四年後全書完成，這位年輕學者的事業在這本書的助推下蒸蒸日上，成為他的時代知名的歷史學家。此前他已寫過一本書，《美國思潮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論文，由默爾·科蒂指導，至今它還是這個主題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畢業之後，霍夫施塔特在馬里蘭大學短暫地教過書，很快重回哥倫比亞大學，在這裡教書直至職業生涯的結束。

在那裡他不但寫下了《美國政治傳統》，還有其他幾部振聾發聵、影響持久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也許是他獲得1955年普利策獎的《改革的年代》，這部作品介紹了他的「地位政治」觀念（這一觀念是說，人們的行為與其說是出於單純經濟學的個人利益的考量，倒不如說是出於維護他們社會地位的需要），而且有爭議地將十九世紀晚期的民粹主義者描繪成懼怕現代性，對農耕的過往時代懷有一種鄉愁，而且相當偏執的形象。修正主義者指出了這幅肖像中的致命漏洞（比如說，霍夫施塔特誇大了民粹主義者的排外主義，而且很少談及它的合理性以及它對資本主義「鍍金時代」的有力批判），不過這本書一直被民粹主義（和進步主義）歷史學家當作自己的作品出發的起點。他的其他有影響力的著作包括：《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1963），這是另一部榮獲普利策獎且常被引用的作品（1965）。

然而，《美國政治傳統》仍是霍夫施塔特擁有最多讀者和最受歡迎的作品。它由一系列微型傳記組成——十個人的人生，從托馬斯·傑斐遜和安德魯·傑克遜到赫伯特·胡佛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兩組人像（開國先輩，以及強盜資本家）——橫跨這個國家的歷史。霍夫施塔特的主題中既有美國英雄，也有反面人物，他對這些人此前被忽略的面相加以批判性的審視，不過他這樣做並非熱衷描寫暴力——我們經常會把熱衷描寫暴力和「修正主義」歷史聯繫在一起。《美國政治傳統》散發著成熟的氣息，這說明它的作者後來說的「這明顯是一個年輕人的作品」的說法是錯誤的。

它假定在可理解性和深刻性之間不存在天生的平衡關係。霍夫施塔特的語句很乾脆——多用警句但不晦澀。舉個例子：「想成為總統，林肯有時必須得說的比他實際認為的更激進；想成為一個握有實權的總統，他必須得表現的比他所想的更保守。」再比如說：拉瑟福德·B·海斯和本傑明·哈里森，鍍金時代的美國總統「既不卓越也不墮落，他們在美國編年史上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因為他們默默無聞。」

霍夫施塔特的簡潔風格的重要性遠不止它所帶來的樂趣。它同樣反映出他的信念，就像小阿瑟·施萊辛格所說的：「歷史是文學的一部分，所以它應該既是一種意識清醒的藝術，又是一種虛構或詩歌。」儘管霍夫施塔特會使用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和觀念，他從來不會欺騙自己說歷史是種科學，或者說人們可以「證實」一個歷史學觀點。比起論據的充分，他更喜歡洞見的美感。他知道，證據終會被證偽。而洞見常新。

儘管《美國政治傳統》摒棄了當今學院派歷史學在學術領域內部吹毛求疵的毛病，它確實含蓄地——有時是明確地——向他的前輩提出了質疑。霍夫施塔特最喜歡做的莫過於消除歷史的神秘感。他先把托馬斯·傑斐遜請下神壇：「圍繞托馬斯·傑斐遜展開的神話，數量之多和給人印象之深刻在美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緊接著他便努力去斬掉這些迷障的荊棘。一幅肖像躍然紙上：他（傑斐遜）不是一個縝密的哲學家，而是一個時常改變治國想法和方式的人——變化無常。霍夫施塔特寫道：「林肯傳說對於美國想像力產生的影響，遠遠超越政治神話學中的其他一切。」他很快做了修正，從中我們對林肯有了全新的理解——他是自己雄心壯志的可憐的人質。不過，這些論點是對頑固的錯誤觀念的激烈指責，而不是對其他競爭學派細枝末節的抱怨，也不是攻擊自己的思想前輩。

