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真實的「五四」

文史 05-04

長期以來，人們對於「五四」的認識，大多都是從政治史出發，或者是從思想史出發的，很少從社會層面去認識那個時代，了解那個時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況，和他們的所思所想，他們的追求，從而展開一幅幅更逼近歷史原貌的畫面。

回到真實的「五四」

一個時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進入到社會的不同層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總是一種宏大的敘事，思想史重視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觀念，它們都具有極強的選擇性，如同一個篩子，常常把許多活的細節過濾了，變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條的知識。

回到真實的「五四」

「五四」最大的特徵就是它的多元和開放性，眾聲喧嘩，沒有權威，否定偶像，各種思潮、價值相互衝撞，相互融合，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生機和活力。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人，很少唯唯諾諾，都是有稜有角的。

「五四」的中國誠然是一個很不完美的社會，否則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這一幕幕鬧劇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場，這些鬧劇背後都有深層的社會原因。

一個沒有經歷過啟蒙運動洗禮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趕下了龍廷，也沒有在一夜之間獲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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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千年王權的終結，舊權威的消解，迎來了一個可以獨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時代。以往，在談論「五四」時我們常常聽到個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這些說法。

這些說法都沒有錯，以《新青年》、《新潮》這些新銳期刊和一些報紙副刊為平台，年輕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過了傳統的藩籬，熱烈地擁抱來自西方的林林總總的新思潮、新主義，嚮往一種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於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斷有北大向女生開放、女青年進入銀行和百貨業等新聞出現，一方面貞操問題成為知識分子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女性為反抗包辦婚姻而自殺的消息也時有所聞，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1919年11月湖南長沙的趙五貞自殺，青年毛澤東就在當地的《大公報》、《女界鍾》等媒體連續發表了十篇評論，為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大聲疾呼，甚至喊出了「趙女士萬歲」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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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解放的後面，本質的解放應該是社會解放。只有社會解放了，個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於成為空話。而社會的自我解放也意味著每個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個救世主來為你做主，來解放你。

這應該是「五四」的核心命題，德先生、賽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這些討論都是社會自我解放的一部分。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五四」已出現了公民社會的雛形，經過晚清以來幾代人的努力，從王權的枷鎖下漸漸掙脫出來的社會已擁有一定的自主力量。

「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也是從臣民向公民轉型的一代，他們的公民意識，社會責任感，比如對弱勢群體的關切，應該放在對國家命運的這個大尺度上來看待。

在當時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曾這樣說：「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許可權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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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新興的階層，「五四」時代引領社會潮流的知識分子，和另一個幾乎同時出現的實業家階層，如同歷史的兩個輪子，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正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社會解放不僅僅是通過知識獲得解放，也是通過經濟的發展獲得解放。以往我們對「五四」的認識有個誤區，以為「五四」不強調私有產權，其實，那個時代的人們擁有創辦私有企業、銀行的權利，有從事商業、追求財富的權利。不少實業家在致力於發展自己企業的同時，一樣關心社會，熱衷公益。

榮氏兄弟有一句名言，「愛國之心，未敢後人」。一個典型的案例，美國留學回來的實業家穆藕初，1920年做出一個決定，要拿出一筆巨款，以民間方式設立基金會，委託蔡元培、胡適、蔣夢麟、陶孟和等在北大學生當中物色候選人，資助他們去歐美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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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選出的人包括羅家倫、段錫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人，後來又加了一個江紹原。6個學生學成回國後在學術上都有建樹。這完全是一個實業家發自內心的無償捐助，不求任何回報，但這些受惠的學生永遠都忘不了，在抗戰時期他們曾設立一個穆藕初獎學金。

在「五四」學生運動激蕩的背後，正是有著社會的後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聞界，離不開實業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開的「國是會議」，由上海總商會與江蘇省教育會聯手推動。

那個時候具有相當自主性的兩大階層，已成為社會的支柱，軍閥佔據政治舞台的中心，他們則在社會舞台上做自己的努力，國家與社會相當程度上的分離，社會才會產生自己獨立的意願。這是「五四」之所以成為「五四」的根本原因。（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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