有一位歷史學家的身影在《美國政治傳統》一書中揮之不去：查爾斯·A·比爾德，霍夫施塔特前一時期傑出的進步主義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對比爾德的鐘愛持續一生，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未免有點太過頻繁了（此後他寫了一部關於比爾德、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和沃濃·L·帕靈頓的作品——《進步主義歷史學家》）。不過重要的是霍夫施塔特對他的反叛。比爾德和他同時代的進步主義者的思想亮點在於把權貴和民意之間的持續衝突作為了美國歷史的主線。相反，霍夫施塔特看到的是美國過去的連續性和統一性，是一種驚人的衝突的不在場。他在這本書的導言中這麼說到：

政治鬥爭是否激烈，常常使人產生錯覺。大政黨內主要競爭者的視界通常局限於財產和企業的天地之中……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個人處置私有財產和用其投資的權利、機會的價值、私利和自主在寬鬆的法律限度內向有限的社會秩序的自然演化等，都是美國政治思想意識中的中心信仰的主要原則；傑斐遜、傑克遜、林肯、克利夫蘭、布萊恩、威爾遜、胡佛雖然各不相同，但大多持這種觀念。

所以說有些歷史學家把《美國政治傳統》和霍夫施塔特的其他作品放在了戰後時期佔主導地位的「共識」歷史學派的核心位置。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將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和路易斯?哈茨的《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丹尼爾?布爾斯廷的《美國政治的精神》放置在一起，認為這些作品均體現出因為美國沒有出現過去兩百年間幾乎毀掉歐洲的階級矛盾和政治動蕩而感到慶幸。一些讀者甚至批判霍夫施塔特對美國讚譽過度。

然而，霍夫施塔特不會心悅誠服地接受海厄姆的標籤。他申辯說自己在寫這本書時，腦海里甚至連一個中心主題或論點都沒有。他後來提到，就連長達六頁的導言也是他在編輯的堅持下才勉強交稿的。他把本書斟酌良久的「論點」降低為事後才想起來的狀態。

針對霍夫施塔特究竟是在慶祝、悼念，還是在控訴美國政治傳統中狹隘界限的爭論突顯了他作品的多義性。我會說，霍夫施塔特做了上述所說的所有這些事。他對傳統既失望，又尊重它。「他對美國生活的多個方面進行了批判，」歷史學家C·馮·伍德沃德在霍夫施塔特去世的悼念會上說：「但他從未參與過任何反美國主義的流行圈子。」

戳穿了愛國主義的陳詞濫調，卻依舊珍視我們國家的傳統——《美國政治傳統》體現了二十世紀自由主義一些最優秀的品質。這本書之所以長期受到歡迎，也許既要歸功於它的哲學，也要歸功於它的文學魅力或是它在歷史書寫上的準確定位。比起哈茨和布爾斯廷的作品，像施萊辛格的《至關重要的中心》和萊昂內爾·特里林的《自由的想像》才是這本書真正的夥伴。霍夫施塔特不但和這些書的作者私交甚好，而且他們共同抱有一個現代主義者的決心，那就是把自由主義置放在墨守成規的保守主義和過度敏感的感傷主義的兩極之間。

正如政治科學家埃拉·卡茲尼爾森說的，霍夫施塔特是在啟蒙自由主義的「黑暗時代」中寫下的《美國政治傳統》。儘管法西斯在歐洲已日薄西山，但它捲土重來的潛在可能仍令人心驚膽寒，而紅色恐慌當時正在席捲美國。蘇聯共產主義再一次撩撥起全部的左翼勢力，精疲力竭的知識分子不懷好意地暗示，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多少要為納粹和大屠殺負責。霍夫施塔特和其他人對這種潮流感到恐慌，他們加入到為自由主義的靈魂而戰的隊伍中。在《美國政治傳統》里，霍夫施塔特警告人們存在著把過去轉變成意識形態工具的危險。這是他和《黨派評論》那些反斯大林文學批評者共同持有的信念，只不過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有更獨特的角度表達立場。

霍夫施塔特不僅在回應他所處時代左右兩派意識形態的信徒，同樣也是在回應查爾斯·比爾德（再一次），范·威克·布魯克斯和其他先驅，這些人在尋找布魯克斯所說的「可用的過去——一種可以服務於社會正義的歷史。在布魯克斯的年代，這個概念意味著一種進步，向前跨進一步。在霍夫施塔特的時代，納粹和斯大林主義者通過操作歷史來達到他們自身的邪惡目的，這已經暴露出「可用的過去」信條的天真。霍夫施塔特更傾向於不去「利用」過去，而是像克里斯托弗·拉希提出的那樣，去「吸收」它——去理解歷史是如何形成它獨有的政治和知識圈的氣候，而不把它單純地歸結為實踐教訓。貫穿《美國政治傳統》全書，霍夫施塔特提醒讀者，歷史很少會遵從簡單的結論，美國的眾多理念經常不可調和。

霍夫施塔特最知名的觀點是指出自由和民主經常起衝突。他在介紹開國先輩的篇章里談論起那些貴族對於民眾的不滿態度時，特別借用了比爾德的譏諷口氣。但他和比爾德不同。霍夫施塔特背離了比爾德的二元論——後者將建國看成是自私的富人和道德高尚的窮人之間的戰爭——他遠遠地超越了比爾德，對開國先輩體現出的睿智霍夫施塔特表達了感激之情。霍夫施塔特再一次回到他最喜歡的話題：當代的美國民間觀念都認為民主幾乎等同於自由，而且，民主理論家在力求區分二者時，一般都認為民主為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但是開國先輩們認為，他們最為關心的自由受到民主的威脅。在他們的思想中，自由同民主無關，而是同財產有關。

如果說開國先輩的這種觀點褪去了他們身上的光環，那確實如此；霍夫施塔特諷刺他們「堅決擁護財產權」。不過他也稱讚他們的現實主義令人敬佩：「結果是，當他們認為個人財產是一個人最危險也最牢不可破的特質時，他們必然會同意要努力掌控它。」他援引教士傑瑞米·貝爾納普的話：「讓我們承認這一原則：政府源於人民；但是要教育人民……他們不能統治他們自己。」霍夫施塔特知道這說出來令人不快。但是他不是那種會站出來宣布這不對的理想主義者。

在霍夫施塔特的勾勒中，幾乎每個美國的自由英雄都是不怎麼熱心的民主人士。安德魯·傑克遜是一個「不深思熟慮的人」，他「倒向自由主義陣營，因為自由主義陣營倒向他。」對林肯來說，「民主的寬度還不夠跨越膚色的界限。」伍德羅?威爾遜只相信「國家必須在財閥統治和平民統治之間選擇一條中道。」富蘭克林·羅斯福對待外交事務的觀點是，「無論目標多民主，手段都遠非民主。」

霍夫施塔特為什麼要指出幾乎每個美國英雄作為一個民主人士都不完全夠格呢？在我看來，他糾偏性的評論不是針對歷史舞台上的這些台前人物（因為他並沒有全盤否定他們），而是針對那些神話製造者，針對那些製造「英雄崇拜和民族自我吹噓文學」的始作俑者，他在導論中嘲諷了他們。

文學評論家阿爾弗雷德·卡津在雜誌文章中談起他和霍夫施塔特還有他第一任妻子的親密友情，他的妻子是一個作家和編輯，二十九歲就過世了。卡津尤其記得霍夫施塔特狂放的幽默感。在大蕭條時期，卡津寫道：

費莉斯認真地考慮過給迪克（霍夫施塔特名）在夜總會找一個單人脫口秀的工作。每次他模仿羅斯福，還有那個女兒掉井裡的奧扎克農民的時候，我們都會狂笑不止。「這幾天我們總得把她給弄出來。」

C.馮·伍德沃德寫道，霍夫施塔特有種「調皮的風趣，還有發現荒誕之事的天賦……是那種傑出的諷刺作家和漫畫家才有的天賦。」

霍夫施塔特的作品不是那種讓人大聲發笑的幽默。嚴肅的學問不會令人捧腹大笑，不過溫和一些的詼諧還是有的。霍夫施塔特在《美國政治傳統》中的諷刺既尖酸又搞笑。「因為他們事迹的永恆價值如此偉大如此美好，」他在談到鍍金時代的巨頭們時說到：「他們不需要對他們的不誠實行為感到焦慮。」關於胡佛他冷冰冰地，或者說不無酸楚地寫道：「養活了歐洲的人成了飢餓的象徵，才華橫溢的執政者成了災難的象徵。」

就像他的文學天賦一樣，霍夫施塔特嘲諷的幽默不僅僅是裝飾。它體現出他樂於稱之為「複雜性」的品味——拒絕接受簡潔的回答。他以超乎尋常的努力把每幅圖景變得複雜。談到林肯，比如說，他在誇耀林肯的「樸實」和揭露林肯是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家」之間小心翼翼地做著平衡。他寫道：「林肯的率性是非常真實的……但他同樣是一個複雜的人，複雜到足夠理解他自身率真的價值。」接下來，他再一次出爾反爾：「他的手法有些刻意……但是其中不存在欺騙的成分。」

這種左右搖擺看上去有些膽怯、像是缺乏判斷力。但是經過常年的累積，這種躊躇似乎成為了一種受歡迎的謙遜的標誌。不過，霍夫施塔特又用一種近乎厚顏的自負抵消了這種謙遜，就像喝下一杯甜美的潘趣酒激增的熱情一樣。總之，這個時值二十七歲的作者敢於在美國歷史每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時期發出聲音，但在很多地方霍夫施塔特的稚嫩又讓讀者感到有些尷尬。他對這些主題的批判會讓其他人覺得有些過了：他的談論對象不但都是不完美的民主主義者，而且有很多還是傲慢的道德主義者。威廉·詹寧斯·布賴恩，西奧多·羅斯福，還有伍德羅·威爾遜——非常不同的人物——都因為他們自以為正直而備受抨擊。其他好些人在智力上不合格。有些太桀驁不馴。霍夫施塔特向僅有的可以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三位總統開炮。他寫道：羅斯福的心智」經常不能觸及深刻的問題」；威爾遜」在就任總統期間沒能抓好經濟「；傑斐遜，這位蒙蒂塞洛的傳說人物「從未嘗試寫下一部關於政治理論的系統著作——這可以理解，因為他沒有系統性。」（補充一句，他這部全是由創造歷史的男性組成的政治諷喻劇振聾發聵，很尷尬的是它並未完成，當然他的遺漏與其說是霍夫施塔特的個人原因，倒不如說是因為1940年代。）

我們可以從霍夫施塔特的傳記找到他這種鮮明的自負性格的來源。她的母親在他十歲那年去世，他的第一任妻子費麗斯在她二十多歲時被病魔纏身。阿爾弗萊德·卡津在文章中暗示了費麗斯的病痛是如何影響到她丈夫的：「迪克照顧著她，在一間昏暗的房間中在她身旁，坐在一張黃墊子上，在黑暗中開始了《美國政治傳統》的寫作，他總沒法看清自己寫下的字。」人們在這句話中只能讀到這些。但是不難想像，年輕的霍夫施塔特隨著生命的逐漸消逝再一次受到多大的打擊，他決定在有機會時從他所學的東西中記錄下「精華」。卡津的詩性語言——「黑暗」的重演創造出一種籠罩著的晦暗——表明了他的朋友「沒有時間可浪費」的決心，霍夫施塔特意識到，忙於一些細碎的問題只會是浪費生命。怪不得C·馮·伍德沃德把霍夫施塔特描述為一個很難輕鬆相處的人，他總有打字員和傳記人圍在身邊。

所以，當他的生命因白血病而突然中斷，1970年在他54歲時，霍夫施塔特已經寫著了讓他名垂青史的歷史作品。「說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一個志得意滿的歷史學家似乎很無情——因為他在人生的全盛時期突然離世，」伍德沃德在追悼會上說，「然而在數量和質量上，在文體的優雅性和學術的敏銳性上……他極具創見的作品的豐富性宣告出一種純粹的滿足感。」

作者簡介：大衛·格林伯格，《新共和》的前執行主編，他是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哥倫比亞的同事，研究美國歷史。

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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